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艺术

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满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这与它力图与国际经济秩序接轨的努力密不可分。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身处都市的人们来说，由此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自己选择认识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越来越多，这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的中国人都能体会到的。文化和艺术与之相应地，也发生了并且还正在不断发生着一系列巨大的变化——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单一文艺风格向多元化的表现风格转变;就艺术而言，其为特定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功能正在不断减弱，而其传达艺术家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个人化感受的表达和评价功能正在得到越来越强烈地发挥。正因为如此，艺术表达的媒介和手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装置、录像、摄影、电脑、行为、环境等艺术形式在架上绘画和雕塑一统中国艺坛的现象中，打开了一道道缺口，它们改变着并且丰富了人们的视觉审美经验，使艺术家和观众能通过这些新的艺术形式视觉符号，获得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的重新认识。 广州，这个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大都市，与香港、澳门毗邻，是中国市场经济发生和发展的最早地区，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所带来的日常生活消费观念和行为准则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矛盾，必然给新的针对这种独特生存环境的艺术表达方式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大尾象小组”(林一林、梁矩辉、陈劭雄、徐坦四人)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成立及以后实施的一系列群体式或个人式的艺术展示和活动，与八十年代中期至八九年那段被称为“新潮美术运动”的几年中所出现的艺术不同之处在于，艺术已不再是简单地对社会政治和文化传统的批判，而是直接面对中国式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尖锐矛盾，并且试图通过他们的作品，揭示出这种矛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评价和描述发端于“大尾象小组”的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新艺术现象，不能局限在其更大规模的模仿国际风格的层面上，而应看到其习惯于以国际通行的方式和规则从事艺术工作，恰恰是更加自觉地使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矛盾公开化、国际化的一种尝试。 在林一林的“XX亿零一个”的作品中，六架电视屏幕上播放着他让不太会讲普通话的香港人用普通话朗读有关计划生育文件的录像，而其声音的效果通过技术操纵被异化成一堆杂乱的音符。而在作品的另一部分，林一林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有关计划生育的语录用中文和德文(该作品实施于瑞士伯尔尼的艺术宫Kunsthalle, 1998)写在墙壁上，在这一长行文字的前面拉着一条由他自己的阴毛连结而成的细线，以干扰观众在读语录时的视线，使他自身以特殊的方式进入了作品。对林的作品的理解显然离不开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经济的发展要求与人口的历史遗留问题之间的冲突，导致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自我身份的丢失和原有道德准则、家庭规范的瓦解，这便是林一林向我们提示的问题。梁矩辉在“游戏一小时”中，对公共建筑空间的扩张给每个人的个人生活空间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了诙谐的传达和抵抗。在广州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工地的一架高层施工电梯上，他安置了一台电子游戏机，并随着电梯的上上下下在其中游戏一小时。被动的私人生活空间因渗透到主动的公共建筑空间之中而化被动为主动，在艺术观念上实现了对建筑工程的解构，因为建筑工人们的正常操作受到了干扰。对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关注，同样也是陈劭雄最近艺术活动所关注的。他在1997年参加荷兰举办的“又一次长征”展览中，将一个现成厕所改造成作品，但又不失厕所原有的使用功能，即用厕者(观众)在使用厕所的过程中能意外地得到一次奇特的经历。当观众走进展厅(厕所)时，会在洗手盆的上方看到一部正在播放的偷拍下来的录像，当他们双眼分开透过两个小孔窥视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开的女人洗澡这部偷拍录像时，他们便也成了偷窥者，同时他们上当了，因为他们偷窥录像时所用的眼睛，被反映在他们正在使用的小便器内安装的屏幕上。偷窥者(观众)遭到了监视!人际关系在社会中的相互制约性以及由隐私与曝光所引发的道德争论，被艺术家无情地揭示了出来。城市的不断扩张和膨胀，改变了个人的私人空间和审视方式，也重新组合着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和观察方式，其中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刺激性，它让人们重新调整自己的生存态度并为人们做出各自的对应姿态提供了各种想象性。 王惠敏也同样生活在广州这个大城市里，她的一系列作品也同样是以种种媒介形式介入当代生活，并且与“大尾象小组”对社会文化问题的关注角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她也同样喜欢将录象、装置、行为等形式综合在一块儿来实施艺术活动。