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

文/赵规划     一九五五年，正值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也是新中国诞生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期，我出生了。父亲为了使人记住这样一个有特殊烙印的年代，为我取乳名规划。后来上学了，规划前又加了个姓氏（当地叫连根倒），父命如天，衹好沿用至今。 我的童年生活大都在安徽北部一个小县城所属的烈山区度过的。 烈山，系苏北云龙山脉之尾，一座在地图上无法找到的无名小山，海拔不过百米，小得象个大盆景。为什么称烈山？至今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一九五O年，十七岁的父亲中学毕业后，正赶上朝鲜战争爆发。父亲报了名，胸前带着大红花，骑上高头大马，正要开赴朝鲜战场时，因烈山区刚刚组建，急需一名文化干部，父亲被选 中并留了下来。在这块土地上，父亲一干就是十三个春秋。父亲的爱情、婚姻、事业、梦想在这里，父亲的失落、无奈、打击、创伤也在这里。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风暴不堪回首，也打破了我家平静的生活。由于“反右”的扩大化，父亲莫名其妙地被解除了公职，和一帮朝夕相处的“右派分子”住进了牛棚，接着就是无限期的劳动改造。父亲是一个能够忍受痛苦的人，所有的折磨和不公平待遇，全都自己默默地承受着。是什么原因，父亲至今也未告诉我们。 父亲秉性温和、诚挚，心存宽厚，言语不多，寓有深意，时常还带点幽默，在他面前我是无拘无束的。多年相处，就是有不对的地方，父亲只是点到为止，从未体罚过我。从记事起，对他就十分崇敬，只要父亲在，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溢着欢乐和幸福。父亲还有点文艺细胞，对书法、诗词、曲艺等方面都有较深的研究。闲暇时总是绘声绘色地讲一些自己创作的故事和童谣什么的，与我们同乐。其中最熟悉的还是那首《雪·桥》，至今仍然常记在心，信口如初。 一 北风呼呼叫 大雪纷纷飘 地上银花儿 堆起三尺高 早早上学校 路上行人少 一个老头儿 躬腰把雪扫 先往东边扫 后往西边扫 扫净小路儿 又去扫大道 我心不好过 怜他年纪老 走到他面前 把他老人叫 老人呀你早 老人呀你好 这般大年纪 扫雪还起早 老人抬头瞧 对我微微笑 老人点点头 夸我好宝宝 二 白发老老 颤头颤脑 一步一步 要上木桥 心惊肉跳 两腿一软 忽然跌倒 孩童看见 吃惊不小 赶快上前 扶起老老 帮他拍灰 给他拾帽 扎稳脚步 扶他过桥 送他回家 然后到校 老师问他 为啥迟到 提起这事 细细报告 老师赞他 很好很好 父亲给我带来的不只是欢乐，更多的应是一种民族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启蒙。 接受“改造”的父亲，被发配到很遥远的地方。一开始，母亲总是瞒着我，说父亲工作忙，要么下乡出远门了，要么晚回早出了什么的。在这期间，父亲单位一位同事的妻子，过一段时间，来我们家一趟，取走一些生活上的用品。她每次来都有意识的避开我，偷偷地和母亲说着很长时间的话，有一次竟看到她们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后来才知道父亲的同事也是个“右派分子”，半年前得了伤寒病，死在了农场里，被看管人员给偷偷地埋了。阿姨知道我们家境不好，一家人生活靠母亲支撑，一天不上班，一天就得挨饿，所以探望父亲都由阿姨代劳。但她丈夫已去世半年多了，仍瞒着我家，并继续带东西看望我父亲。后来阿姨要改嫁了，当和母亲告别时，才知道此事。据说阿姨嫁给了一个南方人，以后的日子，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她。每每担到此事，我们全家都十分想念她。 在父亲快要“解放”的前一年的秋天，母亲准备带我去探望父亲，临行前，母亲准备了很多吃的东西，其中记得最清楚的应是炖熟的两条小鲤鱼，放在一个铝制的饭盒里。很长时间没有吃荤菜了，看到这些好吃的东西，嘴里发馋，我和弟弟围着这些好吃的东西，呆呆地站在那里，嘴里直流口水。就是这天夜里，我和弟弟没有一点睡意。