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个体——华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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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个体——华庆访谈

时间:2008-12-18 09:36:36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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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曦云
访谈时间:2008年5月26日
访谈地点:华庆北京东营工作室
 
 
对“人”的质疑和发问
杜:为什么选择“猩猩”这个兽形来隐喻一些人的东西?
华:这是介于人和动物之间的一个形象,最终还是表现人。
杜:你不直接用高度进化的人,而是用灵长类的猩猩的模样,是想回到人类的原初状态来思考?
华:进化是一个比较线性的描述,关于进化的概念,关于这个历史、社会、宇宙、自然的演变的过程,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有进化的、有螺旋式上升的、有轮回的……。现在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的工具,比如电脑等。将来的人类也可能更加自然、更加原始,但它可能有另外一种智慧。是不是可以进化到心灵感应等高级阶段,目前我们是不知道的。他的面貌是不是更原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能被好莱坞电影式的描述占满所有的想象。所以我这个描绘不是过去的,我这个形象也不是过去的,不能想成原始的形象。
杜:你画面中的灵长类动物,实际是指向未来,而不是原始。
华:我借助了灵长类形象,把我想说的话或想表达的情绪放在其中。但是如果别人赋予别的意义,我也不反对。
杜:你近几年的作品,都是在思考人类一些最基本的宏大问题: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或者人与它自己的关系。这些作品在85新潮美术时期很常见。你经历过85,1990年代又在欧洲、东亚生活,然后又回到中国的现场中再来思考这些宏大问题。时过境迁,这与85时期作品的出发点应该有所不同吧?
华:85有它的背景,这一代人当时处于那样一个宏大文化背景,那个时候确实有种理想,好象每个艺术家都要承担一种更大的使命。
杜:他们要承担一种历史使命。
华:当时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稍微进来一些信息,让我们有种想挑战的冲动,有一种高尚的使命感,就是要做全人类最好的艺术家。
杜:你在战火纷飞的南斯拉夫呆过,在奥地利、台北等也生活过,然后又回到中国。跨越了那么多地域,而且可以说经历过生死、水火的考验,再来思考人类的基本命运,这种文化冲动从何而来?
华:客观地来看,我自己觉得艺术一方面是语言上的变化,就像化学元素表,你已经找到了100个,现在要找101个。还有一方面是发掘个体每天的情绪和想法,做的很细致很深入。那最后会不会有全人类的共性?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从一开始就关注战争、历史等宏大的问题。艺术家个人的经历对他的创作是很有影响的,会改变他的生命观、世界观,但同时,我个人也一直喜欢思考这些较为宏大的问题。
杜:你经历过战乱等,这些对你可能有改变,但无法一概而论,也无法清楚地辨析?
华:我在南斯拉夫呆过,它的历史是很复杂的,有很多种族间的冲突,比如种族灭绝。
杜:你当时亲身经历过吗?
华:开始是看到了变化,战争发生时,我们逃难,战斗机低空飞行,确实感觉到战争的来临。
杜:感觉很恐怖。
华:确实恐怖。
杜:这些很恐怖的事情中,人性的底线都可能被践踏……这与你思考艺术和选择自己的关注方向有关系吗?
华:确实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经历过文革,那个时候各个城市、各个派别之间的武斗,死了很多人……但它是否与艺术创作有关系,是不是这个年龄段就一定要表现沉重的东西,这个事情我没有想清楚。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他们对整个人类的命运等问题就没有感觉吗?难道他们的苦难只是一个宠物狗的丢失?当然我也不能以偏概全地说什么艺术是深刻的,从事艺术这么多年,艺术的道路应该是比较宽的,你不能认为你做的这种比较沉重的才是深刻的。艺术所关注的方向中,始终有部分要接近人的内心、接近宗教感等,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可以进行这种宏大关怀、信仰层面的思索与追问,而不只是在形式上做探索或发明一个新的符号。对我来说,我比较愿意做这方面的探索。对人的精神的提升,从个人恩怨升华到对人类的关爱,如果一个观者看到这样的作品会感同身受,会萌发出类似的情感,这对人类的某方面是有帮助的。
杜:你的作品中关于灾难、爱、命运等的探讨,可能有些人会感觉似曾相识,会感觉某些方面与中世纪或文艺复兴的绘画相似度比较高。你如何看待艺术的当代性?或者,艺术的当代性问题重要吗?
