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晛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对画面进行一番描述：这画其实仍然是一幅昆虫交尾图，但特别的是，它们不是在进行“同类交尾”，而是“异类交尾”；甚至违反自然界的生殖法则，进行三类生物的“混合交尾”。比如在《渗-2》中，画家就让甲虫、苍蝇和蝉凑在一起，互相“渗透”它们的遗传基因。
画家在与我交流时，说这幅画其实就是想表现当今社会的“过度自由”的不良现象。他将这种毫无“准则”的“自由”比喻为昆虫的胡乱杂交，以表达自己对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的严正批判。
但我不打算“照章办理”，因为在写《蜕》那幅画时，我从不健康的网络文化入手，已经批判了这种“自由”与“责任”不对等的“自我中心主义”自由观，即，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绝对自由”，而不是在实现自身自由的同时来保障他人的自由。这种现象得以存在的原因是“责任制度”的不健全，它导致了原本有益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开放自由”成了社会成员的“为所欲为”；对此，我们需要加强“民主锻炼”。这就是我的“自由观”，我不想再展开论述了。
不过，这幅画倒是与某些科幻小说或科幻电影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我们经常在外国商业电影上看到，一个科学家“忘我”地工作，将一个生物变来变去，结果一时失手，变出来了一种可怕的东西，结果变不回去了；或者是有生物学家使恐龙复活，结果恐龙统治了世界，对人类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还有关于机器人的，很多电影都表达了一种忧虑，如果机器人失去了控制，对人类发动攻击该怎么办。
艺术总是充满了想象和夸张，不过，既然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那它的创作必有其现实的源泉。这些天方夜谭式的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其实都蕴含着作者的一种隐忧：科学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如果它超出了人为的控制，给人类社会带来负面的大震荡那该如何是好。
其实，画家表现的这种“异类杂交”已不是单纯的想象了，在生命科学领域，早已有科学家在进行着类似的实验了：今年1月5日时，英国就决定，批准研究人员用动物卵子和人体遗传物质混合形成胚胎，为医学研究提供干细胞来源。虽然研究人员称，混合胚胆的构成只有0﹒1%是动物，但这还是引发了人们对“半兽人”的联想和恐惧。
“创造生命”的计划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由于对基因的深入研究，科学家们产生了“用电脑编程的方法设计生命”的想法。据称，一位“科学怪人”文特尔在这个领域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离“人造生命”只有一步之遥了。
比“人造生命”稍微“正常”点儿的是“设计婴儿”。通过“挑选”父母的精子和卵子，新的生命可以兼顾美貌、健康和高智商。它所依靠的，依然是基因组合的技术。
生命科学的成果是诱人的，但生命科学的前进经常遇到“伦理禁区”的阻挠。这种阻挠，来源于人类对生命科学产生的不良后果的担忧，人们害怕新技术会给人类伦理秩序以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对“人兽杂交”和“人造生命”的研究，如果真造出了新的、甚至是像电影特效中那样的可怕的生物，人类有何办法？在修改基因时，如果产生了新的病原体，或因为部分基因的修改而导致全身基因的变异，人类有何办法？如果“设计婴儿”真的成功了，那是否会造成人类繁殖的商品化呢？还有一种“基因测序”的技术，如果实现，将可以检测人体基因，预测出某人是否会在将来得某种可怕的病症，那么，这会不会造成一种新的“基因歧视”？同时，既然人能预知未来会不会得病，这是否会给人寿保险行业带来致命打击？最后，将生命衍进之过程人工化，这对自然的生命衍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一切都没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但上述的一切质疑都不是杞人忧天——这是确定性的。因为，科学的力量太强大了，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它总会保留一定的戒心。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科学也是一柄双刃剑。而且，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利”与“弊”并不是同时为人类群体所认知到的。比如自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看到了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以及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巨大的便利。因为被以上这些因素冲晕了头脑，人类没有重视到，对科技的不良利用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直到几百年之后，人类终于发现，科技虽带来了便捷的现代生活，但这种现代生活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塑料袋的发明，人们最初只看到了其便利性，却没意识到，它在今天反而成了人类不易解决的白色顽症。
