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晛
当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当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高速城市化之时，与之相反，在某些发达国家，正酝酿着一股“逆流”——不少的富有阶层或中层阶级，他们开始打点行装，向郊区“撤退”，拼命地要“逃离”城市，到乡村置家。这就是所谓的“逆城市化现象”。它，是城市弊端日益突显的直接后果。
我们“经典”的城市景象似乎是这样的：脚下踩着的是灰色的柏油或是水泥地，头上顶着的是灰蒙蒙的阴沉的天空，天地之间是幢幢庄重的灰色的高楼大厦，在灰黑色的水中映着灰黑色的倒影……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生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这种景象引以为荣，我们将呼吸这种混着汽车尾气的空气作为自己身为城市人的骄傲——因为城市意味着财富、意味着便捷、意味着名誉……
借着工业的高速发展，我们确实创造出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不容忽视的是，虽然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同为“城市”，然而在古今之间，“人”与“物”的伦理似乎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间接地导致了“人”与“人”伦理的改易。这里面就遇到一个哲学的问题——在城市中，“人”的地位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近代城市的兴起是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它的脉络是这样的：生产技术的革命导致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确立；而为了放置机器，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就诞生了；又为了降低利润、便利运输、共用基础设施、加强工业联系、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工厂便集聚在一个有着最优区位之所在，这样便形成了城市。所以，说到底，近代城市原先就是放机器和像机器一样操作机器的工人用的，当城市进一步发展之后，为应对各种新问题，才产生了“城市管理”，开始进行为“人”服务的“市政建设”。
由此观之，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为“机械”服务的，而“机械”从一开始就是为资本或利益服务的；因此，“城市”就造成了两个相互交织着的问题：一方面，城市成为了利益的海洋，无数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追逐着自己的名和利；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的机械本质，和人们追逐物质财富的心，人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机械化”。我们住在钢筯水泥筑成的高楼里，出了门就进入电梯，出了电梯就进入自己的汽车，在路上时开时堵地蠕动到办公大楼，于是出了车门就进入电梯，出了电梯就进入办公室……城市的生活变得物质化了，人们仿佛就是在电脑的程序里生活一样，所以，“城市化”也可以说成是“程式化”——人的手脚被机械武装，人的内心被利欲注满；我们城市人，仿佛就是生活在蚌壳中的软体，甘愿被壳挤压着，而那壳上到处镶嵌着汽车、计算机、机械零件、电子表、光盘、磁盘，当然还少不了金钱；即便当我们被挤累了，将蚌壳打开伸伸懒腰，我们会发现，原来蚌壳的内部镶满了同样的东西。人类就像是一个寄居蟹，只有在坚硬的外壳的掩护下才能生存。机器给了人一种能力感，同时也给了人一种依赖感。罗素在其名著《西方哲学史》下卷的开篇就说，“一个平常人乘船遇险漂落在荒岛上，假若是在十七世纪，他会比现在能够多有所作为。”是的，如果被剥去了机器的外壳，人是否还能有物质生存？如果被夺走物欲的心灵，人是否还能有精神生活？因此，我们要问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到底是我们在统治城市，还是城市在统治我们？
城市不仅造成了“人”的一种扭曲，还导致了“人文”的一种破坏。这种破坏，就是“物质文明”——即“文化”——的一种破坏，它使人无法激发起追求更高精神生活的兴趣，最突出的就是它无法激起人的审美情感。而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城市对外部环境的机械的关系——城市是与自然机械地并存的，并且是与文化机械地并存着的。我在高三总复习时，曾阅读过大量同一类型的课外散文，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农村人，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定居在了城市，他们对都市的喧嚣深感厌烦，于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怀旧”情感，怀念自己的故乡：或是爱恋故乡的夜，一种真正的、浓的化不开的夜；或是爱恋故乡的井，一口古朴的、盛满清洌之水的井；或是爱恋故乡的瓦，一顶亲切的、富有人情味的瓦；或是爱恋乡村的稻，一场金黄的、飘着芬芳的稻；或是爱恋乡村的星，满天晶莹的、数不过来的星……总之，这些都说明，城市是一种“反自然”的实体，它是人工的、是机械的。城市之与自然共存，仅仅是因为开车出了外环线可以看见农田——城市与自然在地域上有着机械的联系，而没有有机的交融。
但这种远离自然倒还不是最要紧的，因为城市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人类对自然改造最深刻的地方，纵使城市绿地再多，它也是一种人造的“自然”。但是，城市与“文化”的机械并存是当下中国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由于盲目地进行经济建设，而没有战略性地认识到城市的长远发展和软力量，长久以来，我们并没有热心地关注过城市文化建设；同时，机械式的城市建设，导致了城市出现“克隆现象”，即我们经常说的“千城一面”。建设部的某位官员以前曾对媒体坦言，中国就是一个由几千个相同城市组合形成的国家。这切中了当今城建的要害。由此观之，我们所说的城市与文化的机械并存，是指城市的发展忽视与城市历史的关联，切断了城市的文化韵脉，使得千百年来的城市地域文化没有在当今发扬光大。A城市之所以为A城市，只是因为它千百年来并没有改易位置，只是因为当地地方志里记载了该市的历史；但在现实中，我们却感受不到这个城市的精神本体。而正是这个“精神本体”——即文化——决定着城市的个性和城市的软力量。