华:不是重要不重要的问题,它可能和个人的选择有关。文化有一个承续的关系,中世纪的绘画像一个积木一样,它输入了我们的思维体系中,那我画的时候不自觉地会引用它。但是语言上的当代性还是重要的,它可以借鉴传统的某一方面,但它不是在重复,而是做出比较具有当代性的风格。
杜:你认为,在语言上具有当代性的话,可交流的范围、程度就提高了,因为在一个大家形成共识的语言范围内。
华:你说的对。首先,我们承认各种艺术风格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作为当代艺术,它的面貌还是应该接近所谓新的东西,或者具有当代性的东西。
杜:看你作品时,我更多感觉到的是你对人自身的一种发问,或者对人类中心主义、人本主义的一种怀疑。
华:我们最基本的要求是众生之平等,我们要求天人和谐、亲近自然、人应该适当谦卑……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杜:你的作品中透露出一种不可知论或神秘主义的信息或情绪,这种不可知论放在当下的语境中,尤其在国内的语境中,形成一种很大的反差:在当下,好象每个人的文化自信心都在膨胀,人越来越狂妄,毫无畏惧之心,好象认为这个世界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握。
华:我赞成你的这种观点。我的感觉是:人对万物的优越感是不合适的;我们的主观和客观是否相符,人是不是可以认识所有的真理,这也是一个问题。佛曰:不可说,一说就错。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分析基础上,但凭感觉有时也可察觉到一些真理,但却没办法认识到。这是两个范畴。作为一个人,在认识过程中,是得到结论重要,还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某些东西更重要,这个也是可以思考的。在认识、分析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到头来可能没有一个结论,这也是因我们人类太渺小。比较大的几率是: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结论,因为正确也是相对的,只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相对有效。首先,也许你根本就得不到一个正确结论。其次,与其说你在认识世界,不如说是在感觉世界。作为艺术,是否更加偏向你的感觉的部分。再次,你的认识、感觉世界的过程、轨迹往往更重要;你做作品的过程,可能更有价值。最后,你未必一定是站在万物之上,所有都能把握,这是值得探讨的。
杜:科学往往不是一个证实的过程,而是不断证伪的过程,而且事物在不断流变、延异之中。
华:在认识的过程中,对象就发上变化了,比如:人不能两次同时踏进一条河流。我和你谈话,一秒钟前和一秒钟后的你又不一样,所以,我要认识你,这是一个哲学问题,难度很大。我们在谈话,这个过程比你得到的某些结论要有意义的多。
 
 
淡化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杜: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有一定的性别、年龄,归属于一定的民族、国家。你的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普遍主义式的形象。关于普遍主义、民族主义,文化身份的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华:人类有共同的东西,比如:失去爱人会忧伤,物质享受会令人舒服……但是不同民族对它的反映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习俗、信仰等不一样。但是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人类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这是人类互相沟通的一个坐标、基点。还有一些比较理想的状况:人不要过多地以种族的角度、国家的界限去看问题,人的基本特点应该放在前面,然后再看他是什么样的背景。我认为种族、国家确实对一个人影响很大,但这只是一部分。一个中国农村的人,也许与一个德国乡下人、或者与一个拉美、柬埔寨乡下人更有共同语言。或者德国的导演可能与中国的导演更有共同语言。所以,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职业教育,最后才可能是国家身份。未来比较理想的状况,我觉得是回到个人之间基本的交往,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更多的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民族、国家间的斗争、冲突。如果一个外国人在北京居住了20年,你不能说他还是外国人,只能说他从那个国家来,他带有那个国家的某种特性,但是还具有人的特征。
杜:我个人对当下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是:当年曾被认为很前卫的艺术,被商业所淹没,被消费诱惑所软化和变质,成为伪当代艺术。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当下艺术核心性的东西不够强韧,所以才那么容易被捆绑,要么被软化。我认为当代艺术其症结的核心是缺乏信仰,对此你如何看?
华:至少是症结中很重要的一项。
杜:信仰,它牵涉的是个人的问题。我们往往以群体性的面目出现,作为群体中的个体,它本身的主体性有问题的话,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群体。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需要回到个人。在良性的个体主义基础上形成的群体性,它才会有文化上的良性意义和实效。
华:在我们的民族性里,确实有个体主义方面的缺陷。而且,信仰对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于艺术家也一样。
杜:作为一个中国人,但是又在那么多地方生活过,你怎么看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区别?
