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晛
本为人/油画/2004/600x
对人性的探讨是人类最古老的哲学命题之一。约当公元前四世纪至三世纪,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先人们几乎同时展开了对人类本性的讨论。在中国,最著名的莫过于是儒学中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的对立。孟子认为,人皆有“仁、义、理、智”四端,有“不忍之心”,这就说明人本初的心是善的;至于“恶”,那是后天不良环境影响的结果。而荀子正相反,他直言不讳地声称人的本性是罪恶的,但也提出通过教化可以使人向善。最后,在长期的理论实践中,孟子的思想取得了胜利,其典型的标志就是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一开头就说“人之初,性本善”。
与之相反,西方基督教世界却采用了“人性本恶”这一说法。基督教发源于犹太教,犹太教的创始人希伯来人(犹太人)认为,人的本性是罪恶的。后来基督教的神学家们(以圣奥古斯丁为代表)将其发展为“原罪”说,声称一切人生来即有罪,只有通过信仰上帝,并不断向上帝忏悔,人才可以得到救赎。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廷在财政不足时要向人民兜售“赎罪券”,而正是这些“赎罪券”成为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
我们没有必要为人的本性继续寻找一个一元化的答案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人的本性中,本来就是二元性格对立统一的。人有“善”的元素,也有“恶”的元素;有“大公无私”的特质,也有“自私自利”的特质。而决定一个人更多的表现出何种“本性”的东西,是一个人所处的外在环境。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当外在环境突变时,一个人的性格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说,从微观的个人的角度来讲,尚且有那种十分令人钦佩的“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人;但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如果放大至宏观的人类群体角度看,这种“社会性决定人类本性”的观点就更加适用了。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者就认为,我们所有的人类特性都是被我们的社会环境塑成的,或者是在这种环境中被社会性地构造出来的。似乎是一种固定的人类本质的东西乃是社会—文化的变项。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佐证上述的观点。中国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就说明,从社会角度看,只有解决温饱问题,才可以谈道德。我们知道,在战乱、饥荒的年代里,人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杀人越货、盗抢资财,甚至群体性的流民犯罪是非常常见的;但在太平盛世,有如贞观时代中,这种罪恶的行为就大为减少,甚至有“死囚四百来归狱”的佳话。现代社会也是一样,在一个只重经济发展的社会中,人心普遍功利,拜金主义盛行,人与人之间情感淡漠,自私、自保的风气弥漫;而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统筹地很好的社会里,公平、正义、善良等正面的人性就表现得很突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也可佐证:中国和西方在历史上都记载匈奴王和鞑靼人所到之处即搞屠杀,十分野蛮,没有人性之善,这其实与游牧民族所处较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产力落后的社会经济环境都有直接的关系。
2008-8 于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14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