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2007年年底，随着宋庄画家李玉兰与农民马海涛的宅基地合同纠纷案尘埃落定，原本宁静祥和的宋庄随即产生了一场骚动和不安：宋庄的村民们蠢蠢欲动准备诉讼要回房子，宋庄的艺术家们天天聚在一起苦思对策，宋庄镇的各级政府部门也在四处奔走希望通过和谐的方式平息这场风波。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件：作为宋庄13起村民诉画家退房案中已有终审判决的第一案，它的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案件及双方当事人本身。因为它不仅将影响到其他12起同类案件的诉讼结果，影响到一个产业的持续发展，关系到一个村镇的经济命脉，而且也将在更深层次上触及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现行法律制度。
关于宅基地流转的问题，一直是各界争论的焦点。从《物权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大讨论，到国土资源部在20 07年接二连三的“风险提示”，再到国务院常务会议措辞严厉的“再次重申”，“城里人不能到农村买房”、“宅基地不能卖给本集体外成员”、“小产权房无法合法化”已经是板上钉钉之事。宅基地流转“无异于剥夺了农民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 、“不会导致农民流离失所，不会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对于专家和民众，该说的已经都说了，该表达的利益也已经摆上了台面，但最终决策的考量却依然落在了“严格规范和控制”上。这绝不是改革的最终结论，而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方案，但对于业已形成规模的“画家村”、“小产权房”的交易双方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纠葛。
正如一位时评家所指出，即使法律存在明显的缺陷，在没有被修改补充之前，法官也必须予以适用，而不得随意弃之不用，否则就是违法。因此，“在原则性的问题上，绝不能指望司法去越位解决立法的问题”。在法律、法规业已定调的大背景之下，李玉兰案的终审判决既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也有意料之外的惊喜：“出卖人在出卖时即明知其所出卖的房屋及宅基地属禁止流转范围，出卖多年后又以违法出售房屋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故出卖人应对合同无效承担主要责任。对于买受人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应当全面考虑出卖人因土地升值或拆迁、补偿所获利益以及买受人因房屋现值和原买卖价格的差异造成损失两方面因素予以确定。”
终审判决后面的“小尾巴”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法院正在现行体制之内，寻求诉求变通的方法和利益平衡的途径。被指责为“见利忘义”的农民马海涛的利益受到了现行制度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持，但同时也必须承担“明知合同违法而为之 ”的主要法律责任;面临腾退农家院，即将无家可归的画家李玉兰，虽然其信赖利益无法撼动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全面补偿的终审判决在使其利益得到维护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谈判资本。
制度设计之外，还有更加深刻的经济动因。一是卖宅基地农民向法院起诉，绝非无风起浪，而是村庄渐渐纳入城市的版图，导致地价房价大幅度上涨，使其“心理预期利益”受损才会“背信弃义”、“铤而走险”。二是地价上涨的原因，除了城镇化的进程，更主要的是艺术这一创意产业的推动。根据宋庄艺术促进会的统计，2006年宋庄文化产业投资3.2亿元，全年利税3.5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小堡村2006年总产值高达3.5亿元，上缴利税1816万元，人均纯收入1 .2万元。数字转换成现实就是：如果画家们被赶出宋庄，村民们短期得到的是曾经卖出的农家院，长期失去的将是创意产业持续发展的利好和分红。
制度考量之外，最需要反思的还有地方政府在宅基地流转纠纷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谓的“风险提示”在“画家村”、 “小产权房”初成规模之时为何不见踪影，而要在遍地开花之后搞个“釜底抽薪”?是因为相关产业发展带来税收上升而视而不见，不忍下手，还是因为工作懈怠而失察，未能及时尽到法定职责?如果说卖房农民要承担买房画家的“信赖利益”损失，那么或许更应该担当起责任的还应该包括：为房屋转让合同做“信用背书”的村委会、未能及时履行法定职责导致纠纷发生的地方政府。
巴黎的巴比松村、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伦敦东区、东柏林的普伦茨劳伯格区等艺术家聚集地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政府用什么方式去对待这些艺术家，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本国国民和民族文化;一个政府对这些艺术聚集地是否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将成为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文化保护、艺术推动的标杆。
我们坚信，政府将在现行制度设计、双方权益保护以及艺术产业发展之间做好利益平衡，这对执政智慧是一次考验，也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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