那时真不懂事，半夜里竟然将两条小鱼偷吃了一半，怕母亲发现，把吃过的一半翻过去，看上去象没动的一样。后来母亲告诉我们，当时我哥俩所做的一切，她都看得清清楚楚，不但没有指责我们，还在被窝里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在狂热的一九五八年，三周岁的我，恍惚中没有更多的记忆，听大人讲，那时浮誇风盛行，到处红旗飘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撼天动地。向着洋犁子洋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目标迈进。但我家那时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父亲停发工资，每月只靠母亲的一点点计划供应粮，不到几天就吃光了。母亲为了多挣一点钱维持生活，还要照顾我和刚出生的弟弟，又捨不得丢掉在区供销社的那份工作，只好又请来大姨的女儿（淑华姐）来照看我们。这样，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肩挑了。后来多亏我外祖父的资助，才勉强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 外祖父葛元亮是我童年时印象最深的一位老人。他一八九八年生于安徽萧县葛堂村。一生经历过晚清、民国直到建国后八十年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九死一生。他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勤俭持家，是一个典型的极具个性的中国农民。同时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上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注重传统礼节，热爱本土文化，还临写过欧阳徇书法和孙过庭的《书谱》。在村里辈份最高，人称亮爷。外祖父在我的印象中，高高的身板，堂堂正正，一派文人像，言语不多，但很有份量。他生来两大爱好，一是下中国象棋，二是抽汗烟袋。两项爱好都具备很高的水平。当然我最佩服的应数他的象棋。当我上小学时，象棋水平在班里名列前节茅，而和他对阵时，三二招，就把我杀得一败塗地，十战十败，还不服气。 外祖父没有儿子，一生养活了三个女儿，母亲排行老三，也是外祖父最疼爱最娇惯的宠女。母亲生下我之后，外祖父放心不下，为接济和照顾我们，他变卖了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只留下一所空宅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大跃进的年代没有市场，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切按照前苏联的生活工作方式，过集体农庄，吃大伙（大锅饭），不准许个体家庭开伙，谁的厨房里冒烟，谁就要受到惩罚，所以家里也不允许存放粮食。外祖父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有时回老家偷偷地收购一些粮食，怕查巡没收，往往是等待风雨夜晚，步行百里，从偏僻的小路或庄稼地里趟过来，我经常能看到他被划破的皮肤留下的斑斑血迹。 外祖父是我一生中最崇敬的人，三十多年朝夕相处，给我更多的是感情和恩情。“要想叫别人说好，就得首先做出好样子叫人看”，这是外祖父常说的一句话，也是我一生的座右铭。一九八六年，经历过几次大病的他，再也没有站立起来，以八十八岁的高龄离开人世。临行前，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但始终没能说出一句话，看得出，他是多么留恋这个世界，留恋所有相识的人。 一九六O年，正是个饥馑的年月，父亲被提前“释放”了。父亲回到原单位，因经济困难，只补发了很少一部分工资，暂时也没有安排工作。父亲从不求人，看到区里人员已满，也不好挤掉别人，并主动要求到基层乡镇工作。领导同意父亲的请求，后来安排区所属的马桥乡合作社任职。 这一年是我童年经历中最艰苦的一年。记忆中，什么都吃过、地里的野菜、河里的杂草、杨柳树上的叶，还有红芋叶、棉种、豆饼、树皮等等。