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展览心有余而力不足 主持人：您无论是做院长或者做艺术家，平时要出席很多大大小小的展览，那么您觉得做展览对于您的意义是什么？
罗中立：做展览首先我觉得累很费精力，因此虽然想办个展，但是又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推就是16年。95年做第一次展览，那次展览完了之后我原本计划希望通过十年的创作，能够在十年以后再去中国美术馆做一次展览。后来美术馆的馆长都从冯远换到范迪安了，两届馆长都给我留下几次档期，我一推再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在中国美术馆做展。而这次展览是因为四川美术学院的校庆活动，作为一个系列一同展出，如果没有学校这样大的支持，这个个展还得往后推。这次是小范围的、学校自己内部的，再加上学校的行政力量，办展览会让我轻松一点，但是我体会还是很累，所以我对办展览有一点惧怕。
主持人：相隔16年的时间，有很多的朋友或者美术馆邀请您参加各种各样的展览，包括做个展。您一直没有特别完全答应去做，您觉得这里面最大的考虑因素是什么？您理想当中想呈现给大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罗中立：我是这样想的，年轻人要更多的抓住机会，只要展览是在比较有水平的策展规模或者水准上进行的，就应该多多的参展。这样可以加强圈内圈外人对他的了解，这是非常必要的。作为我这种年龄这种经历来讲，做展览一定要有新的东西，要认真准备以应对别人对你的期望。还有一点就是，你在艺术上的风格语言、题材等这些要素，是在积累到一定量之后才开始有想法的，这种想法在没有成熟之前我不愿意做大型的展览，所以只能在一个小范围做这样一个交流性的圈内的展览。
低调是我性格的原因
主持人：是不是无论办展览还是生活中，很多时候您会一步步的、在基础打得非常坚实的情况下再亮相？
罗中立：我没有考虑过我做事是不是这样，但是我想任何人做事的风格都不一样。就我而言，我希望把事情做成之后再说，所以有人说我低调，其实就是一个性格的原因。在没做好之前先大声嚷嚷，我怕最后结果出来和之前说的不一样。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您既是艺术家，有很多的创作欲望，同时还担任行政职务，有很多日常公务需要处理，那么在这之中您是怎么调节的？
罗中立：每个搞专业的人，当担任行政职务时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时间。时间其实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变得越来越紧迫，越来越有一种破折感。我做行政刚开始非常矛盾，我做了很长时间的考虑和犹豫，后来还是答应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主要是学校在我念中学的时候就进来了，大家希望你在这个时候出来分担一些行政职务。其实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更像一种回报，对母校的报答或者对社会表达的一个方式。作为搞专业的人来讲，用专业作品回报母校其实是最好的方式。我前面说的种种因素让你身不由己，走上这个行政岗位以后，在大的经历和时间都有限的情况下，我这十年来其实做了大量小的手稿小的草图，我个人认为在这十来年的时间里面在同龄人当中是做的最多的。
时间给我紧迫感
主持人：您去德国在喝咖啡的时候也会画一些小的手稿，很多点滴的时间积累这样一些小型的作品，您提到这些累计起来大概有上千幅？
罗中立：好几千幅，十年，一年画一百多两百幅小东西，包括开会、睡觉前有一些时间、出国机场，我最不怕的就是误机，就是因为我手里面有活儿，误机对于我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个年龄段对时间特别有一种紧迫感，不像年轻当学生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时间的宝贵，现在觉得每分每秒就是把它积累起来，一方面分担学校的行政，另外一方面又不能不整理，小的时间的积累就是对于大的时间的准备。希望这十多年积累好几千幅作品放在那里，就像吼叫的声音就在嗓子眼就等一下课马上打开。我现在就是等着下课以后，为了这个准备我建造了全世界最大的校园运动室，五千多平方，把这十多年的积累在那里、在某个时候举行一个大的展览。
主持人：那您现在是不是特别渴望画大画但是没有整块的时间？
罗中立：这个就是积累和准备，下课以后就有时间了，但是我现在真的又常常感慨。以前看了一本小说里面有一句话“人生的宴席摆满丰盛食品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牙全部掉了”，就是说你准备了很多，站在高台上以前11、12个小时下来腰不疼背不酸的，现在几个小时下去你得歇歇气。其实很多事情过了那一茬之后很多想法和体会不一样，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更反过来需要有时间的概念。
建立具备中国精神的当代艺术
主持人：目前您的第一大愿望是赶快有大块时间画大画做作品，如果有时间让您做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罗中立：做第二件事情还是把这批画画完，没有第三件事情，如果第三件事情还是画作品。
主持人：您刚才说第二件第三件还是画作品，那么是不是不管艺术风格语言怎么变化，题材始终是在农民身上？
罗中立：对，农民是我自始至终的题材，虽然风格在变化。这次风格的主题就是表现这个意识，我从这个角度看整个美术史，其实就是风格语言演变的历史。中国真正要做一个与中国身份相匹配的大国，我觉得首先要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建立具备中国精神的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化。现在这个使命都在我们身上。这个展览其实呈现的是这样一个阶段性的展示。
现代绘画脱离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
主持人：您的绘画主题是农民，我们知道农民一点点一步步在中国做了很多奠基的事情，但中国发展的越快，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现在两极分化严重、财富分配不公……您怎么看？
罗中立：农民这个题材早期更多是社会性的意识形态，农民今天到我绘画里面，内核和情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其实是一个更带有社会和历史形态政治层面的作品，农民到今天的画里面更多是回到绘画的主题。如果那个时候的绘画主题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历史的局限在那个时代只能从这个领域来思考来创作。那么到了今天，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产生巨大的变化，给我们每个领域的发展空间变得那么自由变得那么宽松。那么实际上这20年—30年的变化，如果从《父亲》到今天展示的这批画来看，其实绘画从那个时代带有浓厚的政治、社会性的创作，转换到一个纯粹的绘画自身的主题里面来。而这个转换一眨眼就是二三十年。
主持人：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您的展览看到您首次将雕塑作为一个展示，从原来早期更具有社会意义上慢慢现在变成绘画语言的探索像雕塑等等，您近些年是不是也在有意识的进行转化？
罗中立：我把现代绘画里面一些鲜艳明亮的、中国传统的色彩关系放在里面，同时把我们民间传统的一些元素借鉴在雕塑里面。我也是第一次把我的雕塑放在一个真正的展示馆里而不是放在工作室的一个小角落里面，今天看来的我的目标和我把握的度，基本还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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