所以，对生命科学前景的种种质疑是有必要的。但有很多科学工作者，他们为了尽快在专业领域取得突破，非常反感这类的质疑，同时也认为，官方碍于伦理考虑对许多科研内容采取管制措施是没有必要的，是碍手碍脚的。这种科研人员虽然不一定是电影中和小说中的那种“忘我”的“科学怪人”，但总是不免给民众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是在“为科学而科学”，只“对科学负责”，而且追求科学研究的速度。我们已经强调过，科学是一把巨大的双刃剑，它既已有了“可怕的”力量，如果再加上不受限制的发展速度，那么它产生的后果将远远超过人类的控制。所以，在一个追求生活质量的时代里，人们当然要考虑一下，新的生命科学技术会不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冲击。而且，斯塔夫里阿诺斯早已指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有一个“时滞问题”，即“我们不断扩大的知识和如何利用这一知识的智慧的平衡问题”。在过往的几千年里，因为知识扩大的超前和智慧准备的不充分，社会前进的过程中酿成了不少人道主义危机。而在重视“人文关怀”与“人性光辉”的今天，人类当然要动用自己的智慧，对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效应进行思考与再思考、评估与再评估、讨论与再讨论，以对新科技成果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与制度准备。当然，“百虑”可能还会有“一失”，但“虑”总比“不虑”强。而“虑”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的。既然科学技术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人类对生命科学的巨大进展是否能为自身提供正面的服务表示怀疑，那么我们有必要让科学暂时放慢一下脚步；虽然这会打击科学家的积极性，侵犯所谓的“科学自由”，但从“技术”与“智慧”相协调的角度来讲，这种代价是必要的，更何况，“为科学而科学”的人又不是不存在，而“泛科学主义”又像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和藏在人类枕边的潘多拉魔盒，人类也不能不对科学技术审慎加审慎。
然而，科学工作者的“急躁”也不是没道理，因为科学会不会给人类造成危害，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而不是“科学”本身，因为科学是中性的。但很多人弄不清这个区别，在“思考”中也会犯“因噎废食”的错误。所以，关注生命科学的研究，关键是处理“科学价值”与“伦理价值”的关系。而达到这一目标，首先是要加强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感。很多科学家只知道研究“科学”，却没有“科学精神”，而这种“科学精神”本质上是种“人文精神”，是一种“社会责任”。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有如纳粹德国武器专家，在“知识”领域成就很大，但在社会方面却给人类造成灾难。而“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科学是为人类的利益与福祉而服务的，并且是为人类的最高利益——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服务的。如果“基因测序”真的易造成“基因歧视”，那么，科学家在利用这项技术时，就有责任附上专业性的说明，并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提出防止这一危害发生的制度建议。
第二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科学利用的群众督监。总有科学家自负的认为，科学成果是科学工作者创造出来的，所以科学工作者最清楚其利用方式，因而无需外人置喙；还有科技乐观主义者指出，科学具有“自我调节机制”，而这种机制就足以防止危害的发生。以上两种想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有句古话：“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科学工作者是最了解成果的，也是最不了解成果的，因为对科学的过度热情和对自身成果的过度满意极可能蒙蔽创造者自身的双眼，因此，就必须有他人的监督与质问存在。科学是全人类的事，不是科学工作者一个群体的事，所以人们有权对科学成果的伦理价值进行评估。
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对“生命科学伦理”多虑了，因为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没有所谓伦理的问题。这种说法当然是对人类思想史的无知了，但驳斥这种想法不是本文的目的。纵使上述说法成立，我们也要指出，自然科学的发展导致了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根本性变化，是“人—物”伦理的变化；而生命科学成果的采用，极可能造成“人—人”伦理的革命，而正因为人具有最复杂性，而且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对人类理解的程度到了何种地步，所以“人—人”伦理的改变要比“人—物”伦理的改变危险得多。但是，生命科学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人类必须迎接这个挑战。所以，我们的争论，不应该阻止这门科学的发展，而该为生命科学开路，为“新伦理”做前瞻性的规划。如果将这种“建设性”与对科学的“戒心”结合起来，人类的前景就会明晰得多了。
2008年7月28日于天津市南开中学高三1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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