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贴乌托邦

拼贴乌托邦

系列作品

(未完成)

江海

注：每幅作品是由9块1平方米的画布组成，多重组合可形成不同的主题。

（一）

原本的乌托邦

（二）

变异的乌托邦

（三）

变幻的乌托邦

我们如何安放乌托邦？

--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有感》

江东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代表作。迈斯纳教授主治中国现代史，在中国问题研究上，他并不像费正清、史华慈那样为我们所周知，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本书对于迈斯纳的履历和学术思想并没有进行太多的介绍，但是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将其放在中国当代的政治光谱上，他属于左派，并且是毛泽东主义的支持者。这从他在书中的用词可以看出来：他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体系，并且希望时时在这样的术语体系中来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考察。更重要的是，虽然迈斯纳与所有学者一样，认为毛泽东发动的很多激进运动都是"闹剧"，但是，他也是少有的能够发现毛泽东思想中的逻辑合理性的学者。

网上的一些资料证实了迈斯纳在书中体现出来的思想立场：2005年，迈斯纳教授曾经签名声援郑州的毛泽东主义四君子，反对当今领导人对毛主义者的不公正对待。[1]然而，迈斯纳教授并不是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的人，他是一名严肃的学者。改革开放之后，当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真理的时候，当我们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对毛泽东的实践进行名义上是"理性"的谴责的时候，迈斯纳教授却告诉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毛泽东，而正因为我们不了解真正的毛泽东，我们其实也并不了解真正的邓小平--当大家都沉浸在一个时代所造就出来的氛围的时候，我们往往既不会对过往的历史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也不会对当今的现状有深入的洞见。

通过阅读迈斯纳教授的著作，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了左派的、毛泽东主义的合理性--不仅是历史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合理性。虽然在纯粹的政治实践上，毛泽东主义的一切乌托邦构想完全失败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学理的角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上来看，就会发现，毛泽东并不是制造出了一些本来就不存在的问题（有人开苏联的玩笑，说苏联的历史意义在于解决了很多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存在的问题），而是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式提出了很多非常有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指政治的本质、人类的本性和世界的历史，而如果人类要不断进步的话，就必须一刻不停地面对这些问题，谋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它们是永恒的，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时代精神并不是解决了毛泽东没有解决的问题，反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毛泽东的问题。

毛泽东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身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两种身份--思想家的身份要求他去思考人类最崇高和最深刻的哲学问题，而政治家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进行庞大体系的构建，而是要将自己的政治哲学立即付诸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修正他的政治哲学。如果毛泽东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将和葛兰西、阿尔都塞和马克斯·舍勒并列成为新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文献。然而，正是因为他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运用在这样大的国家的政治实践上，我们更应对其加以重视。因为政治生活中最微妙的环节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连接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如何指导实践，实践如何促成思想，思想如何歪曲实践，实践如何扭曲思想。正是在思想与权力的交互作用中，人类最为丰富多彩的政治行为和最为引人深思的历史努力得以展开。毛泽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然而，他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太大了。而正是因为灾难的重大性，我们才必须用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的思想--任何肆意贬低毛泽东或盲目崇拜毛泽东的非理性主张都是不应该的。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应该将实际的政治功效与严谨的学理分析区分开来。在这一点上，迈斯纳教授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本书的内容在书名上就能看得出来：作者要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在对待乌托邦思想上的态度。在这种意义上，本书是一部思想史的著作；然而，作者写作的缘由却完全是现实性的。之所以要将乌托邦主义作为研究毛泽东主义的切入点，正是因为，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就是乌托邦的理想。在序言中，作者引用弗兰克·曼纽尔和弗里奇·曼纽尔两位学者的话表达了自己对于时代精神的批判：

正当新的、辉煌的科学力量变得对我们有用之时，我们却面临一种贫乏--缺少对乌托邦的虚构想象......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现在能够以合理的精确度，略述在中间空虚的彗星或小行星上建立一个太空移民聚居地所必须的过程。但当叙述人们在那将要做什么时，这个领域中最活跃的人物也只是在一个无重力的新环境中，为我们重现了包括花园俱乐部和其他一切在内的城市郊区。

他们因此总结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大问题就是，"制造一切可能的东西的科技手段的积累与可悲的目标贫乏之间的脱节。"[2]这样的"目标"，指的就是乌托邦思想。当今时代，我们的技术手段越来越丰富，但是，人类却很少再检审，技术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技术持续发展，而我们无法确立一个超越技术的、纯粹精神的目标的话，那么人类的结局将会是"物物"还是"物于物"，我们不得而知。

