书画经典再现上博 ---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精品展

(黄公望　丹崖玉树图)

(欧阳修　灼艾帖)

好象已经形成了惯例，上海博物馆的大展总在一年的年尾开幕，并延续到新年的年头，似乎是期待将好事抢在最头里完成。继2002年成功地举办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之后，2003年，上海博物馆又接着举办了“淳化阁帖最善本”大展，2004年年末再接再厉，举办“周秦汉唐文明展”，连续三年无不是大展压阵。2005年，为祝贺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同时也是上海博物馆年末的压轴大展，上海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再度联袂推出“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古书画精品展”。此次展览共展出古代书画精品103件，其中上海博物馆42件，北京故宫博物院61件，在数量上更胜于三年前的国宝展，同时展品的品第也不在前次展览之下，而且展品与国宝展绝无重复。 　　本次展览的最亮点当属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隋人书《出师颂》，它们因为展现了早期书法的风貌而显得尤为珍贵。这两件书作的年龄都在千年以上，已相当脆弱，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此次只展出一个星期。 　　《平复帖》是目前存世最早的文人墨迹，是陆机与友人的一通信札。以草书书就，其书体界于章草与今草之间。无论文笔与书写都显得质朴无华，字与字之间不相连，笔划波磔尚存隶意，不断出现的枯笔与破锋是其使用的秃头硬毫笔特有的痕迹。由于时代久远，《平复帖》中有些字迹已经漫漶模糊，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作品的神气，反而使它的气韵显得更加古朴淳雅。《平复帖》的作者陆机是松江人，算得上是上海人的老祖先，因而这件作品在上海受到非常的礼遇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为目睹《平复帖》的真容，申城市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许多人清晨就冒着寒风在博物馆门外等候开门。展厅里更是日日排长龙，队伍从三楼书画展厅顺着楼梯一直蜿蜒到底楼大厅，甚至要再绕上几圈。尽管如此，观众们依然秩序井然，体现出极好的文明素养。 　　而另一件年代久远的章草作品《出师颂》则因其前年在拍卖市场上拍出的2000多万元不菲身价而赚得更多的传奇色彩。事实上仅就艺术水准而言，这件流传有序的隋人书作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它浑厚遒媚的书风让我们认识到隋代章草作品质朴古厚的魅力。 　　还有一件书作不得不提，它虽然在年龄上输给上面两位兄长，但在名气上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就是被公认为最得王羲之神采的冯承素摹《兰亭序》。王羲之的《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而真迹今已不存，因而这件下真迹一等的唐代勾摹本便让众多习书之人几欲有顶礼膜拜的冲动了，它毕竟是在真迹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接近书圣原作的作品。由于保存完好，冯摹兰亭还显得纸白版新，清劲的笔意透露出王书秀媚文雅的大家风范。 　　除了上述三件不可不看的巨迹之外，这次展览中还有不少名品是不容错过的。 　　先说法书，宋代书家几乎以完整的面貌在这次展览中亮相。首先是两位皇帝徽宗、高宗的墨迹，徽宗的《闰中秋月诗帖》是其典型“瘦金书”面貌。高宗赵构虽不如其父才华横溢，但用功极深，《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数米长卷写来一笔不苟，自有一派雍容华贵的皇家风范。“宋四家”中除苏东坡缺席之外，蔡襄、米芾、黄庭坚均有力作呈现。蔡襄的《行书自书诗卷》蕴藉潇洒、婉约淡雅，兼有王羲之《兰亭序》与王献之《洛神赋》的风采，向有“蔡襄第一小行书”之称。米芾38岁所书《苕溪诗卷》胜在姿态，在体势的欹侧与笔画的揖让中收放从容。黄庭坚的草书代表作《诸上座帖》则如行云流电，惊蛇游龙，使人心动目眩。除此之外，南宋的张即之、吴琚、赵孟坚等书家均有作品展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展览中有一批宋代的政治家、文学家的手迹展示。他们原非以书法名世，但他们手迹的留存却能够使人们更加真切地感知历史的存在。他们的书迹相当少见，不少甚至是孤本，因而显得尤为珍贵。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的《道服赞》就是其唯一传世作品，字迹清劲，兼有黄庭、乐毅之意。