当时我已六岁，饥饿的情景记忆犹深，大人小孩都有气无力、面黄肌瘦，像鸡觅食一样，四处寻找吃的，觅一口吃一口，否则，生命难保。 为了糊口，外祖父购置了一轮“二黄”架子车，让我表姐和他一起到二十里以外的东山拉瓷石，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母亲就把看管弟弟的任务交给了我。小时候我们常去的地方就是龙河大堤。龙河是一条疏通皖北地区的一条人工运河，为了稳固坝堤，两岸大堤栽满了各种杂树和一些果树，每逢春天来临，大堤上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各种颜色的蝴蝶飞来飞去，尽显着自然界的和谐与融洽。眼下在这个灾荒的岁月，美丽的景色却变成悲凉、荒瘠、凄惨…… 邻居大一点的孩子，经常带领我和弟弟到这里寻觅一些吃的东西，如富富苗根、毛迪姑草什么的，就连河岸边的小榆树的树皮都被啃得精光。最可怕是经常能看到河滩上和草垛旁躺有饿死的讨荒人，有时居然还见母亲怀里抱着婴儿。 母亲是一个能干的人，逆境、艰辛锻炼出她的自立、自信和坚强，不垮的信念，支撑着这个家。她每天下班回来，都要到很远的地方摘野菜、捋树叶。记得有一次，母亲爬到一棵高大的柳树上，打落了很多的树叶，我在下面一片一片地往刚刚买来的新竹篮子里拾。这时，树的主人突然到来，一面训斥我，一面还要夺走篮子，母亲还未来得及从树上下来，我死死地抱住篮子，最后还是扭不过大人，篮子被夺走了。那件事距今已相去久远，但印在我脑海里的那个画面，仍然清晰如昨。 享福的岁月，淡如烟云。吃苦的日子，能让人铭记一生。童年的那段难熬的日子，吃的最多的应是树叶了，印象最深是柳树叶，把它洗净放进开水里氽一下，冷却后拌点盐，好吃极了，靠这个也救活了不少人。至今我还能记住母亲的一句话：“待以后日子过好了，这柳树叶也是个好菜。” 那时候，我家的居住条件也十分简陋，面积很小，是父亲单位给租赁的。一处四合院，土坯墙草房，残缺凹凸的院墙长满了毛毛草，看起来已经很有年头了。院墙的中间是马鞍子过底，黑漆大门，颜色早已斑驳不堪。院内正中央有一盤磨，磨的后面是个大鸡圈。原先鸡圈里养着四五只母鸡，房东靠鸡下蛋换些火柴、食盐一类的生活用品。由于年景不好，鸡的营养不足，隔三差五才下一次蛋。房东怕鸡蛋丢失，每天一大早就用手指头往鸡屁股眼里捣，看看有没有蛋，然后记好数。羞辱的鸡不堪戏弄，常常叫作一团，拼命地挣扎、反抗，有时还真弄得鸡飞蛋打。如今的鸡圈早已是鸡去圈空了。由于鸡圈靠近屋檐，每逢雨天，被水浸泡的鸡屎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只有紧靠南墙根的那棵古老的大榆树，仍然焕发着生机，既能给人以沧桑之叹，又能给人以苍劲之美，特别是夏日来临，串串榆钱，垂挂坠地，郁郁葱葱，绿阴如蓝，那久久不散的清香至今还在回味之中。 院内居住三家，正房三间堂屋有二间住的是这个院的主人。西面一间和门外的厨房是我家的。对面东屋住的是一位姓王的单身男人，是个教书先生，看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擦皮鞋，无论晴天雨天都穿着它。平时也很少搭理别人，每次看到他都有点畏戄，所以对他也没有更多的故事。 平时我们来往较多的算是房东了。房东姓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生活条件相当差。印象中，每到入冬，大雪封门时，全家都挤在一张大床上，没有大事，一般都不下床，更很少出门。每到秋冬换季时节，总是把家衣装进棉花改成冬装，有时是一件棉衣轮换穿。 那时候，玩的最好的就是房东家的宝子。宝子排行老二，别号叫“毛鞴”（芦花与草绳编制的一种冬鞋）。因家里穷，买不起鞋，父母会做毛鞴，记忆中，好象一年四季都拖着它，所以我们都管他叫“毛鞴”。宝子比我大五岁，个子不高，很墩实，黑黑的，大大的眼睛，一件带大襟的纸底白花的家襖穿得都掉了色，右肩膀经常别着个小毛巾（擦鼻涕用的）。每天太阳落山之前，他都爬到榆树上望着天空，高喊着不知名的怪调。光阴如箭，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说来凑巧，去岁暮秋，朋友结集故地访幽。小酌之中，叙谈往事，席间其中一人谈及小时有叫规划与我重名，听着惊诧，慢慢核实，讲此话人正是儿时伙伴“毛鞴”宝子。应宝子相邀家中，重温情谊，沧桑世故四十年，一言难尽。