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飞的“年检”

鲍栋

 

    年前的上海迎来了艺术家陈宇飞展览的“年检”。

    陈宇飞的作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生命·体验”阶段，与90年代的“存在·现实”阶段，2000年之后的作品则更多的是前两个阶段的融合。在这次展览的作品中，他开始局部地回到曾经的80年代的命题，如“逃离”、“拯救”，但也延续了90年代的主题，如“大变迁”、“春运”，画面构成也忽而缩压、忽而弥散，兼具两个时代的特征。

    这种融合可以视为一种掘井的劳作，看起来他还在同样的位置，实际上他已经站在更深的地方了。如果这个比喻是恰当的话，那么这也正好可以说明陈宇飞并没有裹足不前，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状况的关注，一方面他尽可能使这种关注深入到内心，于是越来越远离喧嚣的现场感。

    2008年的今天，整个社会已经接受并习惯了发端于90年代的这场变迁，“发展”、“高速”、“建设”早已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事物处于人们的感觉阈限之下，就不再作为对象而出场了。但某种不适依然存在着，是作为背景，而不是主题。

    2000年之后的陈宇飞正是将这种不适隐居在其绘画中。首先是情绪愈加平和，近期作品中有一个“永远停车”系列，画面中是一辆辆报废的汽车，生满锈或者落满雪，色彩节制，笔触绵软。已过不惑之年的陈宇飞，和其他的中年人一样，奔波于家庭、单位，以及各色的饭局之间，生活状态已无多么激烈的变化。一个人在这种平淡的生活中目睹着疾速变幻的中国当代社会，其内心的张力可以描述为“人是而物非”，家人、同事、朋友这些社会关系并无多大变化，但他家附近的街道可能已经面目全非了。那些曾经马达轰鸣而如今寂寂无声的汽车，或许可以作为他内心张力的一种相当节制的呈现。

    其次，关键就在于节制。从事件的中心退出，退到一个尽可能没有主观立场的地方，这就是陈宇飞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变化。80年代，他关注先验而抽象的“我”，90年代他关注社会现实下的“我”，而在2000年之后的这几年，陈宇飞在很多作品中把“我”这个主语换成了“他”，从第一人转向了第三人称，也即是从抒情性转向了叙述性，并且是一种日常语速的，口语风格的叙述。

    甚至可以说，物成了主体，而叙述者是隐匿的，以至于没有谁正在说话，只有物在呈现自身，并占据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