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晛
人为本/油画/2004/600x180cm
面对如上种种弊端，该如何解决问题呢？
我们首先要确定如下的原则，那就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当下社会问题，而不要用道德高标来抹杀利益，将一切利益看成是罪恶。利益是客观存在、不可取消的，社会道德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用空泛的道德名义解决技术上的问题是无效的。
那么，什么才是正道呢？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说明，人类表现出来何种特性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个论点可以得出两个推论，一个就是文章第二部分谈到的，“为本人”这种以个人利益至上的人群性格是由商业化的社会存在决定的；而第二个推论就是，要使人性趋于向善，就应该构建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体系。正是这点推论，使我们必须要重视制度建设。今年6月《南方周末》上发表一篇了文章，作者认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这一点我相当赞同。
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中国高层对当下社会问题所做出的强劲回应；后来，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这是加强制度建设的开始；2007年**十七大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标志着人本主义思想在社会意识中的确立。所有的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可喜的进步。
“以人为本”，其实质是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人为代价。这个“牺牲人”，不只是企业主对员工生命权益的牺牲，也不只是官僚对人民利益的牺牲，经济发展造成的功利主义对淳朴善良的人性的牺牲、对高尚的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的牺牲更是题中之义。由此看来，“人为本”的制度建设不能只从经济层面着眼，它还必须伴随着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变革，因此，必须是系统而全面的，偏颇了哪一方，都会给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阻力。而且，我们也不能主观地希望人本主义的改革会一步到位。利益的调整必然是在长期妥协之后才能完成的，就拿这次的新《劳动合同法》来举例，它虽然维护了劳动力方面的利益，但也成为了造成目前企业资金困难的一大因素。因此改革必须稳健推进，才能致远。
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认为中国当下问题太多、太复杂，无法解决。其实，这次汶川大地震之后全社会所体现出来的抗震精神，就足以使我们看到希望了。我们看到，政府在震后以最敏捷的反应速度动员了起来，温总理亲临一线进行指挥并慰问灾民；国家武装力量倾其全力开赴灾区，即使超过黄金72小时也仍以救人为工作重心，不放弃一线希望；最可喜的是，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了，志愿者成为了救灾的主力军之一；灾区以外的各界群众更是热情捐款；企业家这一新阶层更是各取专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13亿中国人共同为灾区死难者默哀，作家肖复兴记述，一名青年女子在默哀毕后与朋友说：“我刚才差点又哭了出来，我真觉得失去的就是自己的亲人。”这说明，灾难真的让中国人找回了久违的人间真情，把国人从“为本人”的迷失中唤醒，使人们完全出于对痛苦者的同情而急灾区之所急。
不光是“对人的生命的重视”这一价值观被提高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也空前增强。19日默哀毕后，天安门广场民众自发呼喊口号，声援灾区，支持抗震救灾，高喊“中国加油”，这让美国媒体十分感叹：19年前，天安门成了政治危机的见证；而19年后，天安门又见证了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大力支持。原因很简单：“当‘人’的价值成为了政府所做的一切的核心，当普通人民在政府的行为中发现了自身的价值的时候，其对于政府的支持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郑永年《中国的灾难与重生》）
可以说，这次的抗震救灾是一次全社会集体贯彻“人为本”理念的里程碑式事件，用形象的话讲，“地缝裂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缝合上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性的弱点是可以克服的。但，当时间流逝，地缝被风雨抚平，激烈的视觉冲击在人脑中渐渐淡化，人与人之间的缝是否会重新裂开呢？非常有可能。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这次救灾中的某些优秀制度常态化，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监督和责任意识。用百姓对企业和政府的监督，使它们履行好各自的社会责任。从企业来讲，最起码的就是尊重劳动者的权益；从政府来讲，就是转变职能，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变“对上负责”为真正的“对人民负责”。当“以人为本”在政企中得以贯彻时，人民、企业、政府三者间的宏观信任就建立起来了，以此为引导，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才会增强。如果这样，“多难”才谈得上“兴邦”，而“人为本”的那个庄严的十字架，才能成为国民对于美好与人道的信仰的标志。
2008-8 于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1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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