华:艺术家首先应该是个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全人类将来的目标,也应该是个体放在第一,民族、国家身份在其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确实有很多东西应该考虑。首先我们要比较清醒,不能陷入种族主义之中。我们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间,在别国人还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一个自卫式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今天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我觉得至少某一方面我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一种平等。作为一个中国人、华人,在国外生活时,确实会受到很不公平的对待。我们要发出一定的声音,可以与别的民族、国家利益集团来探讨。至于出现的种种情况,要进行具体的个案分析,不要很概念的掉到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中。
杜: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应该以中国的问题情境为中心,我们发现和思考我们的问题,通过艺术创作来试图揭示或反思一些问题。然后让自己的作品在中国本土中行之有效,更好的发挥其效力。至于与西方艺术的关系,我们以关注和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中心,以此为基础,我们与西方进行交流。但是我们首先不是做给西方人看,也不是首先想在国外生效,而是要关注、解决本土问题,在本土中生效。
华:确实,比较好的态度是应该把自己的艺术做好。现实中,我们也成为一个关注点,现在这么多人来关注中国、关注中国艺术,彼此也不可能不互相影响。你有这个时空环境,你产生这些东西,然后它确实也带有人类普遍性的东西,做好以后它应该有很大的机会为国际所共享。而且,做好的艺术和理论比较重要,想在哪里生效也不一定考虑,我认为更应该这样。
杜:你认为还是应该回到真正的个体主义状态,把那些外在的因素都丢掉,尽可能的纯粹。
华:对,凡事都不太可能完全纯粹,但是尽量。
 
勿神化西方
杜:近几年来,尤其2005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很火爆,中国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也在一天天飞涨。甚至,有一天我们回想起来,这个速度快到可能令人感觉不可思议。以你在西方的学习和创作经验,你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水平与西方有差距吗?差距大吗?
华:我觉得不应把西方神化、理想化。只要是象你刚才说的有信仰、有真诚,就会有好的艺术。不能认为一个第三世界的艺术家在一个角落里创作,他的作品就与纽约艺术家有差距。他们是平等的。我们遇到的问题,西方也有,比如艺术的商业化炒作。当然中国的商业运作状况就是太简单,过程没有那么含蓄。但是我认为也不能一概否认今天出现的这些艺术家,哪怕是有政治符号在其中,在背后它还是反映一种人性,这种艺术价值不要否认。比如说采用文革的图式来反映人的某种忧伤的感情。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对人性、对我们民族经历的苦难的触及,我认为拿到国际上也毫不逊色。虽然他们今天的作品有商业色彩,但当时也确实是带着某方面的泪水去做的,这不能否认。
杜:这几年从海外回来的,或者还在海外生活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往往会透露出一种类似的观点:中国本土的艺术家和批评家,首要的问题是其知识储备、对文化、对艺术的认识远远不够,应该在学理、知识上进行补课,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进行创作和批评,这才是长远之计,或者这样才能上升到一定水准。
华:我认为他们太神化西方了。我个人认为,中国当代艺术至少跟西方完全在一个起跑点上。我们和西方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我认为我们的国际观比他们大,他们不了解我们中国是什么样子,不了解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不完全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至少比他们对我们的了解要多。完全不用神化他们。艺术家做作品的起点起码是一样的,甚至现在就比他们高,而且我认为我们比他们做得更好。而其它方面,比如说社会性的力量、美术馆的运作,这与艺术家的个人创作关系不大。而且,钱不是一切,一个南美的艺术家没有卖到这个价,就与他们有距离,是一个“落后”的艺术家?科技有这个概念,艺术没有这个概念。一个非洲的艺术家做面具,那就是很伟大的艺术品,但你用一个帝国主义的眼光到那里去,然后把它挪用在毕加索的作品中,它就是最好的?用商业的观点可以这么看,或者用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可以这么看,但以人文的观点看不是这样的。我反对汉族中心,中国中心,但我同样反对西方中心,这就是我的原则。
杜:他们可能是这样认为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同时又在进行大量的类资本主义改造,在很短的时间内急速发展,同时出现众多问题,作为中国艺术家,在文化资源和问题情境方面,其丰富度比西方多很多(因为西方进入了高级资本主义时期,很多方面已经高度有序了),但是他们的知识储备、对艺术的认知、对文化的把握方面是欠缺的。
华:不能说我们欠缺这些方面,我们的传统承续方面,首先是继承我们的本土传统文化,比如水墨画、诗歌、文学的传统,这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艺术是不一样的,这个没法断裂。可能,西方具体到一个理论的时候,其方法与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细节,而且我们的文献不够,但是这个不是理论的欠缺,我认为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不是先进和落后的问题,而是方法、角度和背景不一样。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他们的方法,但是我认为他们同样缺少这些东西。他们也应该借鉴。所以,我很乐观 我认为中国这块土地会产生很伟大的艺术家,而且可能就在你我之间。即使不是我们,我们也会做这个基础。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自信。我觉得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我们确实有这样特殊的经历,有这样的条件和机遇。而且我们有这样的活力和热情。这在西方已经看不见了。
杜:你谈到了“热情”、“机遇”,但是否我们激情有余而知识储备尚不足?
