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华人唯一普利策奖得主刘香成 成名作China After Mao首部中文版 中国：1978—1983

“我多么珍视他对人民和土地的脉脉深情。他的作品朴素得像面包，明澈如水，有益如盐，新鲜如山风，勇敢如鹰，自在如无限远云。”
 ——黄永玉，画家、作家、诗人

“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他追踪这个巨大国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庞然骚动，这骚动，不但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与能量，改变世界。”
——陈丹青，自由艺术家

“对刘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真相，更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帝奇亚诺•坦尚尼（Tiziano Terzani），
前《明镜》（Der Spiegel）周刊北京分社社长

“刘香成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忠诚，给予我们的不是明信片式的中国，而是真正艺术家的敏锐、感人和真实的刻画。”
——包德甫（Fox Butterfield），
前《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北京分社社长

“在即将到来的世代中，我们和我们的后辈需要回顾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尝试去理解占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的经验。而我预言，刘香成这本摄影集里的图像，将比任何其他来源都能够更深地触及我们的认识。”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
前《时代》（Time）周刊北京分社社长

“本书的质量堪称真正的无与伦比——刘香成的照片为人们获得复杂且难以捉摸的真相提供了一条捷径。一个人要有诗人的天赋，才能用语言表达出同样的雄辩与简洁。”
——西蒙•利思（Simon Leys），著名汉学家

“刘抓住了多重矛盾的幽默与讽刺，这些矛盾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有趣而难以捉摸。这个集子使得刘足以与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比肩。”
——夏伟（Orville Schell），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新闻学院院长，美国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

“刘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这样的纪实摄影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
——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英国当代艺术评论家

“这是无与伦比的优秀作品，图片连同文字一起，深刻、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
——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Jr.），前美国驻华大使

◆ 本书卖点 ◆
★ 全球华人唯一普利策奖得主成名作首部中文版。著名美籍华人记者刘香成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新闻摄影记者，曾于1991年因拍摄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历史瞬间而荣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成为迄今为止全球唯一一位华人普利策奖获奖者。《中国：1976—1983》系刘香成的成名作摄影集China After Mao的首部中文版作品，本书自1983年出版以来，再版4次，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很多人通过刘香成的作品认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
★ 著名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及著名新闻人、汉学家共同推荐。著名画家黄永玉为本书题字；著名艺术家陈丹青、英国艺术评论家凯等各家媒体北京分社社长称誉刘香成的摄影“捕捉住了这个原汁原味、没有矫饰、真实可信、复杂而独特的国家”。
★ 独特视角展现1976—1983年的中国历史转型时期。作为1976年至1983年间外国媒体唯一一位在北京的新闻摄影师，刘香成为当时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剪影。透过刘香成的镜头，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人民的身体语言不完全是悲哀，而是放下一个沉重的包袱”，不同于普通外国记者，刘香成早年在中国大陆度过童年的特殊个人经历，使他得以从独特的角度拍摄那个年代，既不同于国人对周遭环境因熟悉产生的漠视，亦不同于外国人缺乏文化认同感造成的忽略。
★ 真实感人的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画卷。刘香成将镜头对准普通中国人，照片忠实记录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定格在画面中的普通人的神情和体态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真实生活，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处处洋溢着青春和活力的中国，和一群充满了希望的中国人，这些丰富的细节让我们处处体味到摄影师想要表达的“中国情感”。
★ 艺术情怀与历史感的紧密结合。刘香成的照片被评论界与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作品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将艺术情怀与历史紧密结合。这些于改革开放初期拍摄的纪实摄影作品也曾对许多中国摄影师产生过很大的触动，使他们意识到如何细心发掘自己的生活，如何从细节着手反映身处的社会历史现实，如何坚持自己的眼光去观察与思考。
★ 首度发表照片配以名人引语的全新设计。本次中文版摄影集在原有两百余张照片的基础上，经刘香成本人亲自精挑细选，添加了若干幅首度发表的全新图片；以展示改革开放之初国人所受外来影响和呈现出的精神面貌为呈现方式；并配以大量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在图片之外，为读者提供另类解读中国的思考角度。
★ 精心编排、完美印制的精装特种本。图片质量精良，版式设计时尚大方，印制质量卓越，装帧精美，为读者完美呈现更积极、更具视觉冲击力的阅读享受。书籍配有天地盖式书盒包装，制作精美。

