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震动世界的美国“九·一一”恐怖事件。恐怖分子采用了劫机的方式自杀性地冲击美国的地标式建筑。而画家2003～2004年的两幅巨型作品《对峙》，也是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启发。我们看到，画作两端对称的飞机和手枪都是用人肉堆积而成的，手枪所备用的子弹也是个个人体，这些都恰合了“人弹”这一说法。
不过，画家江海将作品画成严格对称式，又取名“对峙”或“平衡”，中间还有英文单词“PEACE”（和平）和“LOVE”(爱)，其主旨与恐怖活动是不符的。因为众所周知，恐怖活动之所以“恐怖”，之所以被称为是“政治瘟疫”，正是因为，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平民百姓手无寸铁，而恐怖分子全副武装。但传统战争或经典战争不是这样，它们是政府对政府，或派别对派别，是公开而对等的冲突；经典战争的双方在国际法的规定下只能各自针对对方的武装力量发动进攻，而不能针对无武装的平民。所以，恐怖主义是一种失衡冲突，它并不是本画要讨论的核心主旨。
其实，画家在这里借用了恐怖分子的一般活动方式，是为了将隐性的道理显性化，让观者看得更直观。作者意在说明，当今世界的“和平”与“爱”，并不是道家那种“与世无争”、“无为”的和平，不是儒家那种“天下大同”式的和平，也不是陶渊明“世外桃源”式的和平，更不是托马斯·摩尔“乌托邦”式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均势”之下的和平，是大国力量对等之下的“无战争状态”，这种和平是以“力”为维持的，这种“力”是英语国度所谓之“POWER”，是一种“强力”、“实力”、“权力”、“硬力”，是刚性的。几年前虽有美国学者提出“软实力”这种概念，但他所用的词是“SOFT POWER”，仍不脱“强力”的干系。而这POWER无论是军力、财力，还是政治力，都是在根本上由“人”决定的。画家将“PEACE”和“LOVE”也用人体构成，意在说明，这种“和平”是脆弱的，一旦双方力量失去均势，便不免有擦枪走火之虞。
这种“均势的和平”，以20世纪战后几十年为例。如果打开世界地图，便不难发现，在白令海峡的两端，亚洲大陆和北美大陆就像两把手枪一样对峙着，而对峙的双方，当然是东半球的苏联和西半球的美国。冷战期间约40年的世界总体是和平，是由东西方两大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对等维持的；而这“对等”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所谓的“核均势”——双方都拥有核技术和核武器，双方都将核弹头互相对准，双方都在对方核打击范围之内；因此，双方都认识到了核打击无法想象的悲惨后果，即双方在使用核武器时都将付出惨痛而无法修复的代价，但双方都不能单方面将对方摧毁而自我保全并独霸世界，因此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开始在相互不信任的基础上，约定双方冲突的底线，构建一种“准和平”的机制。由此我们看到了“反者道之动”（《老子》）的现象：一种慑人心魄的武器，反倒成了制约战争的力量；一种“恐惧的平衡”，反而给“爱”与“和平”留下了充足的空间。
点出这种“和平的实质”也许让很多心怀赤子之心的人感到失望：原来我们的和平并不是理想之中的“礼让”、“宽容”、“大度”、“理解”，不是“真爱”，而是因为“谁也打不过谁”，干脆就不冒这个风险了，但是各力量集团谁都没有放弃对对方的敌意和扩张自身利益和势力的念头。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政治上的角力与争斗，各国或各联盟均互不相让，即便是妥协也必须保证双方力量和利益“对等受损”。因此，这种“和平”是纯粹利己主义的，而不是出于理性之神光的。
很多对现世有所抱怨的人都持有这种想法，他们反感这种“和平”，反感这种“政治上的争斗”，认为这与小孩子争玩具没有什么相异。他们崇拜崇高的道德，于是对现世的这种私利行为不屑一顾。《庄子·杂篇·则阳》上就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寓言，背景是“魏莹与田侯牟约，田侯背之。”魏惠王莹大怒，于是将军公孙衍提议攻齐，而魏匠季子反对，这时，引出经典段落：
华子闻而丑之曰：“善言伐齐者，乱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乱人也；谓伐之与不伐乱人也者，又乱人也。”
君曰：“然则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闻之而见戴晋人。戴晋人曰：“有所谓蜗者，君知之乎？”
曰：“然。”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五日而后反。”
君曰：“噫！其虚言与？”
曰：“臣请为君实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穷乎？”
君曰：“无穷。”
曰：“知游心于无穷，而反在通达之国，若存若亡乎？”
君曰：“然。”
曰：“通达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王与蛮氏，有辩乎？”
君曰：“无辩。”
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
《庄子》的寓言后来被概括为“蜗角之争”这一成语。庄子及其门徒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宇宙是无限的，从无限广大的视野来看，人类的争战是无谓的。德意志普鲁士最伟大的国王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也说过类似的话：