最有趣的是她1997年10月20日在广州的一个大型商业广场上实施的“从你那里遇见我自己”艺术活动。艺术家将电视监视器固定在头盔上，身背显示屏幕，随身携带录像装置和手提电话。头上的监视器镜头将分发给观众的400个氢气球升空的场景摄录并显示在身后的屏幕上，人们可以从她身后的这块屏幕上感觉到她身体头部的移动所造成的影像晃动，既感受到艺术家的存在又跟随着艺术家的视野观看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而手提电话则随时将气球升空的情况反馈给各地的艺术家和策划人。 对录像、装置、环境、行为等艺术媒介形式的选择与使用，不唯广东的艺术家所独有，事实上，自九四年以来，在北京、上海、杭州、和长春等地，为数不少的中青年艺术家大量动用这些媒介来传达在架上绘画中难以实现的视像符号。朱加1994年将摄影机监视器捆在自行车脚踏板上，随着脚踏板的转动所拍摄到的城市街景，为观众提供了另一种观看日常生活的方式，与陈劭雄、王惠敏一样，运用摄像机拍摄与播出之间灵活机动的组合方式，给观众带来独到的视觉认识体验。胡介鸣的“虚拟语态”作品，实施于加拿大温哥华的“西方前沿工作室”，与林一林相类似，他也关注录像艺术中的视像与声音的错位所造成的虚拟情境——中国中央电视台播音员与美国对亚洲广播的电视台主持人，被摄录在相同的时间长度内，按她们所发出的音节总数，在有影响的世界学术著作中索取相等数量的文字，按她们的语调和语态进行朗读和配音(中文和英文两种)，从而在听觉上产生类似相互抵触的噪音效果。利用对录像艺术在视像上和声音上的虚拟特性的加强，来揭示媒介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对中西方观众听众的控制，正是录像艺术自身给艺术家提供的一种表达观念的可能性。而北京的李永斌则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他放弃了录像艺术中视听的两元素中的听(声音)，而专注注于视像的虚拟性，其“脸”系列作品和“题目待定”作品，均是两种甚至更多种视像的叠加重合，以造成似是而非的虚幻感，他在这些作品中唯一借助的是不同条件下的光的变化。他对视像的社会文化内容的抽干，恰恰拓展了视像自身的视觉张力，是中国目前录像艺术家中比较特别的一位。 录像装置或录像环境的媒介组合，也同样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所热衷，因为环境和场景的出现，丰富了录像中视像的视听效果，更加完整地传达出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北京的王功新、林天苗夫妇，是较早从事这种媒介组合艺术的艺术家。王功新的“神粉一号”，用展厅中遍布四周的袋装白粉和投影录像中拍摄的北京城清晨耽迷于气功武术的中老年人活动影像，向观众讲述了一个关于在城市发生巨变的今天人们肓目追求青春永驻、长寿不老实则贪恋物欲的故事，令人啼笑皆非。林天苗的新作“缝纫机”，实则一台被棉线缠绕覆盖的缝纫机，在其操作台上是一部电视显示屏幕，显示着女艺术家双手正在缝纫布料的场景，显示的内容与缝纫机的实物有着因果的联系，然而这一因一果却是一虚一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视像的虚拟性与实物的真实性之间的关系，被女艺术家巧妙地揭示出来，真是妙不可言。宋冬新近在紫禁城太庙大殿内制作的录像投影装置，更是把现代的科技视像与古老的皇家家庙建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太庙是紫禁城的主人皇帝祭祀祖先的家庙，艺术家将自己与其父亲的影像投射到左右两根大柱子上，中间一根大柱上则是父子影像的重叠，以现代的父子关系回应历史上的皇族家族关系，是这件作品的立意所在。不仅录像艺术及其与装置、电脑、环境等媒介的组合为许多艺术家所喜爱，而且摄影这门艺术也为不少艺术家所衷情。这不仅是因它的方便、快捷特性比较适合中国现存的国情(艺术家样没有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只能自己筹化资金)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一旦它被有意识地削弱其记录功能之后它所原有的视觉影像的逼真性和真实性将得到加强，能够被艺术家用来置换成一种新的与原有的真实性保持距离的陌生化语境。例如，王劲松的“标准家庭”系列(共200幅图片)，拍摄了两百个中国的青年夫妇和一个孩子(在中国政府允许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的三口之家照片。图片积少成多，两百幅图片六百张不同的脸和相似的脸，就足以反映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和生活趣味甚至观念意识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内含。徐一晖的“仿雷锋”，则是置换图片原有语境形成新的陌生化和疏离化语境的典型作品。雷锋是中国政府三十多年大力提倡的助人为乐的榜样。左边原来照片上身着戎装的他正在驾驶室里摆出姿势学《毛泽东选集》;而右边的照片中艺术家身着普通衣服也在驾驶室里摆出姿势学《驾驶员手册》。一张是曾经印刷发行数以亿计的标准照片，一张是艺术家今日学习驾车技术的照片，政治意识和日常生活在几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的确经由这两张图片的并置而产生了反讽(Irony)的艺术魅力。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赵半狄和安宏的作品里，赵采用中国人逢新年必家家张挂的年历照片的形式，身穿围裙双手拥抱一只中国的国宝熊猫，四周是花环锦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却让人感到一丝与熟悉的生活经验相违拗的陌生感，艺术家试图通过这件作品引发人们思考今日欢乐生活背后的复杂社会文化问题。安宏的“欢喜佛”中，艺术家与一位女子共同扮演佛教中的欢喜佛，也是借人们熟悉的图像来表达今日中国复杂的社会变化中阴盛阳衰、人格不健全、精神萎糜的现实。 毫无疑问，中国当代的艺术家自九十年代以来，正越来越多地运用国际化的艺术语言方式和规则从事艺术创作，这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相吻合，然而中国现有的独特社会运行机制与经济和文化的广泛国际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给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观察、思考和表达艺术思想的机会和多种可能性，这正是中国的新艺术能够充满活力的现实社会文化背景。 作者：高岭 一九九九年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