◆作者简介 ◆
刘香成（Liu Heung Shing），1951年生于香港，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曾作为《时代》周刊和美联社通讯员、摄影记者先后驻留北京、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科。1997—2006年，先后出任时代华纳常驻中国代表及新闻集团中国区副总裁。目前出任现代传播集团编辑总监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策展人。
1992年，因对苏联解体的杰出报道，刘香成与同事一起荣膺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此外，他还曾获得美联社“最佳记者奖”及密苏里大学年度“全美最佳图片奖”（1989），“美国海外俱乐部柯达奖”（1991），并于2004年被《巴黎摄影》杂志遴选为当代摄影界最有影响力的99位摄影师之一。
除了本书外，刘香成还于1992年出版了摄影集《苏联的解体》；2008年，由他主编的摄影集《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以六种语言全球同步发行，得到世界上150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并被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2008年度最佳摄影画册。

Liu Heung Shing was born in Hong Kong 1951. He graduated from Hunter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in 1975. Liu was posted as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to Beijing, Los Angeles, New Delhi, Seoul and Moscow. Liu was the Director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for Time Warner Inc. (1997-2000)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News Corp (China, 2000-2006). Liu is now Editorial Director of Modern Media Group and he is also a curator for the Shanghai Corporate Pavilion of 2010 EXPO China.
    In 1992, Liu shared the Pulitzer Prize for the coverage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89, Liu was named as best photographer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Managing Editors. In the same year, Liu's image was awarded Picture of the Year by the Jury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University of Missouri. In 1991, Liu won the Overseas Press Club Award.In 2004, Paris Photo named Liu as one of 99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Liu is the author of the widely acclaimed China After Mao (Penguin, 1983), Soviet Union: Collapse of an Empire (Associated Press, 1993). His latest book China, Portrait of a Country (Taschen, 2008) has received extensive worldwide reviews from more than 150 major media outlets, and has been selected by London Sunday Times as the 2008 Best Picture Book of the Year.

◆ 内容简介 ◆
本书收录了刘香成自1976年到1983年间驻留北京时拍摄的将近200帧照片，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视觉记录。彼时的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结束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悄然拉¬开序幕：西方的物质文化进入中国，人们接受着新鲜的生活方式。
刘香成的镜头抓住了社会变革的初现，许多来自日常生活中幽默与感人的画¬面体现了时尚与保守、舶来品与原¬生态并存的情景。政界领导人、知识分子、文艺界的个体影像，普通老百姓的特写，也被一一定格在画¬面中。这短短八年时间拍摄的照片合在一起，展现了当时的中国所走过的、从“文革”后的困境中解脱的复兴之路。拍摄这些照片的时间到现在已经30年了，今天的中国经过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发展，也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刘香成的照片就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天覆地巨变的影像记录。
这些珍贵图片最早于198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香港Asia 2000出版社1987年再版，同年由米兰Jaca Book出版意大利文版，第四版于1997年由M. Photo公司修订。此书是首次出版的中文版。

