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書歷史

黄小建 印刷術是世界公認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它的發明和推廣應用，對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稱為“文明之母”。雕版印刷術發明的時間大約在隋末唐初，即西元7世紀初期。最早使用印刷術者，多為民間或佛教寺院。有文獻記載，唐貞觀十年（西元636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梓行《女則》，是目前發現最早記載使用印刷術的文獻。五代的宗教印刷仍然很興盛，印佛經最多的是吳越國王錢弘淑。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杭州雕工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這比歐洲人用鉛活字印書足足早了四百年。1924年9月25日，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于磚孔中發現千卷左右的《寶篋印經》。卷首扉畫前印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弘淑造此經八萬四千卷，舍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己亥八月日記。” 南宋時期，杭州刻書業達到了頂峰，成為浙江乃至全國刻書和出版業的中心。根據文獻記載，今中山中路太廟巷起至眾安橋一帶尚可考知鋪名的書肆有二十餘家。其時有國子監刻書，地點在紀家橋（今浙江大學湖濱校區附近），其刻印精美，為全國之冠，曾刻有《周易傳》、《十三經》、《史記》等十七史，計1662卷。當時，集中了一大批民間書坊，有的書坊是從東京（開封）遷來。杭州所印之書，除經史子集類書外，還有醫書、技術書、話本、佛經及民間通俗讀物。由於其刻印精良，很多官方的書，也都拿到杭州刻印。宋代不少藏書家都認為：“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南宋時杭州書坊影響最大的是陳起所開設的書鋪，由於陳起所刻的書影響太大，明清以來對他刻的書通稱“書棚本”，家居睦親坊（今弼教坊），他的書籍鋪有多種署名，如“臨安府棚北大街陳解元書籍鋪”、“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等等。其所刊書字體秀麗工整、刻工精良、墨色厚重，為宋版書中精品。到了明清時期，杭州的印刷作坊可考的有文寶齋、彗空經房、瑪瑙經房、景文齋、善書局等幾家。且杭州素有藏書傳統，至宋而大盛，直接影響元明清諸代。乾隆年間修建的文瀾閣因收藏《四庫全書》聞名天下，而如今成為江南三閣中唯一倖存的一閣。 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之下，傳統刻書業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生存危機。通俗文化所帶來的快節奏的愉悅感，正逐漸取代傳統的藝術審美趣味。傳統刻書業更面臨著後繼無人的尷尬窘境。一方面，這門藝術要求雕刻者技術性強、經驗豐富、傳統文化修養高且極具耐心，而這些素質恰恰是在年輕一代身上丟失掉的。另一方面，刻書既勞心又費力，而回報則相當有限。 作為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對刻書業的整理、發掘及保存不僅是非常必要的，更是迫在眉睫的。一旦這門古老藝術在我們這代人手上失傳，損失是無法挽回的。整個中國，除西藏木如寺印經院仍有極少數人還在從事古老的藏文佛經雕版印刷外，幾乎已經找不到類似完全以手工形式刻書的雕刻者。 宋版翻刻“書棚本”《唐女魚玄機詩集》一書，每一道工序都是由手工製作，做工考究，備極精麗，如睹原物，甚至還到安徽專門請人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