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飞 1995年
八十年代初期，我从老式的教育体系熬到了头，带着许多对人生、对艺术的提问置身于一个平淡的生活空间里。先是服从国家分配做中学教师。领一份人人都该有的薪水，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就是画画、看书，或是在城里各个角落里转悠……
那时的艺术实践是偷情般的，有些象日记体。我喜欢关起门，把缠绕在头脑里的胡思乱想倾注在纸上，板上，木头上，没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寡言少语，一心想着艺术，只有在食堂里，在冬季的阳光下，在足球场上，才能正常地与人沟通。其余的时候，则象是闷在水里的潜水员，而不顾及水面上的一切……
时间长了，自然诞生了一批作品，那多是些小幅的纸画或板上画，材料很简陋，我也不讲究，头脑中也无甚展示自己，让别人赞美之类的复杂念头，只是渴望通过作画把积聚在心中的言语吐露出来，至多也就是害羞地让少数几位知心朋友分享一下。
那批作品，画面显得很紧缩，多是一些孤零零的人像，路灯下的街口巷道等，即处在平常环境之中的平常人。作品是贴近日常生活经验的，并初露我对“人性‘的极大兴趣与关注。并通过一些细节表达出来，如男人与刮胡子刀片的组合，喝过酒的男人在路灯下解小便以及许许多多不符合社会美学标准和行为规范的男人和女人……
几年之后，也就是八十年代后五年，我和一个女子相爱了，随后便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生活的确变了，与人的交往也逐渐增多，原本简单的我，不仅有了妻子、女儿，还要与岳父、岳母、大舅子等一大堆亲戚相处，为了养家糊口，自然要去菜市场、煤气站、医院、商场……，自然向往设备齐全的居室，有时还渴望挣些额外的收入，也就自然要交各式各样的朋友。
这时期的艺术创作也就随着境遇的变迁而自然转向家庭、人际关系、市场交易等主题，由于个人生存能力的增强，在艺术上也开始敢于进行新的拓展和试验。此时的作品画幅比以往大了，材料和媒介的运用也更加多样化了，创作活动已不再是纯粹私密性的了，亲人和朋友们面对我那些奇怪的作品发问，我有自然要做言语上的阐述……
这个阶段，我的艺术偏重于试验性，无论从题材的把握乃至艺术媒介的运用都跨度较大，难以稳定下来。几乎从具象到抽象、从幻觉到写真，从梦境到现实都有所涉足，所有充塞在心底的东西都想借助作品宣泄出来。这是一段艰苦而漫长的艺术旅程。此时也恰逢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变：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人们对终身制职业观的动摇；商品繁荣和金钱对人的诱惑；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文化传播和信息发达等等……
作为一个在社会中独立思考的独立行为的从艺者，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具挑战性了。
这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我在艺术上的转型期。
这期间，我去了深圳、海南，尝试了多种职业，观察和思索着商潮冲击下给社会外观和人本内在所带来的影响，并深入其中。我出入在火车站、飞机场、写字楼、宾馆、酒楼、商厦、车间、民房等等……，那些一片片被推到的老屋土地上正架起吊车和钢筋；农业耕地越来越多地被工业厂房占用；城市道路上新加入的庞大的出租车队；广告牌渗入在城市每个显耀位置；无数的求职者和生意人活跃在城市里。人们都在这突如其来的遭遇中重新调整着自己的方位。面临新的人际关系，职业转换、生存观和消费观，习惯于旧式伦理道德的人越发显得尴尬，这些都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了诸多的负担和压力。现实中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生存方式供人选择。不管你是否情愿，都被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向新的位置、角色或新的现实，这导致人格冲突与矛盾的社会机理正是我在艺术上窥探和挖掘的重要部分。
同时，我也在职业更换中确立了自己的角色—即专业艺术工作者（调入安徽省艺术馆工作），并以一种公开的身份开始了新的艺术实验。
九十年代起，我把艺术的视点瞄向了整个新时期的中国现状，希望用作品与社会对话，来诉说我个人对当代人生存状态和心理反应的感悟。“有观众参与的艺术才是真正完全的艺术。”我并非想讨观众的喜欢，而是要向众人揭示我个人的思考和艺术表现，并在交流中完善艺术。
人与新科技产品的关系；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废气，杂乱的城市生存空间；为了生存而拼搏的疲惫身躯；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城市谋求新出路；抱着各种梦想的人们拥挤在膨胀的都市里；火车的超负荷运载及城市道路的堵塞……这些都震撼着我的心灵，也纳入了我的作品的表现内容……
在艺术体现上，我一直注重用情感的力量带动技巧的发挥，用即兴、冲动的笔触、色块加之挤压、紧张的形象来塑造我心灵的感受。一件艺术品如果仅仅告诉别人什么内容，便成了简单的图解或插图，作品的力量来自艺术创作者独特的艺术语言，它包括作品必须具有独特的形象及独特的画面意境，仿佛能把人们带入一个创作者特意设计的氛围里，让人们通过视觉的第一反应触及到心灵和思维上的活动，并能使人产生启示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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