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何以成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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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01-05 00:00:00 来源:雅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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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初,尤伦斯美术馆开幕展使得“85美术运动”成为美术界的讨论焦点,自然也引出不少圈内人士对“85美术运动”本身的意见。不满于展览的批评者多以“85美术运动”是一场群体性的运动而不是少数大师的运动为由,批评展览仅仅展出几位所谓“大师”的作品,没有反映“85美术运动”的全貌。这种批评确实有一定道理,看过展览的人无不觉得一堆作品似乎被放进了一间豪华的“停尸房”。此类批评者对展览提出批评,总是出于历史责任感,但是与此相对的则是有人试图诋毁“85美术运动”本身的历史价值,认为其活动范围狭窄,不值一提,其中尤以程美信的“神谎”说最为典型。“神谎”说认为,“85美术运动”是由少数人参与的运动,它发生在少数地区,其作品仅仅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模仿,没有任何本质性的突破。进而认为,这一少数“85美术”的参与者又在任意夸大与编造“85美术运动”的谎言,所以“85美术”已经成为“神谎”。“85美术运动”是不是“神谎”,我谨提示持此论者去阅读80年代《美术》杂志、《中国美术报》、《江苏画刊》、《美术思潮》等几本最为基础的资料刊物,读毕结果自然分明。 不知如何认识,如何评价“85美术运动”,这似乎是我们现在艺术界真正面临的“85美术”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85美术”展开一系列个案研究,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除去无知者,很多人认为“85美术运动”是一个群体性的运动,它不是某几个群体,某几个人的运动,而是全国各地数百个群体组成的整体性运动。这种观点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现在中国当代艺术相比,80年代的前卫艺术则显出大众化的特点,例如,从1985年10月份《江苏青年艺术周·大型现代艺术展》的观众留言薄中,我们便可看出,当时的参观者不是现在怀着窥视心态的外国人,也不是带着钱袋的收藏家,而是普通的学生、大众。因此,如果说“85美术运动”是圈子里的运动,那么现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则是圈子里的圈子。而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把“85美术运动”称之为群体性的运动虽然能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但对揭露“85美术运动”的内在话语关系则极为不利。如果按照前者的历史逻辑来书写历史,最终会将这场运动整理为数本资料集,而揭示不出这场运动的内在结构。所以,我们在明确 “85美术运动”是一场群体性运动的同时,更应该从某几个群体、某几个媒体着手进行研究,最后众多研究成果自然会组成一部群体性的历史。英雄史观虽然故意夸大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但却揭示出社会发展的一种权力结构模式。在某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小人物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性,是它们使事件/运动成为其自身。而在这一特定结构中,必定有一个权力、话语中心引导着运动的发展。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是以巴黎人民的群体起义而闻名于世界,但吉伦特派、雅各宾派、拿破仑等却成为革命果实的享有者,权力、话语最终还是集中到少数人手中,“85美术运动”的逻辑也是如此。数百个群体构成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的“85美术运动”,而如果没有部分批评家和艺术家的积极组织和参与,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堆展览消息而已。所以,“85美术运动”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才能说此运动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一场前卫艺术运动。“85美术运动”之所以定为85年,不仅仅因为在1985年一年的时间内出现了众多展览,还因为1985年涉及到某种更为核心的权力话语。1984年底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美展”对1979年——1984年之间的创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同时也成为“85美术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因此,“85美术运动”与80年代初出现先的乡土、伤痕、唯美主义等艺术潮流并没有直接联系,相反,存在更多排斥关系。在80年代初可以被称为前卫的乡土、伤痕、唯美主义等,到“第六届全国美展”为止,都已成为正统的学院派艺术,因此有了青年艺术家对“为形式而形式”、“小、苦、旧”等艺术弊端的批判。在1984年底召开的“第六届全国美展油画研讨会”中,与会者就已经提出了对展览的批评性意见,对展览的批评也一直延续到1985年4月举办的“黄山会议”。所以,在1985年,号召艺术自由,提倡观念更新已经成为美术界的普遍呼声,而非某几个艺术家的前卫行为。最初,官方权力话语和青年前卫话语在纠正“第六届美展”弊病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而是在具体实践“如何体现艺术创作自由,如何更新观念”时,两者才分道扬镳。 1985年5月,发生了两件事:第一,《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召开;第二,中国美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者作为预示“85美术运动”开始的一个关键展览,已被赋予极大的历史价值,但后者的话语价值却一直没被发现。