不管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掀起什么样的波涛，与整个宇宙比较起来，他只是一个无限小的微尘，一个看不见的原子……
如果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争斗就是没有必要的了——因为它太小了，太小了……如果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这种宇宙的无穷性和人类的渺小性，则世界和平就会是真正的了。
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想法：如果用于个人修养身性，培养谦冲平和以及超逸人间的非凡品格，是绝好不过的；但用于解决现实问题，就不会见效了。因为我们基本上有这样一个共识：人是有某些动物性本能的，“趋利避害”就是这种本能之一，而这种本能是在人类“物竞天择”的竞争与进化中沉淀下来的，即，人都有求生存的基本要求，因为“生存”即是“利”，有“利”才能满足基本生存和更好的生存——即“发展”。在自然状态下，当他者的存在妨碍了我们得到利益和自卫的行动时，如果其在力量上弱于自己，则我们很可能会动用各种手段除掉他，以保证我们自己的生存和利益；只是到了我们发现，这样无休止的争斗会造成两败俱伤，而自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之时，我们才会坐下来达成“和平协议”。这就是霍布斯说的，“战争是自然状态，而和平是人为状态”。国际关系也雷同于人际关系，每个国家都力图生存和求得更好的发展，并永久保住自我利益甚至使其增殖，所以每个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自身利益并削减自身力量，因为每个自利的国家都有几万、几百万、几亿个自利的国民，国民的利益需国家予以保障，而多数国民的利益的聚合也是国家利益，所以，国家利益是一种“神圣自利”，国家力量也就上升为一种“神圣力量”，它很难像个人一样，可因道德的趋使而放弃个人利益甚至增益他人正当利益，因为国际关系要比人际关系现实得多。
由此我们认为，既然利益心是人性之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而力量是维护利益的必然选择，因此，进行“纯粹人性批判”——即认为人性之自利心是罪恶根源，应弃之而崇尚道德——虽必要而治本，但不如“进行制度建设”更切合“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制度建设，就是顺应人和国家的利益观，不是去否认自我利益，而是调节各人及各国利益和力量，使之控制在理智的范围之内，而将冲突的可以减到最小。在这一点上，康德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先驱，他在自己的政治理论中提出，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可尝试建立一个协调各国利益的国际机制；因此康德政治观被认为是“联合国”思想的远源。以今天的视角看，这种种“国际协调机制”是卓有成效的：要让它制止所有的战争不太现实，但它教会了人们如何妥协、如何用对话的机制解决问题、如何让军备有所控制。冷战结束后，美国虽有一个短暂的时期独霸世界，但这时西欧已然复兴，俄罗斯在努力恢复元气，中国迅速崛起，印度、巴西也有了很大发展，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更是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成员，世界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样的世界可能更加和平，因为力量的相互制衡由二元变为多元，加上国际协调机制的作用，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各方利益相互咬合，谁发动战争都得看别人的脸色和想想自己的后果。这样一来，世界各国或各利益集团虽仍像画中表现的那样，不放弃“蜗角之利”，但和平和爱的空间会更大。
论证在这里，我们的结论是，走协调利益—力量之路比单纯进行人生哲学式的批判更有效，因为它认可了人性的现实。所以在最后，我们要附加说明的就是，不要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不是所有人都能跳出利网而以宇宙角度关注万物的，甚而说，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做到这点。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可能要求其妥善解决所有问题。通俗地说，人类确实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人类的本性要求我们提出诸如“人是什么”“世界从何而来”“神是否存在”这样的形而上学终极问题，可是人类的智慧却永远回答不出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人类的理性要求和平和真正的爱，但是人类的本性又无法消除自利观；人类有能力统治世界，却至今无法统治自己……这些都是客观的，然而正是人类本性中这种客观的不完满性，才促使人类不断自我更新和进步——这就是人！也许当初上帝创造人类，给了我们半点神性，半点兽性，就是为了在这个寂寥空远的大宇宙中，给自己留一个解闷的玩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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