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晛 
《漂》/油画/900x180cm/2003/江海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自称其哲学为“先验唯心论体系”，“先验”是形而上学中的重要概念。“先验”，依字面的解释，即“先天经验”，它不是一个客观的实体，而是一种我们得以认知外间世界的必要条件。在哲学启蒙读物《苏菲的世界》中，作者用了一个“实验”来阐释这个概念。哲学教师艾伯特（Albert）让学生苏菲（Sophie）戴上一架红色的太阳镜，于是，外界的一切客观世界都笼上了红色。以此类比，则“有色眼镜”即所谓的“先验”，人类感知客观事物，必要以此为条件。最基本的，“时间”与“空间”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我们的“先验直观”，于是，我们在观看外物时，必本能地将它们置于时与空的坐标中。至于独立于“有色眼镜”之外的事物——即“自在之物”（或“物自体”、“本体”）——则是人类理性所无法认知的。
“有色镜”比喻和康德“先验论”让我觉得，画家江海的一幅
不过，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认真讨论康德的形而上学。我之所以用“有色镜”的比喻来引出康德和画家江海的画作，是想说，康德的思想多少带点主观主义的色彩；而我们今天正是要探讨一种深藏于人内心之中，也许是根深蒂固的主观思想，以及消解这种主观意识的力量——沟通。
我们还是从画作谈起。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一诗中有一句话：“身世浮沉雨打萍。”可见，自古以来，人类就用水来隐喻生命历程，而画家也延用了这一比喻。浮沉在海水中的，是那一个个缩在瓶子里的人。他们虽然在距离上靠得很近，在视觉上也互相可见，可是，谁也无法进行交流与沟通——诚然，人们是相互熟悉的，但那只不过是局限在“脸儿熟”罢了。
画的远景是几簇高楼大厦。画家在这里无言地反问：这难道不是我们现实的社会存在吗？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以后，商业大潮袭来，其虽然彻底变革了一个贫穷的国家，使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但是，这也造成了一种“以钱为本”的功利主义局面。“当金钱成为了一切包括人的价值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变得不可避免。”（郑永年《中国的灾难与重生》）我们在19世纪的欧洲文艺作品，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读到这种现象；而这种现象其实正实实在在地在我们的身边发生。
当每个人都在全身心地投入追逐利益的活动中去时，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淡漠之时，我们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礼教的纽带作用，人与人是强烈地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在现代社会中，在城市里，我们虽每日都与很多人打交道，可是这种“联系”却变得机械化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变得“原子化”了。我们在评论都市弊病时说到了“人—物”伦理的机械化和城市与自然、文化的机械组合，其实，“人—人”伦理的机械化更是城市弊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像画中表现的那样，瓶子与瓶子在上下浮沉中几经碰撞、几经磨擦，可瓶中的人并没有互相产生实质性的接触。
每个人都把自己关在瓶子里，每个人都不主动与他人沟通。于是，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堵又一堵所谓的“心墙”，而正是这“心墙”，使得人际之间无法达成一种实质性的“互信”，这样一来，唯一的后果就是，“猜疑”的心理在每个瓶子中升腾起来。
使问题变得更糟的是瓶子的颜色——它们是五颜六色的，而人透过这有色玻璃去看对方，必然带有自己的色彩——这种色彩，我们命名为“主观”。在一个普遍猜疑的社会里，由于不进行沟通去了解对方的本质，观者便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忖度他人。这就形成了一种人们经常说的现象——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把别人想成是什么样。自古以来，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也有“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前者是把任何人都看得很坏，以一种“阴谋论”的眼光看人。因为观者自己是个唯利是图的人，所以他会把所有仁人志士天下为公的伟绩都看成是沽名钓誉。后者是把任何人都想得很好，以一种绝对宗教式的情怀看人，于是易导致另一种恶果——纵容恶人，最终自己受害。在“阴谋论”肆虐的当下，有人以第二种心态为楷模；然而我要说，这两种心理同样不应该提倡，因为在一个科学的时代里，他们都没有摘下自己的“有色眼镜”，而做到这两个字所要求的——实证！