This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s contains around two hundred images taken by Liu Heung Shing in Beijing from 1976 to 1983. The photographs represent a visual record of daily life for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in the Post-Mao period. At that time, China just took her first tentative steps out from under the shadow of Mao Zedong, leaving behind an intensive period of fanaticism to embracing instead the new life-style made possible by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litical reform.
    Liu’s photographs offer plenty of humorous and touching scenes from daily life, captur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o-cultural shoots of fashion, art, and self-awareness on what remained a largely conservation climate. Portraits of politicians, intellectuals, and movie stars, together with those of ordinary people sit side by side. Taken together, the images from this brief eight-year period present amazing evidence of the will to recover from the Culture Revolution. It was a moment when China stood at a crossroads in its history. Thir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images in this collection were taken; China has been irreversibly altered by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 Liu’s images reveal just how modern a country China has become in such a short span of time.
    The collection was first published by Penguin (1983), and republished by Asia 2000 (1987). An Italian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same year by Jaca Book, Milan, and a fourth edition was revised by  M. Photo Ltd. in 1997. This is the first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序言选读 ◆
自序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美）刘香成
最后一批游客离开了紫禁城，身材矮小、戴着大眼镜的满族人溥杰引导我缓步走向午门，门卫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去。夜幕渐渐笼罩紫禁城，溥杰和我一起走向太和门。
“我曾经因为穿着佩有黄色饰物的袍子而遭到哥哥呵斥。”溥杰边说边领我走上一条壮观的深红色皇家大道。“在这儿，”他比画说，“哥哥曾和我学骑自行车。”然后，他指向另一个方向，告诉我就在那座亭子里，也是和哥哥一起，师从著名的苏格兰老师庄士敦学习英语。
在我跟中国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这是一个无法忘却的瞬间：拍摄这样一个满族人的机会绝无仅有，溥杰的哥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而北京故宫这块天子的尘世领域，曾是他们短暂居住过的家。
我在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出生于香港，当时它仍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并没有在那里度过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在1954年将刚学会走路的我送回祖国大陆。我关于“玩”的最早记忆是参加“除四害”运动，为的是将食物链上的敌人赶出这个国家。（起初，“四害”指的是老鼠、麻雀、蚊子和苍蝇，后来认识到麻雀吃害虫，不是害鸟，所以就改成了臭虫。）《人民日报》1958年4月19日的报道说，300万名北京市民花了一整天时间逮住83249只麻雀。在那个全民荒唐的时代，有人指出4只麻雀能消耗500克谷物，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配给口粮。这些就是我所受的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我按期上交家庭作业——被我以无比热情奋力消灭的满满一火柴盒的蚊子和苍蝇，以及逮住的几只麻雀。但不管如何加倍努力，我“政治表现”一栏的成绩很少会超过“丙”。母亲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平地主”，尽管她的阶级定性是“和平的”，我依然不幸地成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后代。许多中国人都了解那些被划入“错误”成分的人受到了多么巨大的冲击。
“除四害”运动转移了人们对全国食品日益短缺的严峻形势的注意。我的同学主要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后代。尽管被他们视为“阶级”异类，我仍然参加了那场狂热的“大跃进”。就在那时，我目睹了“大跃进”政策所带来的普遍营养不良的恶果：饥饿不只存在于这个国家最贫困的人当中，它就出现在我们身边。与我一起玩耍的邻家小孩由于缺乏基本的营养而四肢浮肿。浮肿的情形也发生在祖母家所有的邻居身上，他们在1954年的全民国有化浪潮中占据了原本是我们家私产的庭院。（我们家族的财产包括母亲出嫁时外祖母给她作嫁妆的房子。）有一次社区杀了一头猪，我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才买到配给的20克猪油，这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已经一目了然。随着情势更加恶化，父亲安排我回到了香港。当时中国正处于3年自然灾害（1959—1961）中，据称有许多人饿死。回到香港后，我学习了英语和粤语。暑假里，父亲教我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闻稿翻译为中文。
1970年，我离开香港赴美留学，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主修政治科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选修了《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的摄影课。这一学期成就了我以后的生活：毕业后，我追随米利，在《生活》杂志做起了实习生。我在恰当的时间被放到了恰当的地方：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1978年我作为《时代》（Time）杂志北京首个办事处的一员，成为《时代》在中国的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
其实在那之前，我作为职业摄影记者与中国的接触就已经在震惊中开始。1976年的大地震将唐山摧毁，就连唐山以北150公里的北京也有震感。消息传过来的时侯，我正在欧洲拍摄在里斯本作竞选巡回演说的葡萄牙共产党候选人。随后，弗朗哥（Franco）之死的消息传来，我前往西班牙拍摄社会党候选人菲利普•冈萨雷斯（Philippe Gonzalez）。当时他正领导学生集会，要求结束西班牙的弗朗哥时代。接着在巴黎，我计划拍摄法国总理雷蒙•巴尔（Ragmond Barre），却在离开马提尼翁酒店的那天早晨从当日《费加罗报》（Le Figaro）首版上意外地看到了毛主席的整幅照片。我得知毛泽东已经离世，就联系了在纽约的经纪人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他为我搞到了一份为《时代》杂志拍摄毛泽东葬礼的委任状。但我进入中国后却滞留在了广州，于是我开始拍摄沉浸在哀悼中的广州市民。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将要从这里开始拍摄“毛以后的中国”的旅程。
四年后，我加入美联社。1980年，美联社北京分社由传奇人物约翰•罗德里克（John Roderick）领导。罗德里克是美联社资深的首席记者，他曾于1943年在延安采访过毛泽东与周恩来。1971年，他被指派报道美国乒乓球队对中国的访问——也就是知名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为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对中国的里程碑式的访问铺平了道路。后来，周恩来告诉罗德里克：“你打开了大门。”
很自然地，当1979年中美重新建交时，美联社便委派罗德里克从东京前往北京，重建新闻分社。在罗德里克的游说下，我接受了美联社的雇用，成为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第一个驻华摄影记者。我在北京度过了难忘的五年时间，后来又成为驻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科的记者。

