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晛
一名油画家，他的生活必定是每天都与调色盘为伍的。画家将五彩缤纷的颜料从油色铝袋里挤到调色盘上，然后再用各种各样的画刀、画笔使一张张亚麻布变成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画。于是，画家江海这回干脆将与之朝夕相伴的调色盘搬上了画布，继续他对于现实社会的表现主义的批判。
在这幅作品中，画家的一个巧思在于，将“颜料”替换成了“人体”。该画看上去形式新奇：色彩缤纷的调色盘上，是几个巨大的颜料袋，画家将人体拟化为膏状，“他们”要不然就是在被撕开的金属纸上卧着，要不然就是被“挤出来”在盘的边缘蜷曲着；最有意思的是，从袋子的螺旋口处挤出来的人体也是膏状的，这一切都使得虚拟的情景富于似真性。
既然是与画家的日常生活有关，这幅作品其实就是他的一篇自白或是自传。画家想告诉我们，他与其说是在用颜料作画，不如说是在用“人”来作画，因为他的每幅作品都是在关注人，在批判人的现实生存状态，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不管是画面中心还是主旨中心。因此，这幅作品可以作为他的一般艺术表现形式的总括。
但画家大张旗鼓地创作了四幅同一主题的作品，其实想在如上的“自白”之外，再表达些什么。当然，我想读者看过这么多画了，可能闭着眼睛就猜得到，画家自然不会说什么好话，而且会说相同的“不好听的话”。的确，这也是为难我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必须就一个大致相同的主旨从不同的切入点阐释。但想想看，画家，画家，既然要“画”，就会有不同的形式。有时用一句言辞就可以点透的道理，画家可以想出好几个系列的不同表达方式。所以说嘛，艺术总比理论有表现力……
在这里我想提出两种不同的解释，但不在两种解释中做取舍，只留给读者自己品评。第一种是要从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谈起的。这种手法被称为“反讽”。文艺理论中对“反讽”有细致的论证，我没有研究过，所以只能用一个实例来说明。在高中语文教材中，闻一多的《死水》是一个典型：
死水（节录）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醇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在节录的这段诗中，诗人用了几种意象：“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珍珠”、“歌声”。这些都是用来表现“美”的典型的意象。但是，让我们再看看，这些美妙的名词都是与谁相对应的：
翡翠——锈铜；桃花——铁锈；罗绮——浮油；
云霞——霉茵；珍珠——白沫；歌声——死水中的蛙叫。
也就是说，诗人言“美”并不是要赞“美”，反而是用来表现“丑”，而这比直接写“丑”更具有表现力，因为它是将人们最嫌弃的东西与最看好的东西画上了“等号”，因而更显讽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美写丑丑更丑”。
画家似乎也是在采用这种手法。他将人比作颜料，比作用来创造美的一种必要条件，并且将画面也画成是明快的，给人以美好之感。但他不想说，现在的人是美好的，是可以与一切最“美”的东西相媲美的。你看，这些被挤出来的人，抑或是那些躺在袋里的人，他们无一不是呈现着痛苦的姿势的——他们被外人用强力撕去了赖以生存的居所；他们被外人用强力挤出来，而这挤的过程无疑又包含着痛苦；挤出来后，又蜷缩着待在一边，等候差遣。正是这些所谓的“人”，即将被用来创作一个“美丽的世界”。这真是一个讽刺。我想起了一张图片，某天夜里，国家体育馆“鸟巢”正在试燃焰火，无比的美丽；可是，画面前方，就是一群农民工，他们没有床，而是在一片被工程挡板遮住的空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呼呼大睡。显然，“鸟巢”是美丽的，我们生活的城市是美丽的，但这“美丽”的背后有多少“人”的代价呢？我们享受着生活的便利和美的乐趣，却没有给建设者们以应有的待遇，这就是一种社会的不公；这种不公的存在，将为我们频频带来反讽的材料。
