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晛
也许很多人都有过如许的经历：在小的时候，我们读着简明的历史故事，很容易就会为其生动的情节所吸引。我们认为，“历史”是一个奇妙的世界，那里有奇谋、有巧计，有高山仰止的道德楷模、有没得好死的卑鄙小人，有严谨博大的学派宗师、有诙谐幽默的滑稽小丑，还有举止特异的文人、极具个性的将军……历史对我们来说，是小说、是评书。但当我们年岁渐长、涉世渐深、积淀渐厚时，再读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历史是阴暗的、残酷的，阴谋、暴力、恐怖、禁锢编织了历史的大部分，我们经常看到战火连绵、奸人当道、
让我们先来看看下列几组数据：
“（秦）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
“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
“拔宜阳，斩首六万。”
“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
“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
“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
……
——司马迁《史记》
“1916年的这两次战役（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使德国死伤了约85万人，英法约死伤95万人。然而，任何一方向前的推进都未超过7英里。”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历史前进的道路仿佛是由尸体铺就的。“历史”越过一座座白骨堆砌的山，跨过一条条鲜血汇成的河，带着满身伤口、散着浑身腐臭、衔着残余的肉渣，狰狞地站在我们的面前。群体性的人类死亡固然已非常可悲，但更无情的是，这些鲜活的生命背后无数鲜活的故事也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宏观的历史将他们抽象化、符号化、概念化为一组组干瘪的数字——二万、六万、八万、九万、二十四万、四十万、九十五万……我们不由得感叹：无辜的人们啊！你们被历史踏为肉泥，换来的只是历史统计的一个概数！
大规模的战争是历史变革最为剧烈的方式，与之相比，短时间的、地方性的革命虽在规模上远不及大战，可在反人道上却丝毫没有逊色。法国大革命期间，罗伯斯庇尔曾短期上台执政。在他统治期间，为稳定革命秩序，实行了著名的“恐怖政策”——大力镇压反革命，通过惩治嫌疑犯的法令，规定一切嫌疑犯都要收押和监管。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些所谓的“嫌疑犯”中有多大比例的人是无辜的了。史料记载，在法令颁布后的六个星期中，一千四百多人在断头台上丢掉了脑袋。房龙在《宽容》中不无讽刺地说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罗伯斯庇尔）对邪恶的仇恨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法国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
除去革命，一些隐性的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社会变革同样是伴随着无辜者的牺牲的。英国的“圈地运动”即是一个例子。因为利益的驱使，大量的贵族地主肆意圈占农民的土地，驱赶农民。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就等于丧失了经济来源。于是，大量农民贫困下去，成为无产者。无助的无产农民涌向城市，但城市带给他们的不是财富，而是更严酷的刑罚。为生计所迫而堕落成盗贼的人受到肉体上最严酷的折磨，离开资本家的工厂逃生的人也会遭受监禁。同时，“圈地运动”得到了政府的肯定，一百年间圈地法令的下达数量飞速增长。于是城市成为了一座监狱。历史喂足了资本家的胃，却使无产农民陷入深渊。17、18世纪的英国，其人道主义的罪恶远甚于《旧约》中的所多玛和娥摩拉。
工业革命是“圈地运动”的直接后果。生产力发展了，可城市无产阶级却比当年的无产农民更为悲惨。他们在污浊的环境中高强度地工作，没有人身保障，也没有社会福利，更何谈工人权利。他们只能任由资本家剥削他们的“剩余价值”，而日益穷困和无助……
比上述生产力革命更为温和的经济改革，必然也要打击许多弱者的利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就需要进行机构的精简。于是，大量国有企业职工因“技术不过硬”等等名义而被迫下岗，但由于当时的失业保障体制并不健全，这些下岗职工的生活往往得不到太好的保障。为适应宏观历史大局，一个庞大的群体不得不濒临破产的边缘。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样子：他坚定的步伐，无意感知脚下湿滑与粘稠的挣扎。人行走在地面上，昂首阔步，他脚下殒命的小生灵数不胜数。同样的，如果历史脱下它自己的鞋子，看到的也将会是无辜弱者的鲜血、脂肪和骨粉……
读了上述文字，也许很多人都陷于一种历史的悲情中去了。但我要问：评判历史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道德吗？是“不忍人之心”吗？我们能因为弱小的心灵经不起这血腥的打击，就否定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吗？
让我们看看真正的历史学家们是如何看待上述事件的。