1984年夏天，我接到在洛杉矶的新任命，带着我的家人离开北京。在北京旧机场，我的司机小张对我说“再见”，那是一次让人感动的告别。小张是一个大个子，有些腼腆，但很容易被有趣的笑话逗乐。他由中国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处委派到美联社分社，是分社里唯一的司机。我的工作要求我不断在外奔波，随时准备奔赴新的消息来源进行拍摄，因此他几乎成了我的专职司机，长期伴我左右。我们通过西单电报大楼把每张照片归档，将做好说明的照片送往邮电部办公室，并由无线电传往东京分社。直到80年代中期，美联社分社才获准使用自备的图片传送机将新的图片直接传送到东京和纽约。1981年，中国许多军工厂被解散，工人们制造的产品被准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我购买了一辆带挎斗的国产三轮摩托车，它的原型是德国的宝马，后来通过东德和苏联进入中国。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小张替我找来一位驾驶老师。可惜的是，在尝试了三次路考之后我不得不放弃，我终于明白我永远无法获得一个由公安系统签发的车子执照：他们只给汽车发黑牌，不办理摩托车牌照。
在中国女排战胜美国队的那天晚上，我去天安门广场拍摄随后的群众游行。就在按下快门触发闪光灯的瞬间，兴奋的群众把我从我所站的交警指挥台抛入空中。我落入人群，压在了好几个人身上。第二天，小张让我签署一份报告。我自己当时没有发现，而他告诉我，欢庆那天晚上有人在我的衣服上泼硫酸，几乎毁掉了我的外套以及车子的座椅和白色的棉布座套。小张担任着我可靠的司机，直到1984年我们在机场分别。
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姚伟曾叫我参加过一个会议。他告诉我，他们调查了1979—1981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65%是由我拍摄的。对这个数字以及他们调查的认真性我很是惊讶。实际上，关于已发表的照片，这样一个数字并不难获得，因为在1978年到1980年间，我是北京唯一一个外籍新闻摄影师。（1981年，合众国际社的迈克•提勒[Mike Thieler]才加入进来。）更让人惊讶的还是他们的反应：“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我从未想象过《毛以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企鹅出版社，1983）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出中文版。我毕生，或者说至少是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作为一个缺乏耐心的人，我多么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纵使我知道这终会成为现实。在中国，事情的发生需要时间，这与30年前中国人民开始现代化之旅而走向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本书的出版，不仅是我的一小步，也是人民开始回顾毛泽东去世后岁月的巨大标志。与毛泽东的去世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压力相比，1978年承诺的经济改革所施加的新担子，远没有那样沉重和具有挑战性。这个过程恰被随后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准确地表述为带领全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
本书所有的照片均拍摄于1976—1983年。那时我居住在北京，正处于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中。许多照片都是我在工作时拍的。这段时间里我见过艺术家如王克平、马德升、摄影师王志平（他是“四月影会”的创立者之一）、作家钟阿城——他们都参与了 “星星画展”的组织，并投入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新感觉艺术表达当中。在最近一次与查建英的访谈中（《八十年代访谈录》），钟阿城谈到了“中国历史的断层”。他痛悼中国人民“失去的岁月”，无论是民族还是家庭方面。访谈中他回忆了在北京度过的童年，以及四合院生活里的那种悠闲自在。阿城说他主要的教育来自他那位身为著名影评家的父亲，以及在旧书店里的自学。当时新华书店里绝大部分讲述现实题材的书已被撤掉，阿城便在专卖旧书的琉璃厂中国书店找东西看。他没能逍遥多久，在下乡插队的大潮中被分配到云南当了农民。90年代初，我在洛杉矶再次遇到了阿城。