夜阑迟迟不寐，次日区别，吾以尽相赠，宝子依依惜别。如今来往不断。 我们家门前是一条小路，路对面是一条排水沟，沿着沟还有一道铁丝网，里面是矿食堂。我们经常越过铁丝网去捡一些从食堂的后窗户扔过来的菜叶和骨头什么的，来改善生活。有一年春节，我意外捡到一个羊衣胞胎，里面还有四个没生出的小羊羔，我们全家都兴奋极了，这在当时，可算是上等美味了。清洗过后，又加点大白菜和胡萝卜，整整炖了一锅，美美地吃了两天。这年春节，是我家永远难忘的。 又过了一些日子，全家进入父亲工作的马桥乡，客居赵滩村。一九六二年，国家为减轻财政负担，在全国范围内裁减公务员二千万，父亲也在其中，不久，我们回到了老家淮北。 一九六二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不论吃的好差，似乎能填饱肚皮，开始有些生气了，那年的夏天，太阳也显得火热。广阔的田野里到处都冒着热蒸汽，村头几乎看不见一个行人。知了争先恐后地叫着，并以其尖锐的嚎叫超越了其它所有声音，青蛙在水里只露出两只大眼睛，蚂蚁也藏在深深的洞穴里…… 正晌午，大人们都午睡了，孩子们是自由的，三三两两地玩着自己喜爱的游戏。这一年我正好七周岁，暑期过后，就上一年级了。学龄前的日子是幸福的，没有过多的思想，没有学习上的压力，玩得也十分开心。那时乡村的娱乐项目也非常丰富，如打棱头、抓杏核、玩琉蛋、门鸡、杀猪、赶羊等等。 比我大两岁的小四，弹琉子、抓杏核是高手，每次和他比赛，我都是输得精光。这一天我凑足了一帽殻儿杏核，准备好好地和他干一场，没想到很快又输光了，连急带热，早已汗水涔涔了。 南坑（大水塘），紧靠村的东南角，平时村民洗衣服、淘草、牲畜用水全得益于它。水塘的形成，有历史了，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说不上来了。塘的四周长满了芦草，年复一年，非常稠密，紧靠芦草的水面上，长满了绿苔，偶而也能看到不知名的水鸟在塘里游来游去。 塘里的水那时未被污染。每逢夏天，这里游泳的人很多。正午在强烈的阳光下，没有一个人下水，只有一架水车（用来排水的用具）躺在水塘边。水面上看不到一丝波纹，静静的，而又显得阴森森的，有点吓人。由于没有大人的保护，我和小四都不习水性，只能在塘边的水里浸泡一会，来降低一点温度。后来我又爬到水车上玩耍，就在我爬上水车还没坐稳时，小四调皮地用脚一蹬，而他却上了岸，头也没回，跑得无影无踪了。谁知水车却缓缓地向水塘中央漂去，这时我已手忙脚乱，吓得魂不附体，又手作划桨，拼命地扒水。由于方向相反，越划离岸越远，再加上精神紧张，水车左右摇摆，随时都有翻的可能。这时的我，孤独、无奈、恐惊，连叫喊一声的时间都没有了。因极度害怕和高度紧张，水车失去了平衡，终于翻了。 水塘中间的水是很深的，表面上被阳光照得有点温度，而一米以下却很凉。人与水车分离了，最初的感觉就象掉进了冰水里，全身绳索捆绑的一样。当我努力第一次露出水面时，水车已离我很远了，双手在拼命地挣扎，不停地拍打着水面，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不要下沉，牙也咬得紧紧的，不能喝水，脑子在想。后来每次露出水面，都胡乱喊了些什么，再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事后听父母讲，午休后，大概三点多钟，社员陆续下地干活，突然有人发现水塘的中央有人漂在水面上。当捞到岸上时，已是面部发青、手脚冰凉、不省人事了。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无救了。父母闻讯赶到后，只是悲痛欲绝，书生气的父亲，从未遇到这种事情，显得茫然而不知所措，拎起双脚，头朝下，希望能将肚子里的水倒出来，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其实这样没有一点科学道理），大家都在摇头叹息。这时，年纪大一点的人提议将我放在下地干活的牛身上，胸脯紧贴着牛的背部，沿着麦场，不停地走动（似人工呼吸），我的父母及到场的所有亲属，紧紧跟在牛的身后，并不停地呼喊着我的名字，下地的村民都站在场的周围，等待着奇迹的发生。一圈、二圈、三圈……不知转了多少圈，奇迹真的出现了牛背上的颠簸，家人和亲友的千呼万唤，终于使我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