城市应该是与文化联系着的，而文化是与美联系着的，因此，有文化的城市才有美，而有美才有和谐，“美”是抗衡现代人心灵空虚的软力量。但是，现在的我们普遍没有意识到这点，面对祖先留给这个城市的文化遗产，城市带给它的大半是毁灭。《中华遗产》2007年第三期的卷首语归纳了“遗产”的不同“死法”：
它们或者被人为拆毁，或者因无人管理，日益破败而消亡；或者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或者被异地搬迁重建，离开了自己脱胎的水土环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被大大削弱；即使那些幸存下来被重新利用的，很多也只是徒具简单的建筑外形，而失去了承传文化与精神的“基因链”。
我在这里集中举天津的例子。众所周知，天津有600年的建城史，这其中有不到100年殖民史。因此，天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遗产现象，即中西共融，传统文化与殖民文化并存的局面。天津有一个“老城厢”，内中完整地保留了除城门城墙（它们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被列强拆除）外的街巷及建筑格局，外围在今红桥的西沽、西于庄一带，及河东的大直沽地区，还分布有不少“斜街”。而在老城东南、海河两岸，保存有完整的九国租界——英、法、德、俄、比、意、奥、美（后并入英租界）、日——内中有大量西式建筑，以及数量庞大的名人故居，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化价值的城市，在经济开发的口号声中变得支离破碎。在“危改”和“老城厢改造”运动中，大量建筑未经文物专家拣选和鉴定就被不加区分地推倒，以至于Google Earth那几年的航拍图上显示老城地区为一片黄土。在这场灾难中，传统中式建筑和里巷不复存在，只剩下文庙和一个复建的假鼓楼。几乎同时，南市改造也在进行。由于南市处在老城与日租界之间，所以中西合璧的建筑消失了。九国租界虽没有成片破坏，但“蚕蚀”也力量可畏。因为拓宽道路、修建地铁、招商引资等各种名义，许多风貌建筑甚至名人故居被拆，其中不乏体量十分巨大者。其他未拆的建筑，在整修中也未做到“修旧如旧”；有些用作商业性开发的建筑也被改得变了味——当然，相比之于拆迁，这些就不算什么了。
利益、政绩心的驱使是文物遭破坏的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当然是监管不足和官员权力过大。一方面，中央没有强有力的文物保护机制；另一方面，民间文保力量较弱，对官方的制约不到位。就像《中华遗产》2005年一月刊文《谁的城市》中说的那样：“整座城市只属于具有管理城市之责的行政官员，好像他们才是城市的主人，哪怕文化遗存再丰厚，特色再鲜明，文物古迹再多，他们也有本事让整座城市按自己的意愿改变形象。”
于是，在发展经济的“民心”口号下，文保工作一般是有制度无执行。核心决策者可以操纵本应由专家来完成的文保名单鉴审工作，如果其为了某工程要拆哪个风貌建筑，可以让文物部门在新公布的文保名单中将其抹去。2006年的“原浙江兴业银行案”就是一例，该银行位于劝业场旁边，原为市级文保单位，但在06年新名单中不翼而飞，后来才知道要在该处引港资兴建大型购物中心；然而一旦这样，劝业场街区作为天津商业发祥地的风貌就会遭到彻底破坏。此事由民间文保人士及专家学者一直上报到国家文物局才暂告解决，原浙江兴业银行旧址得以保全。当然，很多时候，政府拆迁也会“直截了当”，不会费心思去搞个“名正言顺”。比如，小白楼郑士琦故居被拆事件，在推土机将现场完全推平之后，围墙上仍挂着“郑士琦故居”的文保牌子，让人哭笑不得。
我在这里重点讲天津，只是因为我在这里生活了18年，并用心考察过这个城市。破坏城市“精神本体”不是天津的个案，其他许多城市也是一样。在北京，改革开放前城墙就被拆没了，城门也只剩下正阳门、德胜门箭楼和东便门角楼了（永定门是复建的）；胡同和四合院更是悲惨，仅存的一些胡同区，如后海，在商业开发过程中也是面目全非，现在是摇滚声震天。在上海，租界区也被破坏，很多里弄也无存了。此外，据报道：“济南老火车站因被视为殖民形象强行拆除，襄樊千年古城墙一夜间惨遭摧毁，福州三坊七巷在建设的口号声中破坏，贵州遵义和浙江定海的老街区也在市民的反对声中消失……”（《中华遗产》2006年一月号）
与此相反，在美国西雅图——一个没有多少历史的城市——却在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风貌建筑。该城中有一个并不很有特色的老房子，因为代表城市初创时的历史，所以倍受呵护，任何市政建设都不可触及其“一根毫毛”。于是，这里成了该市人民放松心情的胜地，人们在这里进行着充分的“审美活动”。
我以为，抛开现行制度，中国城市文保堪忧的另一个原因是城市管理者战略性眼光的不足，他们没有意识到“文化”会给城市带来的长期效益，没有意识到“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比高楼大厦更有吸引力。天津现在仍保有连片的旧租界，有数不清的好建筑，如果医好国民“民族悲情主义”的病态心理，从文化的角度看天津，则天津可以算“历史名城”。那么，将建立“意式风情区”、“五大道风情区”的思路推而广之，将旧租界在利用中保护其完整性，既可发展商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又可提升城市的文化品味，更重要的是，将机械的城市还原为一个人文的城市，让城市充满美感。
所以，城市的弊端要靠文化来解决。城市的环境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没必要将城市还原为乡村——因为这是历史的倒退。我们可以把天治理蓝了，把河治理清了，把街扫干净了，让城市适于人居。这之后，就是建设文化了。因为生命的意义与文化不可分离，在这个忙忙碌碌的浮光掠影的世界里，只有历史和文化能带给我们片刻的安宁，成为我们生活的调味剂。并且，只有依靠文化，一个人才能知道他生命旅途的原委，不至于在这个机械化的都市中，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
2008年8月3日于天津市南开中学高三1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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