人际关系尚且如此，国际关系更是这样了。依《圣经·旧约·创世纪》的启示性说法，人类本该居住在一个漂流瓶里，分享着同一种文化的。这个漂流瓶就是“巴别塔”。但是，上帝行了奇迹，使一个瓶变成了无数个瓶。“巴别塔事件”之后，操相同语言的人群便挤入了同一个瓶子，于是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国家……由于每个人的血液中都流淌着自己的文化因子，因此，个人的生命深植于文化；也正因这样，文化的主观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更具“先验性”。在古代，华夏先民给我们东南西北的邻居们起了不少“外号”——夷、戎、蛮、狄；与之相应，罗马人也管他们的北方的日耳曼人、哥特人、汪达尔人叫“蛮族”。中原汉政权将北方少数民族名称翻译为“匈奴”、“鲜卑”、“蠕蠕”、“回纥”、“蒙兀”，本身就是精心策划的文字游戏。直到近代前期，我们还称西方国家为“诸夷人”，称日本为“倭”。从这些字面语就可以看出，各民族均有强烈的本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在宗教上就更是如此了，从犹太教开始，犹太人就有着很强的民族和宗教自负心理。中古以来，天主教、犹太教的关系就一直比较紧张；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积怨更是由来已久。近古时代，宗教改革造成教廷大分裂，之后便是新旧两教之间几世纪的宗教战争。即使是新教内部，以普鲁士一国为例，还存在着路德正统宗与敬虔会的冲突。近代以后，西方殖民主义盛行，伴随着政治、经济渗透进殖民地的还有西方的“优越的”文化。白人文化中心主义在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一首《白人的义务》中体现地淋漓尽致。在这首诗里，他将白人的殖民扩张说成是“白人的使命”，是要将处于黑暗中的各民族“解放”出来，用文明的光照耀他们。这本身就是基督教文化中“选民意识”（即上帝选定一群人作世界的王）的体现。于是，西方文化统治了世界，由于他们崇尚白色，这样种族优越论产生了，白人认为黑人和黄种人是劣等民族。虽然种族优越论随文化人类学的兴起而告衰，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说明其还会死灰复燃。时至今日，美国黑人问题仍然十分敏感，特别是奥巴马竞争总统以来，这一问题又浮出水面；与之相反，在民主改革之后的南非，黑人成了“第一种族”，而白人和黄种人成了“第二种族”，地位低于黑人。到了现代，二战结束后出现了几十年的“冷战”局面，意识形态的对立成为东西方对峙的重要原因。苏联解体后，今天的俄罗斯重新崛起，于是西方的许多新保守主义势力将普京画成一个沙皇，并称A Czar was born （一个沙皇诞生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先是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初步确立了宗教宽容主义原则；之后，逐渐扩大为普遍的文化宽容主义思想。时至今日，文化多元主义思想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意识形态的矛盾并没有就此消弭，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现实中仍可找到太多太多的例证。中国同西方的碰撞即是一例。冷战结束后，开明人士所持有的文化共融观念成为主流，但中西文化冲突仍十分严重。在奥运会召开以及西藏风波骤起的2008年，中西交锋曾一度取代了奥运所提倡的和睦相处而成为时政主题。在这起事件中，西方世界不顾中国国情和国际原则，公然用人权和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按照中国方面所总结的，西方国家不是“戴有色眼镜”，就是“选择性失明”，无视藏独分子的暴行，无视西藏的历史，无视中国的发展现实。而这起冲突的文化方面的原因，即是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西方希望中国经由举办奥运会而变身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而中国人则在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正像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说的那样：
——《奥运政治：两个世界的碰撞》
可见，西方世界仍然没有放弃其傲慢与偏见。在潜意识里，他们仍把自己关在一个有色瓶中，而认为伊斯兰世界、儒教世界为另外的瓶子。他们仍然是主观的，而正是这种主观主义成为阻碍世界趋向“和而不同”的观念。
主观主义是“互信”的大敌，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就必须摆脱这种本位思想，排除自我的“成心”或“我执”，用客观的眼光看待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最关键的，就是打破每个人的漂流瓶，把所有人聚到同一艘船上。运用沟通与交流的力量，加强理解与合作。对于人际关系，有学者提出要建立“熟人社区”，让原子化的个体重新恢复与周遭环境和人的深厚关系。对于文化交流，则我们必须先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经院哲学家》第一章末段的言论作为指导思想。他在上世纪30～40年代就预见性地指出，西方的优越性“是没有理由持续下去的”，“印度如果获得解放，也将贡献出另一东方的因素。”他警示我们，“有一种比政治的帝国主义还要难于克服的文化帝国主义。……现在的文化，对我们来说，是具有一种西欧帝国主义气味的。”他最后说：
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会有沟通，只有沟通才能缔造和谐。正像胡**主席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所呼吁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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