“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欧阳修此次有一通《灼艾帖》展示，是其存世最早的作品。理学家朱熹的《城南唱和诗卷》，是朱熹在潭州拜访另一位理学家张艳时与他的唱和诗，是朱熹38岁时的早年作品。而诗人陆游的《自书诗卷》又名《怀成都十韵诗卷》，是陆游回忆在四川时的情形而作。另一位宋代的大诗人范成大在成都时与陆游也有交往，这次展出的《中流一壶帖》是范成大写给自己亲眷的一封书信，书法蕴藉含蓄，略有黄、米二家的风致。姜夔与辛弃疾在词坛分别是婉约与豪放派的代表，他们的书风似乎也映证了这样的风格差异。姜夔的小楷《保姆帖考》字迹清劲娟秀，而辛弃疾的行书《去国帖》则作于36岁的壮年，书法流畅自如，不失其豪放的风骨。两位词人的手迹均为其存世唯一作品。抗元名臣文天祥30岁时所写的《上宏斋帖卷》清峻疏朗，流露出一股宠辱不惊的从容之气，人如其书，也正可与他忠贞不贰的民族气节相互印证。 　　元代书法部分则显示出赵孟緁在元代书坛毋庸质疑的领袖地位。赵孟緁崇尚“二王”书风为正脉，同时又主张全面复古，于正、草、隶、篆、章草等各种书体无不精能。此次展览中实际上有两件赵孟緁书作，都是信札。一件是《与石民瞻书札十通卷》，另一件则是他为妻子管道升代笔的《致婶书》。相对自由的书写形式，使得赵孟緁俊秀的行书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邓文原与吴棼倍都是赵孟緁复古主张的追随者，他们的《章草急就章》和《篆隶两体千字文》就是对古代书体的实践。康里虽是色目人，却浸淫汉学甚深。他学书于赵孟緁，能够直承王书之正脉，书风刚劲瘦硬，跳脱出赵氏的面貌，是元末最具影响力的书家。另一位在元末独树一帜的书家是以“铁崖诗派”享誉文坛的杨维祯，他的书风洒脱不羁，轻法度而重抒写情绪。此次展出的《真镜庵疏卷》堪称杨维祯的行书代表作，枯湿浓淡随意挥洒，透露出高迈的名士风范。再看绘画方面，更是佳作纷呈。 　　首先不能错过的是几幅五代时期的作品。其中上海博物馆藏的《闸口盘车图》是难得一见的界画杰构。图中描绘的北宋以前水磨和罗面机的装置结构，还为中国科技史留下了宝贵的图像资料。宋徽宗御题的韩轘《文苑图》描绘了文士雅集赋诗吟咏的场面，气氛非常儒雅。这张作品已被当代学者定为五代周文矩的作品，因其所绘场面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周氏《琉璃阁人物图》的后半部分大致相同，应是同一题材的两个本子。人物画方面，本次展览中还有一卷描写文人雅集的作品，南宋佚名的《莲社图》。它是北宋大画家李公麟的名作《莲社图》的一个摹本，虽然技巧上有欠高妙，但仅就其在构图、表现语言等方面继承了李公麟的方法而言，就已值得珍视。另一件名画顾恺之《洛神赋图》的摹本也有展出。这件高头大卷描绘人物众多，场面壮丽，着色鲜艳，十分抢眼。《洛神赋图》有多个摹本流传，从此卷的人物风格以及背景山水的画法判断应属南宋之后的作品。元代张渥以画《九歌图》著名，他继承了李公麟的白描人物画法，笔下的神仙个个鲜活传神。而《杨竹西小像》则是不可多得的元代文人肖像画。它的得名主要还是在于名人画、名人像、名人补景、名人题跋，整卷作品就是一次元末文人的集体创作。不过，不论王绎所作肖像，还是倪瓒添补的松石都非浪得虚名，虽随手点画，却传神入微，确为一代之经典。 　　花鸟画方面，此次可说是水墨一派尤盛。宋代的扬无咎堪称墨梅画的开派人物，眼见他的《四梅图》确实不同凡响，画法极其质朴，气格却格外清高。几瓣飘零的花瓣直惹得历代文人倾倒不已，画卷上钤满的收藏印就是明证。另一幅看得人心驰神漾的是宋宗室赵孟坚的《墨兰卷》，墨色不浓也不淡，兰叶如舞者般轻盈飞扬，花朵直接用墨点垛，端庄盛放，自有一种既雍容又娇媚的气度，确是开派大家的力作，明清以降的墨兰绝无此种仙灵气质了。同样的气质在赵孟坚的族弟赵孟緁的《竹石图》中也可见到。寥寥数笔却意涵无穷，为他“书画本来同”的诗句作了最好的注脚。此外，元代尚有李士也的《枯木竹石》、柯九思的《墨竹》、王冕的《墨梅》以及张中的《芙蓉鸳鸯》、王渊的《桃竹锦鸡》，都是画史上墨花墨禽和四君子题材的代表佳作。相对而言，设色花鸟在此展中则显得略逊一筹。然而南宋李嵩的《花篮图页》与元初钱选的《八花图卷》则堪称双璧，为此展中这一画种增色不少。前者是宋代院体画的代表，精工细作，敷色浓艳；后者则是文人气质介入的设色花卉，淡雅清丽。 　　最后来看山水画。宋、元两代分别代表山水画史上的两座高峰，一个写实、一个写意；一个状物、一个抒情。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其中却也有着必然的历史传承。 　　北宋山水画的主流是由李成、郭熙开创的以秀丽典雅而驰誉的李郭画派。驸马都尉王诜是这一画派中除了李、郭二人之外最著名的一个。在他的这卷水墨《烟江叠嶂图》中，若隐若现的树木，乍阴乍阳的远山，轻笔淡墨，水气氤氲，薄雾迷蒙，处处流露出诗情画意。王诜是宋徽宗赵佶的姑父，此次赵佶的《雪江归棹图》也有展出，在笔墨的运用上明显能看出后者对前者画风的继承与借鉴。尤其是王诜善画的枝干尖颖、形如舞动的小树，在赵佶的作品中也多有出现。到了元代，李郭画派仍然有许多传承者，朱德润、曹知白就是其中的重要画家。不过受时风影响，他们的画作中多少都融入了一些元代流行的董巨风格的元素。