以现在国内美术界的状况来看,美协与当代艺术已经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但在80年代情况则完全不同。代表国家权力话语的美协有着绝对的领导权,它们控制了整个国家绝大多数展览的举办权。艺术家要想生存,必定要寄居于特定的权力机构,如学院、画院、编辑部等部门,这些机构又与美协有着多重关系, 所以,80年代艺术家的身体实质上是处于权力话语的严格控制之中。正是由于这种结构,“第四次美代会”的精神才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对“85美术运动”的影响不在于会议过程中提出了什么前卫观点,而在于它以官方的名义划分了一个创作的时代。在开幕式中,华君武做了取名为《团结奋斗,开创美术事业新局面——第三次全国美代会以来(1979-1984)的工作报告》的工作报告。通过这个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85美术运动”的“85”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来自整个美术界自上而下对一个艺术创作时代结束的认可。《美术思潮》1986年第1期发表了高名潞的《一个创作时代的终结》一文则点明了这一被公认的问题,此文和4月份《八五美术运动》一文的发表预示了“85美术运动”由“自发阶段”转为“自觉阶段”。1986年《‘85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展暨学术讨论会》、1987年黄山会议等活动则成为运动自觉阶段的具体实践,最终,“85美术运动”随着《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的一声枪声而结束。简单梳理运动线索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后期有组织有计划的事件和展览,也就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85美术运动”。既然明确了组织和计划的重要性,我们就不可能消除当时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对运动的回忆与总结,也就是程美信所说的“神谎”。在此,“神谎”已经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现在出现于报纸杂志上的有关“85美术”的访谈就是“神谎”的一大体现。而作为“85美术运动”的研究者,任务就要在参考“神谎”的同时,发现新的研究角度,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我们要抵制的不是“神谎”,而是试图忽视“85美术运动”历史地位的无知者。 自“85美术运动”发生以来,评论家就对其性质发生过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反思这次美术运动重在“思想”还是重在“作品”。1986年《中国美术报》28期中,栗宪庭的《重要的不是艺术》一文就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对“85美术运动”的反思态度。但是,无论是运动的推动者,还是运动的反思者,都正视着“85美术运动”的价值,并且没有质疑其前卫性,分歧不过是产生在追问其前卫价值的具体内容的过程中。今天,可能很多人对“85美术”的判断还停留在比较当时作品与西方现代艺术关系的层面,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此,那么对这场运动的研究就超越不了80年代的讨论范畴。总体来讲,“85美术运动”中,除去“北方艺术群体”和“新具象”两大团体之外,其它群体还是以作品为主。前两个群体虽然出现了大量的文字,但是,文本与作品分离后将毫无意义。至于作品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关系,在80年代已经谈得很多,主要讨论的是艺术中的“模仿”问题。艺术中本来就存在无数的“模仿”行为,因为模仿与创新仅有一壁之隔。创新不是艺术家躺在床上凭空想出来了,而是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变革,其中避免不了模仿的痕迹。批评当时作品粗糙的“唯技术论者”、认为中国发展现代艺术条件不成熟的“教条主义者”都没有理解前卫艺术的本质,而“85美术运动”的意义也恰恰在于它的“前卫”性。“前卫”只能是处于边缘,而不能占据主流,作为前卫艺术运动的“85美术”虽然轰轰烈烈,却从没有占据过官方学院派的“高地”,成为领导者。80年代中期提倡形式美的吴冠中,看似是一前卫,但在美协为其举办完个展后既规之学院,由一革新者变为新潮美术的批评者。因此,我们可以看出,“85美术”的参与者并不是吴冠中之类的改良派,而是彻底的革命派。前卫的性质注定了“85美术”的发展体现出“圈子”化的特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圈子化”而忽视它的重要性,因为任何历史运动的发展都表现出“圈子化”的特征,政治永远是少数人的事,美术也是。“圈子”的概念不是我们衡量某个运动是“小众”还是“大众”的标准,由这个“圈子”造成的影响才是关键所在,以此来对比“85美术”和当今的中国当代艺术,哪个更圈子化,不说自明。作为前卫运动的“85美术运动”又体现出不同于西方前卫的复杂特征。高名潞提出的“整一现代性”概念很好地概括了这个时期中国前卫艺术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用“官方”与“非官方”,“政治”与“非政治”等二元对立的模式来定义“85美术运动”。这个运动的参与者与组织者大都生存在官方体制之内,他们是一群带着镣铐跳舞的“前卫”。“85美术”的几个重大事件都离不开官方的支持,如85年“江苏大型现代艺术展”、86年“幻灯展”等。“85美术”中的前卫艺术家之所以有如此的影响力,也离不开《美术》杂志等官方刊物的支持,可以说,如果没有官方话语的参与,“85美术”也不可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整个“85美术运动”所体现出的是“地方话语”与“中央话语”、“前卫话语”与“官方话语”之间相互排斥与吸引的关系。 80年代是个复杂的年代,而“85美术运动”又是这个年代的一个缩影。我们应当用一种研究的眼光去看待这段历史,而不是一味的批评与否定,吹捧与赞扬。‘85之所成为‘85,不仅仅是因为出现了众多展览和一系列作品,还在于参与者们在与官方的复杂关系中自觉组织了一系列活动,是后者使得这个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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