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我的世界里——赵先闻花鸟画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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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向认为，没有限定，就没有艺术。赵先闻之所以敢给自己的花鸟艺术设限，是因为他身上拥有一个丰富而自足的内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不仅听懂了鸟语，弄通了花香，而且将鸟语和花香，及时有效地沉潜为光与影的协奏。表面观，似乎是艺术家的自闭在作祟；殊不知，艺术家的真正自觉，恰恰体现在他是否明淅自己的创作边界，能否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国画是一门用水的艺术。反应在宣纸上，即惟气味与神韵是举。隐隐约约，朦朦胧胧，栩栩如生，与其说是一种艺术境地的显现，不如说是一种艺术状态的自在。在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上，国人一直强调似与不似，但处理的重心，则往往落在不似上。不似，就是大体上，差不多，也许是。这种模糊的心态，固然使国画生就一种欲擒故纵之效，但毕竟无法酿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早年的先闻是从西画起步的。西画斑斓的色彩，令其深刻地体悟到，国画一贯的灰暗，缘于艺术家的用光不足。光是什么？光是照亮，光是担当。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一种阴性文化，其与生俱来的推挡与回避，造成了诸多事物的缺席。不能正视，不敢面对，故而令大伪似真的画风猖獗几世。由此，先闻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决计用光来照亮事物的肌理，用光来体察人与世界的相遇。

 

　　先闻说，我创造我的世界。前一个“我”，是属于主体；后一个“我”，则是个体。没有主体的觉醒，个体就难以形成；同样，没有个体的支撑，主体的能动也无法产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艺术界各种主义的提出，一方面标识着作家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的恍然大悟，另一方面又因同时缺乏大批个体化的经典文本来支持，故而仅仅构成了一种集体意淫或曰众声喧哗。作为其中的一个亲历者，先闻充分地意识到，一个艺术家倘若没有大量优秀的作品示人，再好的说法也是一种招摇过市的幌子。于是，他以“不似”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突破口，努力调动“似”的多种创造手段，在似与不似之间，展开了气与力的拉锯、灵与肉的博弈。最终的结果，是先闻于大起大落中，不舍精雕细刻，荡气回肠里，难忘启承转合，形塑了一种簇新的个体主体性。

 

　　那么，什么是个体主体性呢？贝多芬曾经面对一位音乐家的指责，大声呼喊，“我可以，你不可以。”具体到先闻这里，不难发现，他的每一幅花鸟画在“俯拾皆是，不取诸邻”中都透着放任与放肆，又时时有“雾余水畔，红杏在林”之感。前几日，一位书法家与我讨论起传统艺术的工艺问题，当时我直言不讳：在当今这个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任何一门艺术的工艺，都难以构成独立的秘密。工艺的提高，更多的时候不在工艺本身，而在工艺之外。说来说去，恐怕还是要追究到艺术家的个体主体性。长期以来，中国的花鸟画多富贵之气，而少高贵之象。然而，先闻的《三思图》，让我改变了个人先在的成见。画中荷叶的颜色虽然不浓，但却得势而立；三只似睡非睡的鸟，微闭的双目既有沉思之姿又有冥想之态，飞翔着然而又是有机的飞翔。悉心刨根，气定神闲。我这才觉知，艺术家的情感浓度，并不能必然地造就艺术的高贵；但是艺术家的情感张力，却必然地能匕现出艺术的高贵。当我想到这里，自然希望先闻以后的笔墨，都是一种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因为我创造我的世界，我在我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