前一种解释是一种较为悲观的解释，而后一种可能会比较的乐观。在展开阐述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哲学上和神学上的经典话题：上帝创造给我们的这个现实世界是不是诸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莱布尼兹给出了一个肯定的论证：上帝的本性是一种“至善”，因此，上帝要创造的世界，必然是诸可能世界中最善的一人，也是最好的一个。何为“最善”，莱布尼兹认为，“最善”的世界就是“善”超出了“恶”最多的世界，也就是“善”的“盈余”最多的世界。那么，上帝为什么不创造一个不存在“恶”的完美的“善”的世界呢？因为这样一来，“善”的盈余就完全是“善”本身了啊！莱布尼兹解释说，之所以要有“恶”存在，是为了让人类在与“恶”进行斗争时，增益更多的“善”，这样，“善”的盈余会越来越多。这个论证方法很有意思，也很有可信性，但罗素指出，在逻辑上它是有缺陷的。他说：“摩尼教徒可以反唇相讥，说这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里最坏的世界，其中存在的善事反而足以加深种种恶……他尽可接着说，这位造物主创造了若干好人，为的是让恶人惩治他们，因为惩治好人罪大恶极，于是这一来世界比本来不存在好人的情况还恶。”（罗素《西方哲学史·莱布尼兹》）可是我们之所以对莱布尼兹的这种理论在感情中有所向往，甚而对其逻辑缺陷“宽容不究”，其实就是人内心中有一种“善”的信念。我想，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人也不会相信这世界是因为恶而存在的；在某些非常态时期我们可能会抱有这种想法，但那多半是因为理想的破灭所造成的无奈的论调。
如果将莱布尼兹最善世界的论证中的神学元素去掉，转换成现实中我们能接受的论调，那就是：因为“矛盾”的存在，我们才会有所进步。我们的历史观再“唯物”，也不应该否认人类之理想在推动历史的进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促进作用。人类有“理想”，正是因为这世间有种类繁多的“不理想”，而人类追求其“理想”的最佳手段，就是采取有效的行动革除这种“不理想”。但是我们会发现，“不理想”似乎并没有立即趋于消失，因为当一个矛盾被 解除，人类的发展跃升到一个新的平台上去时，他会发现，自己将面临新的“不理想”。就如我们经常讨论的那个话题：人类从中世纪的蒙昧中觉醒，并用科技增益了自身的力量，使其对自然灾害有了更强的抵御能力，这就解除了一个“不理想”；但当大工业不断发展时，我们又面临着人的机械化、文化荒芜化、环境污染等问题，于是这又是一个新的“不理想”。也许有人要问，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进行斗争，反而是旧怨去了添新怨，换来的是什么呢？答曰：是进步！也许，人的完美的“理想”只是一条“渐近线”，在现实世界中根本达不到，但我们的努力的确使我们不断向这个渐近线靠拢，而人类自身的轨迹就是“进步”的轨迹。如此一来，我们一贯将理想中的美的事物作为“审美对象”，那是不是也应该将人类本身的进步作为审美对象呢？因为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人类自身增加了能力，因而也增加了“美”。历史学家黄仁宇也说，“历史之总意义，……在于其美感”（《中国大历史》）。这种美是一种缺陷美，一种包含着矛盾的美，但也是一种动态的美，一种能不断给人新奇感的美。我们大可以用这种乐观的心态来看这幅作品，那画上虽然有痛苦，虽然有“人的代价”，但总体上看，它还是美的，这种“美”不是无视他人的痛苦，或是变态性地以他人之痛苦为乐事，而代表的是“希望”——只要人能利用自己的智慧向理想之国进步，这种进步的“希望”本身就是一种美。
由此我们最后再转向当下中国。我们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危机，目睹了一幕又一幕丑剧，但应该公认的是，上至政府，下至民间，在克服困难、化解危机、揭穿丑恶这几点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一个接一个的挑战，而我们之所以自信，是因为国家和社会一直在进步。所以，我们遇到的一切烦恼，都是“成长中的烦恼”。我们有烦恼，但我们在成长；而且我们是因烦恼而成长。我们是“痛并快乐着”。而这，难道不就是黄仁宇所说的那种“历史的美感”吗？
2008 8 19于天津市南开中学高三1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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