我们从此次展出的朱德润《混沦图》与曹知白《寒林图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时也可藉此了解一个画派融合与发展的历程。 　　南宋画风大变，这应该与时事的变迁相关，偏安南方的画家们胸中有所郁结，便将笔端的山水画得刚拔冷俊。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较多地吸收了北宋人的笔意，描绘了庭院中春、夏、秋、冬四时的景色，法度严谨、刻画精微，画中的小人几可呼之欲出。但笔调已变得刚硬爽利，落墨也浓重许多。马远的名作《踏歌图》则刚猛率意。“半边式”的构图与大斧劈的皴法都是最典型南宋画风的标志。 　　元代山水画又为之一变。这主要是有赖于赵孟緁对风气的扭转。作为元代艺坛的领袖，他在绘画中倡导“古意”与“士气”，意在摒除南宋画风之积习。一方面上溯五代画风，一方面将书法用笔融入山水画，造就出具有文人气质的风格。从他的《山水三段卷》中可对这种转变窥得一斑。在赵孟緁的开启下，以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为“元四家”的画家群体将这种重笔墨、重抒写的文人山水画潮流推向了一个高峰。 　　黄公望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富春山居图》，但此展中他的《丹崖玉树图》也别有一番风情。把王蒙与倪瓒的作品放在一起是繁与简、动与静的有趣对比。王蒙的《夏山高隐图》与《春山读书图》虽然描绘的都是安逸幽静的隐士生活，但是充满画幅的构图、细如牛毛的繁密皴笔都给人一种郁勃、躁动、精力弥漫的感觉；而倪瓒的《六君子图》则使用了他经典的坡树、湖面、远山的三段式章法，湖面是大块的空白，树石也画得萧疏而清淡，画中照例空无一人，天地万物沉浸在仿佛亘古以来就存在着的静寂中。与黄、倪、王三家喜用干笔作画不同的是，吴镇是元四家中最善于用墨的一个。他是个真正的隐士，喜欢以渔父词作渔父图，画面常有水晕墨章、元气淋漓的妙韵。 67件绘画、 36件书法，如此丰富的作品虽不能说涵盖了元代之前的绘画与书法史，但想要从中对这一长段艺术史作一管豹之窥却绰绰有余。 　　上海博物馆还有一个惯例，那就是每办大展必有学术研讨会，这次也不例外。12月28日、29日两天，来自国内、港澳台地区，以及美、英、德、澳、韩等国的艺术史学者200余人汇聚上博报告厅，就由晋至元的艺术史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讨论的议题铺展得很开，有综合性研究的论题：如薄松年的《宋画中的婴戏图》、徐建融的《向张择端学习》、任道斌的《赵孟緁与晋唐书画名迹》等；又有个案研究的文章：如韦陀的《论大英博物馆藏的〈洛神赋卷〉》、单国强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鉴藏印辨析》、薛永年的《梁楷〈八高僧图卷〉与南宋人物画之变》等等；再有就是关于鉴定方面的研究，如傅申发表的《怀素〈自叙帖〉的多胞本问题》、牛克诚的《绍兴御府鉴藏印格式及其真伪研究》、李德仁的《赵佶〈柳鸦芦雁图〉之真伪及其传世作品的鉴别》等等。 　　其中一些议题引发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傅申先生关于怀素《自叙帖》多胞本的研究，实际上是延续了去年在台北举行的怀素《自叙帖》研讨会的话题，在这次会议上又再度引起了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大多数学者的关注。傅先生的演讲结合了先进的图像比对技术，以期达成良好的说明效果。如在实物投影仪上将几个不同版本的《自叙帖》图像胶片进行重叠比对，又将不同版本的多个局部图版制作成幻灯片进行比对讲解，可谓精心准备，用心良苦。傅先生最后得出台北故宫藏怀素《自叙帖》与他最近看到的流落日本的《自叙帖》残卷均为北宋时期的映写本的结论。这一结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代表们主要围绕写本、摹本、映写本的问题，以及北宋苏氏家族收藏印等关键问题展开讨论，气氛热烈。而李德仁先生有关《柳鸦芦雁图》真伪的研究也引起了较为集中的争议。宋徽宗究竟善画粗笔还是细笔花鸟，一些特别精工的作品是否出自徽宗亲笔等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可喜的是，两天研讨会，会场中始终有大批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的学生以及研究团体的从业人员进行旁听，并积极地参与提问与讨论，这也体现出艺术史论界学术气氛的活跃与繁荣。 　　时隔三年，书画经典再现上博，而观众争睹经典的场面也再度上演。展厅外大排长龙，展厅内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这样的场面对博物馆以及艺术工作者而言是颇具鼓舞与启示作用的。它一方面显示了传统经典文化的魅力犹存，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老百姓对于经典艺术的喜爱与更多了解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