我记得他描述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就像一架自动机器。我还记得他提到修理一台老式的德国大众甲壳虫汽车时的巨大快乐。阿城后来成了驰名中外的作家。经过旅居欧美的数年，他明白人类常识仍然普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它们似乎从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了。2000年初他回到中国，描述了所看到的传统的断裂和人文价值的缺失。本书照片中反映的年代，正是我作为摄影记者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时期，我们能够看到，先前时代的许多社会政治动荡和创伤便是由于失去常识所造成的。
1976年到1983年的重大事件包括：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被捕、邓小平的复出和他旨在恢复被破坏殆尽的国家和国家经济的改革政策。这期间，我带着儿时的记忆和在西方受到的政治科学与艺术教育返回中国。那时这个国家正迈出它最初的试探性步伐，以恢复和重建阿城所称的“常识”。我试图以摄像机作为工具，来解释中国这一独特的社会政治历程。
我在那个时代所接受并将始终铭记的感触和印象的更深层面来自于阅读，以及对一本书的永恒追寻，这本书将能提供一种有关中国的洞见，而这种洞见能就中国承前启后的变化的本质加以阐释和说明。有这样一本书与此目标非常接近。90年代早期，我在巴黎圣日尔曼的一家旧书店里与林语堂的文字重逢，这是一件有趣的事。1936年，赛珍珠（Pearl Buck）在为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所写的导言中观察了那些有过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自卑感弥漫全国的时候……他们对西方国家既痛恨，又羡慕。”但最打动我的却是她下面的这段评价，它和我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以及最终我用照相机努力去做的事情产生了共鸣：
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我多少次满怀渴望，急切地打开一本又一本的出版著作，然而又多少次失望地把它们合上。因为其中的内容是虚假的，言过其实的，作者在狂热地为一个伟大而不需要为之辩护的国家辩护。那些著作是为了取悦外国人，而于中国则不配。
她在林语堂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声音，对此我深表赞同。正如她所指出的：“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在筹备本书的中文版时，我重读了林语堂的这部经典之作，发现自己沉迷于作者在自序中的话：
我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我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与我毫无干系，他们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们的爱国主义也不是我的爱国主义。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我是一个没有语言天赋的人，因此我将照相机对准人们的日常生活，来避免落入夸夸其谈的宣传。30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1978年所采取的那些重大步骤的确开启了重建这个国家“常识”的进程，那是一种曾经暂时失去的意识。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现在我们已无法回头，而我们中那些经历过共和国前30年生活的人也许能够理解，为何中国人民现今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寻求一个物质上安全的未来。1976年到1983年是少见的充满闲散的浪漫年代，社会缓慢地抛弃它的过去，并思考着随改革政策的深入而带来的新事物。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代，中国人真正有了思考的自由，而不再是完全按照上级的要求行动。现在，30年已经过去，如此巨大的变革已经发生。有一件事情则仍待解决：中国必须坦诚面对自己近代的历史，真正开始发展自身的软实力，仅仅拥有悠久而复杂的文明是远远不够的。
2009年9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