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了，学名“蝉”，是一种不完全变态昆虫。明晰蝉的生存习性，有助于我们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社会思考。蝉的一生要经历两个阶段，即“黑暗期”和“光明期”。蝉卵在树上被阳光孵化之后，幼虫会立即降落到地面上，钻入树根周围的土中。在两至三年，或更长的时间之内，幼虫蜕皮多次，变成拟蛹。经过这番黑暗中的苦苦等待后，半成熟的幼虫出土爬上树干，奔向光明。只待最后一次蜕皮结束，成年蝉就可以在树上肆无忌惮地大声鸣叫了。蝉是夏天的噪客，愈是炎热的天气，它的叫声就愈是洪亮。
美国有一种“十七年蝉”（Magicicada septendecim），其幼虫在地下存活的时间可达十七年，难怪美国人要在cicada前面加上一个magic，这确实是一个魔法。十七年蝉的每一个泛滥年份，都是美国人很头疼的时节。这时，十七年前的“卵”会在十七年后成群结队地爬上树干，成群结队地轰鸣，成群结队地将自己的蝉蜕扔到树下，于是整个美国就成了嘈杂与躯壳的海洋。
那么，画家江海定格了幼虫经历最后一次蜕变即将变成会鸣叫的成虫的画面，并以其一贯的语言模式将蝉腹代换成人体，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自17、18世纪起，启蒙思想家就开始把欧洲的中世纪比作“漫长的黑夜”，并呼吁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中世纪的典型特征是用神权禁锢人权，而后启蒙时代则高唱人权，于是，作为隐喻的“黑暗”就成了“压抑”、“禁锢”与“束缚”，而“光明”则成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代名词。
从“黑暗”走向“光明”，从“禁锢”走向“自由”，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不也正是蝉的生存轨迹吗？如果拿“黑暗”与“光明”的隐喻反观中国，我们会发现，中国这只“大蝉”，在地下生存的时间会更长。在古代的社会里，君权、神权、族权、夫权、父权这几大权威将中国人纳入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体系中，一旦僭越则唾骂纷至。我们有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的罢黜百家、宋朝的“存天理、灭人欲”、明清的八股致士和大兴“文字狱”。这些压迫，中国人忍受了两千年。在近代，新的思想文化虽有很大发展，但“自由”的意识仍未普及到最广大人民心中，社会的大环境仍旧是封建的、禁锢的；报纸要经过严格的新闻检查，新闻工作者被害的事屡屡发生，言论自由因此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统一了全国思想。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的自由权大大增加，思想也有很大程度的解放，但束缚依然存在：官方媒体垄断一切信息资源、选择性报道新闻；民间力量弱小；社会监督体制不健全……所谓的“宽容”、所谓的“多元社会”，距离中国还比较遥远。因为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只要得不到有效改革，人们的自由民主权益就得不到扩大，中国这只巨蝉，就只能继续在地下缓慢地挣扎。
“中国蝉”真正感到一股强烈的阳光，是从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络在中国的勃兴开始的。网络的普及是传播手段上的一次革命，从此以后，网络论坛和私人博客等言论空间，以及新兴的民间媒体，对传统官方媒体都构成了极大的竞争。网络传播手段的多元、传播速度的迅捷、传播量的庞大以及传播技术手段的飞速变革，使得信息管制变得越来越困难，官媒的信息垄断也逐渐成为泡影。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营造了一个虚拟的空间，言论双方并不像在现实中一样是正面相遇，而且只要隐去实名就相当于“隐身”，这也给害怕“因言致祸”的中国人极大地减轻了心理压力。于是，中国人开始自由表达了，“中国蝉”开始鸣叫了。
自由表达意味着“舆论监督”不再是空话，“舆论监督”意味着民主进程即将加速。这一点，从刚刚有了初步定论的“华南虎事件”中即可看出。因为网民八个月的执着追问，“周老虎”终于撕下了它虚伪的面纱。如果不是有网络这个新平台，“周正龙事件”也许会像以往的很多事一样，不了了之。
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网络发展抱有极大的乐观主义态度，但是“网络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尚不成熟的社会中就迅速地普及开来，往往会造成某些新的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不像西方社会那样，人民经历了几百年的民主教育，中国的广大国民并不具备一定程度上的民主素养，大多数的人不会表达。这时，国民面对新兴网络言论空间的心理是这样的，他们并没有将自由表达权看作是一种庄严神圣的权利，并没有那种“用我的表达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样一种责任感，而是在想：“我终于可以说话了！这回可没人管得了我了！”于是，表达成为了一种发泄，成为了一种谋求快感的手段。言论放开，反而成了一种欲望泛滥。
还有相当数量上的对民主有过大略涉猎的人，他们知道网络言论自由意味着民权扩大，但他们过分强调“权利”，将权利泛化，只重视“我表达了！我表达了！”，却忽视了“我表达了什么”、“我应如何表达”。这种低级的权利观所导致的结果，与前一种“发泄者”一样。只不过前一种是“情绪的发泄”，而后一种是“权欲的发泄”。
于是，在这种“发泄式”的大众心理的驱使下，网络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性之恶的泛滥提供了条件。在现实社会中，因为“礼”或“面子”的约束，持不同意见者之间尚可在表面上“和睦相处”；但一到网络上，隐去实名，某些人就开始肆意谩骂对方，甚至捏造事实、竭力诋毁；不明真相的人在一旁观看，便将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当成了事实，一传十、十传百，假的便成了真的。中国人道听途说、造谣生事、编织谎言、阳奉阴违、暗箭伤人的人性之恶在网络上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中国人网络表达的落后性还表现在，不懂得言论的多元化是言论自由的推论。你能说，我也能说，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我认为你说的不对，我用正当的话语将自己的观点摆出来，而并不强制你去接受，这才是正确的言论心态。但中国当下不是这样，中国人的“言论一统”思想还很重，甚至不容许反对派存在，一有反对声音，就动用道德的名义给它“扣帽子”，将其在人格上打倒。这次的“抵制家乐福”便是一个例子。有人认为应该抵制，有人认为抵制有失大国的风度，于是，“抵制派”就说“不抵制派”不爱国、是“汉奸”，这明显是对对方的人格侮辱。
“中国蝉”开始鸣叫了，这种鸣叫是因为在黑暗之中被压抑太久而反弹出的发泄式的鼓噪，是一种“瞎说八道”和“自由言说”的混合之声，是“心浮气躁的泛滥”——这，便是本幅作品的主题。
网络化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加强民众民主教育的工作必不可少。这里面，关键要交给人民自由民主的真意。西方的真正的“自由民主”不是中国人认为的“没有秩序”，相反，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永远与“法制”、“道德”、“义务”、“责任”等词相联系的，有多大“权”就有多大“责”，“权”“责”是统一的，不负责任的言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反倒是中国现阶段的“自由”是“无秩序”，由于只强调“权”不知道“责”，只重视“我”不尊重“人”，中国的自由反而成了“自我中心主义”。
能意识到“权”固然可贵，能肩负起“责”就更为不易。对此，加强制度建设更为重要。要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严惩不负责言论的制造者。将网络自由纳入制度化管理，才能走上提高国民民主素质和国家民主程度的正确轨道上去。
2008.7.14于天津市南开中学高三14班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