华:我们有我们的知识储备,有我们的传统,这个储备已经在基因里了。我们随便一个乡下人也会突然想到李白的诗,这个都是储备。具体到当代艺术,确实需要借鉴,但不是说我们缺什么就开始补课。我认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机械式的补课。
杜:我们不应该以方法论为本体,而是以问题为本体,因为所有的问题不是先在的、预设的,应该根据具体问题来摸索和创造、发展出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一旦时间和空间发生转变,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我们又需要根据问题再去摸索新的方法。如果认为有一种现成的方法,拿过来可以解决现场中各式各样问题的话,这是非常天真的。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方法是自然而然的摸索、创造出来的,但要靠一种现成的方法来解决,一般来说不可能。
华:对,艺术还是比较个人的,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方法。
杜:既然谈到方法,就必然是需要创造性的。不管是搞理论还是创作、搞人文还是科学,真正靠的是个人的创造性。
华: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能不能找到真理,我觉得这个值得探讨。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在进行思考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思想,这反而是比较有意思的。
杜:当然,对以往的方法论进行了解和总结,这是有必要的,它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走向未来。但是没必要把它当作终极的可靠导航来追求,这样的话就本末倒置了。
华:是,我们学很多知识,是要用它们来做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建立一个关于这些知识的学校。艺术家最重要的是有一种激情,有激情他自然而然就会去摸索方法。我认为不要神化欧洲的现代艺术。比如杰夫·昆斯,你看他高在哪里呢?又比中国艺术家高多少呢?
杜:人们常说杰夫·昆斯是对中产阶级趣味的一种刻薄反讽,当我认为有时他已经不是一种反讽而是一种范本,基本态度、立场,在他的作品中都暧昧不明。
华:对。而且,为什么他对中产阶级的刻薄反讽就是最伟大的艺术,而中国的艳俗艺术就不是伟大呢?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我认为这与时空方面的西方中心主义有关,或者干脆就是纽约那个地方。说什么“我们需要补课”,要补到哪一年啊?再补二十年下去还是需要补!
杜:从单纯学习的角度而言,知识是永远学不完的。
华:是,凭什么让我们一味地学他们啊。我认为中国可以产生很好的艺术,应该自己说。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伟大的艺术家,都产生在你我之间,这样才对。我整天在想怎么画,怎么产生好的艺术。他们在别处坐着喝咖啡,为什么就说我们的艺术不好?作为一个艺术家,一定要自信,而不是盲目跟随。作为一个民族也是要自信的。这个与民族主义根本就没有关系。一方面还是要有激情,但是要清醒。而且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网站一打开所有的都看到了,他们的艺术高在哪里呢?
杜:而且,在八五那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也产生了非常好的作品。
华:是。艺术跟科学是不一样的,说不定在非洲一个乡下有最好的艺术家,你不能说他不在纽约就落后。
杜:艺术方面,未必谁的知识量大就可以做出好作品来。
华:也有可能知识量越少做的越好,方法越少做的越好。
杜:即使掌握了同样的知识,但知识的运用,从乎于心。这方面是没法教的,它是个人创造性的发挥。
华:的确需要一部分人去做知识、文献的搜集整理,这个方法体系是需要建立的,但千万不能太看重了,而且勿认为它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现在对艺术界而言,是一个非常激情的时代,应该是用最好的热情、最冷静的头脑来做出好作品。大家应该互相鼓励的,做出最好的作品。
杜:中国当代艺术和西方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该象以往那样用朝圣的心情去看待他们呢?还是我们创作的时候完全不管他们在做什么。
华:从大的范围来讲,我比较欣赏后者。因为你创作时也要忘掉别的艺术家。但是从理论上讲,你是忘不掉,而且也排斥不掉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出一个让他们忘不掉我们、让他们生活在我们的阴影之下的一种艺术呢?你原来没有这个机会,但今天你有了这个机会,笼子已经打开了,你还不飞出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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