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5月23日
地点：北京杜峡工作室
(库艺术以下简称库，杜峡简称杜)
库：杜先生您好，最近在澳大利亚的白兔艺术基金网站上看到你的作品，让我大吃一惊。两个长着生硬胡茬的男人躲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意想不到的狭小空间里，目光逼视观众，像是在追问观者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你能谈谈你的作品的总体创作思路吗？
杜： 是的。表情惊恐或愤怒的男人，邋遢而生硬的粗得离谱的胡茬、似是而非的空间、似曾相识的道具，这些就是构成我作品的要素。我的作品的确不是在给观众讲那些既成的故事，而是要拷问人们在心灵深处埋藏了很久却刻意回避的那些东西。这些作品不是想带给人们小资情调的审美愉悦，而是企图刺痛你的心！
库：怎么会这样？您能简要地介绍下您的创作背景和历程吗？
杜： 我从小在一家大型的兵工企业生活的环境和经历的一些事件可能对我的世界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直接决定我的艺术思维。小时候，我就本能地崇拜我们工厂里的专业画家，他们是国家的干部，与其他的干部不同，他们留着桀骜不驯的头发，穿着被颜料弄脏的风衣，经常站在脚手架上挥洒着“工农兵”题材的巨型壁画，关键是他们永远带着自信而不屑一顾的表情，象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我对艺术的热情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
在86年的时候考进四川美术学院，当时，正值85美术思潮高涨之际，见证了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在混乱中的发展。89年毕业后留在重庆继续自由创作。在96年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就停下了，离开这个圈子大约10年的光景。期间我也从事过其它行业，但都不能让我快乐。直至07年重新回到艺术道路上来，开始变得快乐起来，并且这种快乐让我不能停下了。这次回归使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艺术，开始对自己早期的艺术思维进行总结和清理。
库：您的作品具有鲜明地西方式现实主义批判色彩，宁静的画面中人物内在化的冷思考亦是作品独特之处，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同时，艺术创作是否受西方艺术影响？
杜：是的，批判现实。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都在批判（或者嘲讽）现实：商业全球化的现实、消费主义的现实、环境保护的现实、文化冲突的现实、女性主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我要批判的是政治现实，我喜欢批判式色彩的绘画语言。“艺术为人民服务”， 我赞成毛主席的这个提法，只不过我们所理解的“人民”这个概念可能不同。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经济的繁荣使人们感觉幸福。这种幸福感麻痹我们的神经，让我们忘记了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还必需的一些东西，比如政治上的话语权力。
你问我是否受到西方艺术影响，那是肯定的。除了书法篆刻山水这些最传统的艺术外，所有的艺术——甚至全世界的艺术——都受到西方的影响。相反，我所受到的西方影响相对来说更传统或者说更保守。我不追求“当代”，也不赶时髦，甚至不关心作品的“中国化”面貌，中国面貌是作品自然流露的，不是刻意最求的。从这个角度讲，我受到的西方影响远远没有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受到的西方影响多。
库：那些异样的胡茬看上去非常的情绪化，那是你的作品最具个性的符号。你是在以此暗示什么吗？
杜：当然，那是人的基因变异的结果，是雄性荷尔蒙泛滥性分泌的结果。在长期的政治上的失语状态下，人的心灵肯定会发生异化，在我的作品里就外化成了这样的胡茬。
库：选取这种创作题材，是否与自身的记忆有一定的关联性，比如说“文革”以及后来的“六四事件”？这些事件对您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杜：与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记得我老师张晓刚先生是怎么评价我的吗？他说我读书的时候就在不停的画一些铁锤和仿佛在进行革命的工人们。我的图像在“六四”之前就已经大致形成了。中国的文化性格、官僚体制和社会秩序在好几千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我看到的是好像我们文化性格里那些不好的东西还在继续发扬光大。
库：作品《还记得我吗》系列颇具代表性，对人物置于的空间转换成为作品外在形式的诉求，画面人物的精神特征与空间特征的关系是否可以理解为当下人们对自由的一种挣扎？
杜：可以这么理解。但“挣扎”好像过了点。通过描述工厂里的下水道这样的一个场景，画面上的人物似乎处于一种地下生存状态，偶尔想要走出来，但这种状态就像他的日常工作一样，是被坦然接受的，所以不存在“挣扎”。中国人好像并不需要得到“额外的”自由。当自由是被给予的时候，人们更愿意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库：你是一个愤青吗？
杜：我不是愤青，我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并不总是温文尔雅，他也可以愤怒的！
库：目前，低迷的艺术市场是否对您有影响？您认为艺术市场的变化给自己带来了什么？什么又是自己必须坚持的？
杜：低迷的艺术市场对我当然有影响，对所有艺术家都有影响。但艺术市场的变化不会对我的作品所要追求的理想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我的作品是真正骄傲的艺术，不是用来追逐市场的。我不善于做生意，也不会关心市场喜欢什么，这方面可以说我很迟钝。没有什么是我刻意要坚持的，我只服从我光荣而骄傲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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