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庄画家村退房案能否案结事了？

　北京通州宋庄画家村，一起村民卖掉农宅又要收回的“退房案”已经两级法院审结，村民讨回了宅基地，而画家李玉兰则被要求限期搬离。这是宋庄13起村民诉画家退房案中已有终审判决的第一案，它的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案件及双方当事人本身。因为它不仅将影响到其他12起同类案件的诉讼结果，影响到一个村庄的经济命脉，而且也将在更深层次上触及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现行法律制度。为此，人们不禁追问：宋庄退房案能否案结事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进行这样的追问似乎有些天真和无知。毕竟住宅买卖人之间发生如此的不愉快，特别是购房人面临如此的尴尬，一切源于我国对农村宅基地和农民相关利益的特别保护，源于买卖双方当初就违背了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可以这么说，只要相关法律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只要当初卖掉住宅的村民愿意“反悔”，类似的事件还会发生，类似的判决还会出现。希望退房案能案结事了，等于指望司法去越位解决立法的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首先，我国是一个制定法国家，立法的任务是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为法治提供前提和基础，而司法的任务则是严格适用法律，将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人和事，从而实现立法的预期目的。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法官只是法律的传声筒，只能按照三段论的方式将法律规定适用于法律事件，而不允许“法官造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即使法律存在明显的缺陷，在没有被修改补充之前，法官也必须予以适用，而不得随意弃之不用，否则就是违法。 　　事实上，限制农村宅基地流转是我国多年来的一贯做法，改革开放近30年来，城乡藩篱逐步被打破，但农村宅基地却始终是一个坚硬堡垒，在一些重要立法中人们不断呼吁放开宅基地流转，都没能获得“通过”。最新的实例就是去年制定的《物权法》，再次重申了宅基地只能由集体组织成员占有使用的原则。显然，农村宅基地能否流转是一个立法问题，取消限制和打破禁锢，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修法的方式加以彻底解决。人民法院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制度，认定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判定画家李玉兰与宅基地房主之间的买卖关系无效，是合法的和正确的，有足够的法律依据。而且法院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当然，近年来呼吁农村宅基地流转放开的声音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一些专家学者也从多方面论证放开宅基地流转政策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认为农村宅基地制度长期滞后于城市“房改”和土地有偿有期限使用制度改革，阻碍着农民住房财产的市场流通。特别是目前农民住宅产权的不完整性，使农民仅有的财富不能作为资本来运作。这不仅影响了金融资本进入农村，也不能保证在交易中保持公平和保值增值。同时，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农民进城打工定居的增多，随着农村加快中心村、镇的建设，客观上要求解决农村宅基地出租、买卖和抵押的问题。看来，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有其必然性，一些省份的探索也给了我们很大信心。不过，要成为司法的基本依据，彻底解决类似的宅基地住房纠纷问题，做到案结事了，还需从法律上为农村宅基地流转解禁。 　　总之，立法的归立法，司法的归司法。没有立法上的科学合理，就没有司法上的公平公正，当然也就没有经济和交易秩序的稳定和安全。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决不能指望司法去越位解决立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