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王一妃 《红艺术》杂志
时间：2008.7 .25
地点：北京东营艺术区
《红艺术》：袁老师，我看你最近在画记忆系列，请你先谈谈和你的成长经历有关的事吧。
袁文彬：我的出生地在福建上杭县，是一个闽西的革命根据地。毛**在《清平乐—蒋桂战争》中提到过的：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闽西地处偏远，但有很深的文化传统的熏陶，我老家出过黄慎、上官周、华喦，宋省予等国画名家，有“书画之乡”的美名，民间喜欢书画的人很多，文脉没断。我父亲是个精通古文的老教师，在我少年时他被国家选派调到龙岩参与编写叶圣陶主编的《汉语大词典》，花去整整十年时间。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看完电影就凭记忆画过《烽火少年》、《敌后武工队》等，父亲都为我精心保存着。后来还带我去一位叫罗晓帆的八十多岁老画家家里学国画。他是刘海粟、丰子恺的学生，20年代上海艺专毕业的，长长的白胡子很像齐白石，我就在他家高大的庭院里学画，有段时间每个星期天都去。他家青砖黑瓦的气息和屋檐下的燕子鸣叫声我都还有印象。
《红艺术》：那你学画很早啊，不像现在很多人都是高中考学时才选的美术专业。
袁：是的。画画一直是我的兴趣，可能是画画时可以沉浸在一个自我的遐想世界里吧。后来到初中阶段参加中学生画展常获奖也鼓励了我的兴趣，82年还到永定福建电视台，在那里拍了个《闽西小画童》的节目。84年念高一时试着去参加美术高考，破格考上福建师大美术系，1988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当时刚满20周岁，一转眼到今天又一个20年过去了。
《红艺术》：后来怎么又调到天津美院了呢？
袁：也是机缘巧合吧。那是2003年参加第三届中国油画精品大展，遇到忻东旺，他问我想不想调到天津美院，我说好啊，后来在王元珍，孙建平，王琨等老师朋友的热心引荐下，调动很顺利。
《红艺术》：请说说少年时代的文化记忆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袁：我少年时代是在毛**时代的尾声，1971年林彪的叛逃可能是我能记住的最小时候的事情。因为大人要烧林彪的照片，我才3岁，无法理解为什么原来说的我们要最爱的人突然就变成是坏人了，可能感到不安就又哭又闹。76年毛**逝世我也印象深刻，当时宣布时其实毛**已经去世3天了，老师上音乐课时被校长叫出去，回来宣布时眼睛都红了。当时是小学二年级，我当场就哭了，邻座还笑我，当时我真的是全心全意地热爱毛主席的。可是后来在一遍又一遍地排练默哀时我又忍耐不住笑，毕竟是小孩子嘛，结果被老师拖出来威胁说如果开追悼会笑了，那是要被当场枪毙的，吓得我第二天的追悼会说什么都不敢去。今年画了一些红领巾的记忆系列，应该是和自己的成长记忆有关的。那是一种理想主义和灰色现实的荒诞错位。
《红艺术》：哈哈，可以想象你当年真是个实心眼的好孩子。你去年五月份在798艺术节的个展《复式经典》给人印象挺深，能谈谈你去年创作系列作品的缘由吗?
袁：去年画《复式经典》系列的起源，是被印象中胡适的一句话“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启发，那种揭示历史的多义性和洞察世事的深邃眼光令我感动和震撼。所以我试图把一个大眼睛的小姑娘放在各种西方历史名作里面，来进行一种“任人打扮”个人化的当代解读。这种尝试让我觉得很有趣，而且跟后现代方法论里的挪用策略也相对应。以一个大眼睛女孩的形象来复读很多经典，也是进行一种个人化的历史演义。
《红艺术》：从去年的系列作品再到现在的创作是否都暗示了你对历史的一种思考？
袁：对。我也会从一首歌，一部电影或一张画里面得到启发来进行创作。比如说我画的那幅《北京一夜》，就是从阿信的《one night in Beijing》那首歌里得到的灵感。画《致红色》、《致白色》、《致蓝色》是根据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同名电影创作的，这三色为法国国旗颜色，含义分别为‘“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一种艺术通感的转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转换。
《红艺术》：那你最近在思考和想要表达什么问题？新作品将向哪个方向发展？
袁：08年上半年是更多的从自己的成长过程，跟自身文化记忆有关的方面进行切入。因为去年的经典系列更多的是从知识经验的角度对西方文化和经典进行解构。《记忆系列》最大的变化就是转向自身的成长，从表现儿童的角度来对自我成长进行的思考，这也算是对自己文化记忆的钩沉吧。这是一种阶段性回望的思考，是对过去历史的审视和盘点。
我想通过跨越东西方的文化记忆思考我们这代人人的信仰、信念、理想主义和与历史现实的一种错位。我的下一个阶段的作品会更关注当下，延续我过去的《麦当劳叔叔》系列，关注当代商业社会消费文化中人的精神处境和问题。
《红艺术》：你最欣赏的大师有哪些？
袁：我还是喜欢有绘画性特质的画家。可能和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吧。小时候对八大、徐渭、齐白石的记忆使我对绘画的认识有比较多的传统印迹，东方的写意思维还是很有魅力的。我也在今年做了一些结合影像方面的尝试，试图拓展一下自己的经验。我警惕自己过早进入风格主义的套套，所以我觉得适时打破一下经验，重构一下自己是有必要的，这肯定有一些风险，不过我觉得这还是值得的。
