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晛 
举几个例子吧：自从儒士们描述了上古社会作为理想的社会模式以来，儒家学者“厚古薄今”的功夫似乎总比“厚今薄古”强；经过千百年的思想浸润，“发思古之幽情”的“怀古”能力似乎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思想界与西方相比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西方的许多大哲学家每提出一个新的理论都要刻意标榜自己与前人的与众不同，甚至对既有哲学体系进行摧毁性的批判，用我们老师的话讲，这种人富于“砸烂”的能力；而中国人则不同，自百家争鸣之后，我们的大师提出自己的创见时，总是要反复申明其与祖宗见解的一致性，而且我们发展理论的方式是对旧有体系进行新的诠释，几乎没打算要“砸烂”它。更有甚者，中国人的“伪书”文化可谓洋洋大观，托名于古人的作品数不胜数，像《列子》这部道家巨著的真伪问题到现在似乎还都没有定论。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拥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的伟大文明，这就为中国人发“怀古”之情怀提供了庞大的素材。我以为，中国人从周代继承下的“祖先崇拜”文化特点是决定中国人历史性格的关键因素。我们总是把祖先看作是完美的、不容怀疑的，甚至是神性的，我们许多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光宗耀祖”；刨人家的祖坟因此也成了对一个家族最大的羞辱。正是基于这种“祖先崇拜”的文化，我们才会“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存在”。
“传统”是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它其中的许多成份在现代社会依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这就是中国“国学”在当代出现复兴苗头的原因。但是，我们更应该发现，“传统”在中国历史中似乎占据着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所不应有的“垄断”地位，这也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一种“准静止”的状态之中。在历史的关键阶段，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阻碍性因素，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大包袱”。
中国人的“负重前进”，在历史现象上突出的表现为“变革的艰难”。像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非但没能变革传统，反而促使“传统”的力量更加趋于自我完善，标志就是南宋朱子理学的兴起与最终统治中国。但古代中国的任何“艰难”一遇上近代中国的百年变迁就立即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对于中国转型起到的破坏作用有多大。
1842年，一个拥有五千年恢宏历史的泱泱大国败在了一支只有5000人的“蛮夷”军队手下，对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来讲，这是一个奇耻大辱。以今人的角度看，这场失败无论如何也应该引起一次举国上下的大检讨吧，可事实正好相反。我们发现，在20年间，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有远见的文人完全以个人力量完成了几本新书而外，“中国”这间“铁屋”里未发出任何的装修的声音，一切还像往常一样平静，“传统”没有感到丝毫的威胁。直到19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再败于“蛮夷联军”之下，才有一群可称得上是“派别”的名士开始在地方上有所行动，这就是“洋务运动”，还被称为“自强运动”或“同光中兴”或“同光新政”。必须说明的是，这些热心洋务的大臣都是深受儒学熏陶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之兴工厂办企业，是对西方侵略所做的一种被逼无奈的回应；他们没有主动求变的指导思想，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传统。但我们看到，即便是洋务大臣对“传统”如此之忠心耿耿，“传统”的反对声还是“震耳欲聋”。保守派甚至认为，儒家道德伦理可以产生远胜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巨大力量，变革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几十年下来，洋务运动确实造出了不少的好装备，但由于受指挥于一个“传统”统治着的社会，中国在1894年还是败于已丢下许多“传统”的日本人了。为了民族复兴，更激烈的社会变革是必需的，但因为忠于“改良”的信念，更为了减少变革的阻力，康有为还是举起了“传统”的旗帜，坚定地保卫儒教地位；但“传统”比他聪明，于一百零三天后就把这场以《诗经》名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命名的“维新运动”干掉了。革命派终于坐不住了，他们于1911年推翻了满清政府，自以为就此卸掉了“传统”这个包袱，却不知道他们面临着君主专制和民主制这一“新旧体制不衔接”的问题。于是“传统”卷土重来，它使儒教继续保持正统地位，直到20世纪一十年代中期一群不谙世事的热血青年对它进行系统性批判为止。我们说，在“新文化运动”这场激进的甚至激进得有些畸型的思想飓风之后，“传统”才实质性地减轻了它的分量。
