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笃
今天，文化多元化和艺术丰富纷呈，使得我们对当代文化不能以孤立的态度来对待艺术作品本身的功能和意义，不但要把艺术纳入到文化、社会、政治相互联系的形态中，而且要从“自我”和“他性”的文化关系上加以对比、考察。这种纵横的审视方法才能把我们从狭隘的文化局限中解脱，使我们更为冷静地认识艺术的文化方位和确立艺术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艺术的精神因素如何能被转化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的艺术样式，也就是说在后现代主义的时期，传统艺术是否仍具有原有的活力，怎么体现其价值所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民族传统文化凸现是基于冷战之后世界政治、文化格局和地缘政治的剧烈变化，非西方的文化生存空间的扩大应归功于区域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为多元化主义的丰富多彩性以及文化权利话语在世界文化转化中建立了有效性。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韩国在接受西方文明同时已开始复兴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而传统和民族文化和艺术面对当代全球信息化已无法保持原有的纯粹性，文化的杂交成为必然逻辑的结果。然而，在这种文化和精神的交融过程中，文化的策略的运用也相应出现于艺术家的创作中，文化策略表现在艺术家对自身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因素挪用与延伸，它相对于西方当代文化而言，企图获取的是一种文化身份和话语。文化新保守主义有极相似的观点，所不同的是新保守主义的文化态度倾向于服务政治的阐释。因此，文化艺术的开放性和解构传统艺术的因素至关重要。这并非文化折中主义，而是如何运用策略、文化因素及使民族艺术进入现代性并获得平等的话语权利。文化和艺术已非孤芳自赏，最终所要达到的是艺术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显然指的是艺术的创作方法和形式语言的创造性以及隐藏的自身文化精神。
所以，从这样的文化视角出发，联系到我们传统的水墨艺术的存在与发展的命题，不论是重“笔墨”论，还是抛弃笔墨中心论，或者是否定这种艺术存在的意义，都没有站在文化发展的立场。强调笔墨应该把传统的艺术的精神和形式推演到新的艺术语境，符合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势，超越与变革关键在于确立艺术的自信。今天的水墨艺术，为水墨而水墨，或为“社会化”的水墨，或个人化的水墨，都显得缺乏震撼力，而艺术家要把个人、社会、艺术交织在艺术形式的创新的宗旨，作为艺术家应该从艺术史的眼光、社会意义的敏感、个性化的突出来建构艺术的形式。“笔墨当随时代”已掺合着以上的种种经验成为艺术史的总结。
超越现代主义的范畴，这是摆在中国艺术家面前的又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把现代主义艺术作为当今艺术的命题，那么就容易陷入抽象表现注意之前的艺术表现形式，本质上解构传统文化的反叛。而丧失对更为新的艺术的认识。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气氛，更促使艺术家运用新的方法来创作，获得更多的途径和可能性。这也正是中国当代水墨艺术所要经受的新考验。于是，将传统的“儒、道”
精神和“禅宗”思想没有实质性的反复、不明晰的解释，这似乎变成了越说不清楚就越有道理的艺术依据。表面上讲艺术的哲学精神，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虚幻的假设，因为许多艺术家把这种方法仅仅变成了获取艺术身份的理由。而理由并没有导致艺术形式的创新。
使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国际当代艺术的大文化背景，西方当代艺术可以成为一种参照，但不能用其作为我们艺术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文化背景和精神依托存在着明显差异。水墨艺术面临的问题就在于精神性和价值观在新的社会变化形态下失去了活力，即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出现鸿沟。形式上的革新与形式上的传统延续构成了当代水墨的守旧与创新的两股势力。当代中国的水墨艺术家坚持不懈的艺术实践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像谷文达、张羽、刘子建等一批批艺术家，不断在扩张这一艺术的范畴。张羽的《灵光系列》便以一种独特的水墨方式——重整后，聚拢我们对这个世界支离破碎的感受，用近乎仪式化的水墨符号，使我们直接面对无法回避的生存困惑，反省当下生活的荒诞与谬误；同时它们还超越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思维模式，通过以现代视觉经验的形式结构来表现深刻的主题。把个人经验和话语与社会现实相联系，让艺术的传统回归到艺术的现实。
对话与交融是使我们传统艺术能够延异的根本，同时也让艺术家沉思和反省艺术的共同话语和认同感。也就是既能看到新国际主义的艺术风格语言的生机，又能领略到自身传统文化的精神因素，更具体地说认同与差异并存于艺术的新样式，这就是我们的艺术所面临的问题。
1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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