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雕版简史

黄小建 五代的宗教印刷仍然很兴盛，印佛经最多的是吴越国王钱弘淑。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杭州雕工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比欧洲人用铅活字印书足足早了四百年。1924年9月25日，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于砖孔中发现千卷左右的《宝箧印经》。卷首扉画前印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弘淑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己亥八月日记。” 南宋时期，由于都城南迁，杭州刻书业达到了顶峰，成为浙江乃至全国刻书和出版业的中心。以杭州为代表的浙本用笔方整，刚劲挺秀，刀法娴熟，转折笔画轻细有角，不留刀痕，反映原来字体最为忠实，成为后世刻书的楷模，影响了我国千年古籍刻本的风格。 根据文献记载，今中山中路太庙巷起至众安桥一带尚可考知铺名的书肆有二十余家。其时有国子监刻书，地点在纪家桥（今浙江大学湖滨校区附近），其刻印精美，为全国之冠，曾刻有《周易传》、《十三经》、《史记》等十七史，计1662卷。当时，集中了一大批民间书坊，有的书坊是从东京（开封）迁来。杭州所印之书，除经史子集类书外，还有医书、技术书、话本、佛经及民间通俗读物。由于其刻印精良，很多官方的书，也都拿到杭州刻印。宋代不少藏书家都认为：“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南宋时杭州书坊影响最大的是陈起所开设的书铺，由于陈起所刻的书影响太大，明清以来对他刻的书通称“书棚本”，家居睦亲坊（今弼教坊），有记载者近一百种，他的书籍铺有多种署名，如“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等等。此外，临安府中瓦南街东荣六郎家书籍铺，是从开封迁来。其所刊书字体秀丽工整、刻工精良、墨色厚重，为宋版书中精品。 杭州书坊林立，有“经铺”、“经坊”、“经籍铺”、“书籍铺”、“文字铺”等，有铺名可考的印刷作坊，在南宋时有10余家。到了明清时期，杭州的印刷作坊可考的有文宝斋、彗空经房、玛瑙经房、景文斋、善书局等几家。 北宋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籍，多数都拿到杭州去刻印，而非在汴京。《石林燕语》卷8谓：“京师（汴京）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虽然汴京比岁印板不减杭州，然印板质量却以杭州为上，何况汴京纸质又远逊杭州。南宋建都临安（杭州），书籍铺如此之多，雕版刻印之盛，更可想见。唐时杭州的雕版印刷业已有基础。杭州之所以成为一个最大的雕版印刷业中心，是有基础的。 杭州及附近一带是古代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而且以刻印精良而闻名全国，进入元代后，这里的印刷业仍居全国之首，由于政府的重要书籍拿到杭州刻印，更促使了这里印刷业的发展。民间印刷作坊最着名的有：南经坊沈二郎、睦亲坊沈八郎、勤德堂、沈氏尚德堂等。他们所印书籍出现了新的品种，即戏曲，故事等书，这是宋代版本中所少有的。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北宋司马光撰。《通鉴》由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史家绝笔。《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佑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佑七年刊印行世，是《通鉴》最好的版本。 由于政府的倡导，元代的佛经印刷也很活跃。南宋开始雕印的《普宁藏》和《碛砂藏》，到元代仍继续进行。《普宁藏》刻印于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山的大普宁寺，南宋末期开始筹备，设立刊经局。 宋、元以来，杭州的印刷以质量精良称颂，明代时，杭州有书坊二十多家。杭州书坊中，最着名的有勤德书堂、容与堂、胡文焕文会堂等。容与堂刻印的《水浒传》、《幽闰记》、《红拂记》、《琵琶记》、《王合记》等戏曲本，刻印精良，字体隽美，是明代杭州刻本的代表。胡文焕是杭州有名的藏书家，也从事编书和印书。他刻印的书以套书而称着，如《格致丛书》一套就有二百多种，《百家名书》103种，这在出版印刷史上很有特色。 且杭州素有藏书传统，至宋而大盛，直接影响元明清诸代。乾隆年间修建的文澜阁因收藏《四库全书》闻名天下，而如今成为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