不管有多“艰难”，中国的革命还是卓有成效的——许多“传统”的制度得到了有效的变革，现代化的理念也深深植入了人们心中。但是，中国人的许多性格并未变化，“历史情结”依然存在，而且因了近代百年耻辱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缘故，这种“历史情结”又多了新的形式——“历史悲情”。即，我们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意识，认为中国人挨打太重、耻辱太多、苦难太深。这种意识被睿智的战略家加以申发，并通过教育渗透到国民的心中，于是“悲情”这种心理包袱被成功地转化为建设国家的精神动力。但也应看到，在特殊时期，“历史悲情”的泛滥也造成了许多十分不好的影响，尤以处理中日关系为甚。在2005----2006年，正是小泉内阁制造靖国神社问题伤害东亚人民感情的时期，也是中国“民族悲情主义”兴盛的时候。必须提出，中日关系在当时的僵化完全是日方的责任，但中国民间反日行动的过激也并非不值得反思。中国人总是气愤地说：“当年小日本是咱学生，干嘛瞧不起他老师！”这就是典型的悲情史观，它妨碍了国人正确认识当下国际形势，即日本不再是中国的文化附属品了，每个主权国家都应当有独立发展自身的权力，不受他国干涉；而且，当今国际关系是对等外交体系，是与封建时代的朝贡体制和“师生关系”竭然不同的交往制度。以“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这种“师道尊严”自居，国人做出了许多不理性的举动，如辱骂无辜的日本民众、砸毁日本生产的商品等，有失大国风范，在国际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时至今日，中日矛盾渐趋淡化，而且中日两国领导人都有改变两国关系的强烈意愿，即便如此，当中方希望取得突破之时，也还是受民间悲情意识掣肘。汶川救灾过程中，中方同意日本援国际惯例用军机运输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来华。这是一次建立双方战略互信的绝好机会，但因为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对，还是未能成行。
在3.14事件之后，由于西方在涉藏事务上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以及火炬在欧传递期间遭抢劫，“民族悲情主义”再度达到高潮，出现了无法控制的大型抵制活动，甚至采用“打、砸、抢、烧”家乐福行为报复西方。毫无文明可言的污言秽语在网络上流行，以至法国派了三位重量级特使来华修复关系之后，部分人仍然喋喋不休，反而让西方更有了诋毁中国人的把柄，中国国际形象在奥运前一落千丈，让许多不怀好意者得了便宜。
“民族悲情”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它将中国人压得眼睛花了，于是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看不清了方向，阻碍了中国软力量的提升。过分的“悲情意识”是不利于国人构建健全的民族性格的。
我们的民族就是在过强的“传统”与过度的“悲情”的重压下前行的，如果将国人比喻为蜗牛的软体，那么“传统”与“悲情”就是那上面厚重的壳。之所以将中国比作蜗牛，是因为，蜗牛时常会藉着那壳来保护自己；中国人也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非但没把上述两种“历史情结”当负担，反而能在其中找到安全感。安于“传统”就是这样，我们的祖先把一切都为我们安排好了，我们知道，只要信守传统就能保有现状。当现状有所退步之时，我们就采取措施恢复传统。为什么要创新呢？创新之路是完全的未知，祖宗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应对暗夜里的风险，还是安于传统吧！那么“悲情”呢？“悲情”反映出来的本质是我们的不自信，因为不自信，我们才会在西方无力的指摘前一惊一乍，甚至失去理智。而“悲情”，正好为我们的不自信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掩饰，为我们的大呼小叫找到了一个复仇式的理由，让我们在激进反西方时找到心安。因为以上两种国民心态的阻力，我们的进步是不会一帆风顺的。
如何解决问题呢？答案是——解放思想。我们不要忘记，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解放思想为我们打掉了多少思想包袱；我们不要忘记，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为国家的强盛做出了多少不可抹杀的贡献。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再次提出了解放思杨，就是为了激活国家发展的新动力。新的解放思想，一要破除现代化新时期形成的，已不适合迅速变化的新局势的“新传统”；二要继续摒弃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旧传统”；三要试图改变国人的“悲情意识”，给历史一个客观的、公正的定位，用新的方式教育国民，使“民族自信”——而不是“民族悲情”——真正成为推动民族崛起的精神动力。
记得很久以前读过一篇近代杂文，作者羡慕那些没有多少历史积淀的民族和国家（如美国），而哀叹中国历史太长，成为中国变革的累赘，于是号召人们忘记历史。当时我还不甚明白，因为我们接受的完全是“铭记历史”的教育。现在看来，作者的观点很有道理。铭记已然不易，但善于忘记却更难。我们的民族，要有善于在历史中取舍的大智慧，用优秀成果充实自身以求稳健，丢弃不良意识以求轻装上阵。如此，我们的民族才有更乐观的未来。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