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阜阳的哥儿们

陈士斌 从1977年全国改革招生制度（变推荐上大学为恢复高考）至今，不觉着30年都已过去。真是光阴如梭转瞬即逝。那天，电话突响，一个声音怎就这般熟悉？已经25年没有联系过，也从未通过电话的人，从千里之遥经耳机也能分辨得出，我为我的感觉庆幸：贺文杰的电话，喜出望外。 1978年3月，我逃离知青部落成为一名大学生。在我首次进入学生宿舍就看到他靠窗户呆坐着，一张黑黑的脸高尖的鼻子，说话有浓浓的鼻腔共鸣和很重的风台口音——他就是贺文杰，安徽淮南人。这也是我俩的缘分。我感觉出他比我老实，平时也无大言语，后来证实确实如此。分专业时，他与其他两名女生和四名男生学了国画，我则和13名“和尚”选修油画。贺文杰在电话里说，他是从向阳那儿知道我的，并且在网上查到了我工作室的电话。 张向阳，我阜阳最要好的同学、哥儿们，也已近10年没见了。不是不想见，也非不方便，现在铁路提速，渤海轮渡即将开通，从烟台至徐州走高速公路七八个小时，去阜阳再加上三四个小时吧。这些年父母去世没了家的感觉。后来我辗转定居大连，安徽就再没回去过。记得辞职去特区闯荡是在向阳家分手的，我俩喝得烂醉，当时的想法就是：人，一定要多见世面，出去走走；我答应向阳在正式离开亳州时一定要经过阜阳，但我也没有定居深圳或海口。1997年我举家北迁至大连，结果也没有来得及绕道阜阳与向阳辞行，偶食言心里也一直还惦记着这事儿，不知向阳是否耿耿于怀。 向阳在阜阳行署文化局工作，太太史丽貌美贤惠操家虑事，儿子考取了上海医科大学本硕博连读，幸福美好的一个小家令人羡慕。大学时，他的自行车简直就是我的，可以随便骑用；也经常去他家里玩。向阳的父母对我很好，我一直心存感激。1985年我从嘉山调回亳州那会儿，经常会到向阳的小窝喝酒甚至住宿；不像现在，动辄酒店饭庄浴室桑拿，那时候就是在家里，夫妻俩下厨房，哥儿们亲呢。大学时代通过向阳，我认识了杨国新。我们曾一起筹建阜阳地区油画研究会，曾一起办小飞（陈宇飞）的讲座，一起外出画写生。最近国新已经去了合肥，在省美协任要职，日前还来过短信要我住址并顺致问候；每当我与国新联系的时候，都会想到向阳。 吴为父母家前些年也从阜南迁往阜阳，虽然他的小家在合肥，可逢年过节也是要回到阜阳父母家团聚，这小子孝顺呀！吴为和向阳有福气，都生儿子。有趣的是吴为的儿子小名叫吴哥（戈），向阳的儿子叫安弟（迪），只要大伙儿凑到一起一定拿他们与儿子开涮。问道：吴为你哥来了么？向阳你弟呢？我从北京去皖南写生，途径合肥，便与如今定居安徽省会的吴为、武建政、卢贤武、方跃进等见面，还见到了从美国回乡探亲的毛蛋（健），那天很有感触。不管你走到哪儿，只要是老同学相聚，那份亲情和要好，总比新人的友谊更亲密，这就是大学同学的概念。那次，我在海轮上与向阳通电话，我把我要去皖南采风的事告诉了他，没想到他立即动身前往合肥与我们会合，实在感动，这就叫同学加哥儿们。等我乘坐的火车到站给向阳家去电话，他的娇妻无奈地说，不是听说陈士斌去合肥了嘛，他就慌的没魂了，已去了火车站坐上车了吧。我连忙谢罪。我说，我就是我就是，不好意思。 吴为是我们大学时的班长，绰号大傻，人高马大外表装傻，心里聪明极了。在同学相处中他人缘最好，没有得罪的同学，也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所以比他年长年少的总都能团结在他周围。他城府深有涵养，在罢课、闹事或与系里僵持不下时，大傻总能站在班上同学的立场上据理力争，所以威信很高。那次趁着我们同学聚会我猛忽悠他，第二年他和建政、贤武果然都去了北京进修。当然，主要是内因的决定，但我以为我的忽悠还是起很大作用的。我也想忽悠更多的同学去，大家都拿起画笔，到北京聚，可惜我好像离他们太远了。阜阳的陶明已经进修结业了，岳亮也已经25年没见过面，司金城改行写书法了，还有一些同学从毕业就一直没有联系过。 刘宾也在阜阳市文化系统做官，和范沙琪、贺文杰、郑方、乔森等同为77级国画班同学，难得的是刘宾和范沙琪结为了伉俪。我们的基础课油画、国画不分专业一起上大课，所谓大课全班也就20位同学。其中仅有两名女生。不像现在的大学，班级人数已突破40人，小女生多数过半。我们班两名女生中一个是下乡九年的上海知青，一个是年仅19的小姑娘，反差特大。77级18个秃头和尚多数仅对小姑娘范沙琪更感兴趣，而对稳重且少言寡语的陆文依则按大姐看待，敬而远之。刘宾在阜阳的同学中也是我最要好的哥儿们之一，如果向阳的自行车不在，他的车子一定会遭殃，我们同学会轮流着借骑。这小子虽然他爹是县委书记，可他本人却没有纨绔子弟的派，除了喜欢口出脏话惹得大伙儿模仿外，就是他，把艺术系美术专业77级唯一的班花范沙琪给抢到了手，让我们几个眼馋的要死。其实在平时，这小子背后也没少埋汰人家，现在想来都是障眼法，结果就那一朵花还竟被他抢了去。 　　尽管朱叶青（中国美术学院）在那本《那年，那天》里写道，查立回忆在阜阳师范学院工作的那几年里，阜阳给他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地方，阜阳师范学院的乌鸦可能比浙江美术学院的乌鸦还黑”。“阜阳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学生，几乎都是开后门进来的。每年美术系招生，评卷的老师进了评卷室看的不是作品，也不是根据作品好坏评分，个个都在画面上找各种事先与考生约定的记号，一个圈圈加个点，走上角画个叉…… 没有正式考试之前，老师们就开始接受大量贿赂品”。我想我上学时还没这么严重，尽管我的毕业分配近乎是发配，尽管我们班上也有几个成绩较差的后门生，四年学习中也出现过恶作剧，甚至有人告我偷听敌台，说我画的写生展海报有国民党党徽的嫌疑等告恶状的情况，但那毕竟是我的母校，我在那里生活了四年。况且查立去的时候我们已离开了阜阳，此一时彼一时，境况当然不同。同学与我之间不可能没有磕磕碰碰，但他们毕竟是我的同学，有要好的有一般的。那时我们都还是“和尚”，都很年轻，所以我们也是哥儿们，我们之间不应该忘记。 三十年过去了今非昔比，有的同学已经是教授、院长、局长、老板，还有两个成了“外国人”。大家当时之所以走到一起，从表面上看是为学习艺术，但现在绝大多数都不从事这个行当了，迫于生计还是为了家庭，因为无趣还是当初就不喜欢，也无关紧要。当然，生活的圈子更不仅限于阜阳那座偏僻的皖北城市，但是彼此唯一不能改变的就是我们依然还是同学;不管你如今多富有，也不管你官多大，我们只能是同学。 　　因为过去不可能更改，所以过去都将成为了永远。                         2007年1月28日初稿 5月2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