战争的原因是什么？从宏观角度来讲，是“不平衡”。战争是一种由“不平衡”力图趋向“平衡”的手段。那么，从根本上讲，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解释是“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长期存在的时滞”。他将“时滞问题”定义为“我们不断扩大的知识(技术变革)和如何利用这一知识的智慧（社会体制变革）之间的平衡问题”。如果技术变革的要求极端急迫，而人类又迟迟给不出一个稳妥的解决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能否提出还取决于客观制度条件是否完备——那么就正如地球内部能量急需释放一样，一场地震般的大战争与大动荡就不可避免了。但战争的结果并不光是死亡，它还标志着新事物的诞生，而这一“新事物”，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秦灭亡六国的十年征战，虽坑杀贫民无数，但秦统一后，一套适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统治秩序却建立起来了。哥伦布征服美洲，虽导致残酷的种族灭绝，但他对“将人类文明连成一个整体”的贡献，也是不能为后来人所抹杀的。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时滞理论”可以作为解释一切社会变革的根本性理论。无论是1789—1794年法国式的剧烈革命，还是17-19实际英国式的渐进变革，还是1978年后中国式的温和改革，都可以用他的这一理论来解读。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没有人会随随便便屠戮，无辜者的牺牲、社会的动荡必有其深刻的原因，这种原因又是必然的，是不随人的主观诗意情怀而转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不是“不想”美好，而是“不能”美好。弱者的牺牲不是因为人类的“极端愚蠢”，它只能是人类智慧的不及、或“局限性”所致。即，人类的智慧因客观的局限性无法提出稳妥地解决“时滞问题”的方案，也无法在满足处于历史强势地位的人的利益的同时照顾弱者的利益。
这就引出了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即“历史的长期合理性”。黄仁宇对这一概念有一个精辟的论述：
我们所说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事情前后贯连，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路途之原委。
——《中国大历史》
这就是一种“历史的精神”，它与黑格尔所谓的推动历史衍进的“世界精神”有着本质的区别。“世界精神”是一种超验实体，而“历史的精神”是我们从长期历史发展中总结出来的历史发展原则。这种原则是客观的、不可抗拒的。
得出这点结论，也许会使人失望，难道我们的历史就永远要这样远离人性了吗？不。不用道德的名义、而从技术的角度认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之后，我们还要看到，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趋向人道的过程。最基本的，我们明显感觉到，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不断地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便利的；物质条件的满足，将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从微观角度看，我们发现，人类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无意识的前进方式中逐渐自我觉醒，我们已经自觉地为“人道的社会”的实现做出了很多实质性的努力：在国际法中，早已明确规定了交战双方的道德原则，使得现代的战争无论如何也比古代更加“文明”；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和国际军备控制不管在进程中遭遇多少次挫折，它毕竟是人类构建人道世界的关键步骤。在思想领域，以萨特和加缪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在二战中和二战后对人类的生存困境进行了一番全面的反思，引领了一个学术大潮。在中国，类似的人道尝试也已大规模展开，“以人为本”和“社会和谐”成为了国人的共同价值，收入分配的调节、社保制度的完善以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都是提升社会质量的重要举措；汶川大地震期间温总理的爱民之举，更极大地唤醒了民众的人道意识，国人的“人性回归”进展迅速……历史已经开始意识到，要通过构建一系列制度，使其自身走更稳健的路，并尽可能关照其脚下的弱势群体，给他们自由生活的权利。
历史是客观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的发展也还会不和我们人道的标准。这就需要我们树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行动观，即“冷眼”和“热心肠”。用“冷眼”冷静地洞察历史的发展，用“冷眼”理性地寻找合乎现实的解决之路；同时，要用“热心肠”热情关照人类的生存状态，相信人性，并在追求人道社会的道路上，永远热心地走下去，走下去。
2008.7.15于天津市南开中学高三1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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