我也欣赏具有冲击力和思辨性的艺术家，像波伊斯就是具有思辨力和颠覆性的最典型的成功艺术家。我也喜欢基弗、弗洛伊德和里希特。里希特颠覆了以前的艺术标准，重新创立了一种更新、更宽泛的绘画观念，因此在艺术史上具有很强的开拓性。
《红艺术》：我觉得你从观念上秉承了一种“颠覆性”。虽然你很欣赏里希特，但却不同于很多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没有从形式上进行模仿。
袁：这个不能拘泥于表面的模仿，艺术家肯定要建立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里希特和波伊斯那种在思维上的“颠覆性’是在深层次中影响了很多人。艺术中的创新与变革是必须的，这是艺术生命具有活力的标志。反映到我的作品中就是以系列的方式进行探索。复式经典系列其实已经面貌完整风格成立了，但我并不想就此止步。我的下一个状态已有眉目了，所以对自己下个阶段的创作充满信心。
《红艺术》：你是否在作品里面一直尝试一种中西文化的交融呢？看到你以前的一系列作品像《复式经典》，将大师的经典作品转变成你自己的语言去表现。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在尝试一种从不同角度去融合和理解中西文化？
袁：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基本是以一种弱势的地位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这也是我们要走向现代强盛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对西方美术史的了解要远远高于西方人对中国美术的了解。我在复式经典中把西方美术史的经典作品进行当下方式的解构和误读，同时也是对话和汲取。其实历史永远是被后人以他们的意愿误读着，并在误读中产生出更新的知识体系。
随着中国的强盛发展，当代中国的文化必定会有一种更强的自我意识。当代艺术也会对自身的文化更加的注重，在作品里流露出一些很东方的思维，或进行自我反省和改造，这都是有距离的观看和思考才会产生的。
《红艺术》：你以后尝试的是从思想上去颠覆呢，还是从绘画语言上的一个大转变？
袁：再怎么说画家也是以画面来体现他思想的，所以我认为更好的肯定是要从画面来进行体现的，而不是说变成一种图解或者变成一种说明性的东西，那就显得很表层和很简单化。想在绘画语言上有什么颠覆是不太可能的事了，因为这个任务在现代主义阶段就已经完成。我能做的是将自己的绘画语言做得更当下一点，更自我一些。
《红艺术》：你作品演变的阶段性很强，你在每一次绘画语言突变时，灵感从何而来?
袁：我觉得这种转变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深层的文化思考是内因，诱因有可能是一句话就引发一个系列的创作，也有探索和尝试性。我自己认为我的创作是有一条线在里面贯穿着，就是你刚才说的始终有一种对人文的关注，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每一个艺术家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和内在逻辑。
《红艺术》：可以看出在绘画语言上你也在尝试不断的探索，这也是你绘画发展的一条线。虽然貌似有些跳跃，但仔细观察还是可以体现你自己的特征并可以看出一个发展的脉络。
袁：现在架上绘画在样式上有什么重大突破是难度很大。重要的还是从自我经验出发并做好自己吧。我之所以欣赏里希特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思想者，在当代绘画方法论上有贡献，超越了一般的风格样式。还有毕加索，从刚开始写实，经历蓝色时期和玫瑰色时期，到后来创造了立体派，一生都没有停止探索和创造，面貌多样，吞吐量很大，他们是我的榜样。当然也有另一种类型的，象莫兰迪，他终生都在画那些瓶瓶罐罐，但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纯粹性，也很厉害。
《红艺术》：你对当代艺术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袁：感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还有就是太商业化了。我是去年9月来到北京成立工作室的，因为同时也在中央美院做访问学者，课题是写意油画研究。我感受到学院内外泾渭分明。当代艺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的禁锢，我觉得这是当代艺术非常好的特质。北京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当代艺术中心，我也感觉到身处漩涡中心的每个人都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虑不安。而市场的过热和泡沫对艺术来说却不见得是件好事。在纷乱的环境中艺术更需要进行冷静而有价值的思考，当尘埃落定时才能看出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红艺术》：您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袁：6月份刚从韩国参展回来，现在在北京参加两个与奥运有关的展览。8月底在瑞典和新加坡都有展览，明年要去美国参加一个大型的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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