乌托邦思想并不是现代的产物，我们都知道，乌托邦构想是人类最古老的思想遗产--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的千年王国，还有中国的大同世界，都是最重要的乌托邦理想。然而，乌托邦思想之所以在现代社会表现出来了如此巨大的政治作用，正是在于，它的现代版本是针对现代性的问题而产生的。正如迈斯纳教授的考察所揭示的那样，现代乌托邦思想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因为这种文明给人类的生活状态带来了严重的异化；而他们的乌托邦思想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社会主义。这样一来，现代乌托邦就与社会主义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强调的是前现代的生活价值，他们主张回到自然的、纯朴的农村生活当中去。马克思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有之乡"意义上的乌托邦，但是并没有放弃对"至福之地"意义上的乌托邦的追求。马克思对乌托邦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将其与"历史"联系了起来：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是肮脏的，但并不是毫无价值的。相反，资本主义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提供了现实条件--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和高度丰富的物质文明。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会继承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历史成果，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而不是像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退回到农业社会当中去。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莫里斯·迈斯纳教授评论说："正是通过把道德上可向往的东西同似乎有理由证明为历史必然的东西联系起来，马克思才使得乌托邦主义成为现代历史中这样强大的一股力量。马克思主义远没有破坏乌托邦主义对完美的未来社会秩序的幻想，而是使社会主义未来成为似乎是现在正在发生作用的客观历史过程的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从而强化了乌托邦主义。"[3]

社会主义思想的乌托邦性质要求人们必须不断思考未来社会的样子，思考一个最为理性的、代表着完全的人性的社会应该如何建构。因此，完全从思想上来说，社会主义者代表着人性的最高点。然而，在实践当中，我们至今非但没有看到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先例，反而举目皆是很多背离基本人性的事实：集权、大清洗、思想控制、官僚压迫，更有甚者还有红色高棉那种屠杀式的社会主义运动。由于乌托邦思想代表着人性的最高点，而追求乌托邦的社会运动反而暴露了人性的最低点，因而，在现代社会，很多思想家都倾向于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否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运动。最著名的作品莫过于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本书中，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渊源上溯到柏拉图，并且批判说，任何在现世实现乌托邦的企图带来的都不是人间天堂而是人间地狱。他主张一种英国风格的、完全改良主义的社会进步方式，这种方式的逻辑根基是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当中提出的科学试错法。正因如此，他与实验主义的思想不谋而合。然而，如果当我们沉浸在对于社会的局部问题的关注和改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陷入一种新的迷局，那就是，虽然摆脱了将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毕其功于一役"这样幼稚的想法，却在实践上束缚了自己的视野，而将人类的眼界局限在眼前的改造和近期的目标之中，从而在不知不觉当中使人类丧失方向感？

正因为如此，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才依然具有当下的意义。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人类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乌托邦思想的存在，维护着理想的超越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这种鸿沟非但不是应该回避的，反而是必须加以捍卫的。只有存在着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人类的前进才会有最基本的动力。迈斯纳教授引用了一句更加深刻的话："各种文明都是建立在从未实现过的、但又是任何进步不可或缺的乌托邦救世愿望之上的。"[4]

然而，现代社会却存在着一种弥合、抹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的努力：资本主义社会声称，自由民主已经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这一理想已经实现，因此他们希望回避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则采用了一种更加具有欺骗性的方式，他们宣布一切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在本国得以实现。因此，很多意识形态的蔽辞就成为了美化、包装现状的旗帜：斯大林式的集权被称为是集中代表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清洗持不同政见者被称为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强迫劳动被说成体现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觉悟性，对思想进行控制被说成是维护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在最近的一百年中，人类历史似乎并没有发生像18、19世纪双元革命那样的关键性突破。

然而，在迈斯纳看来，在当今社会，仅仅恢复对于乌托邦的构想是不够的。如果"对未来提出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而又劝告人们要忍受现状，这种思想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在为现存状况的合理性做思想上的辩护。因此，理解乌托邦主义的社会历史意义的关键，不仅在于它的‘富于幻想的信徒'的品格和其预言的内容，而且在于群众对他们的反应。"[5]正是基于这一点，迈斯纳将乌托邦区分为消极的乌托邦和积极的乌托邦，消极的乌托邦是纯粹的理想建构，代表人物是柏拉图、托马斯·莫尔等人，基督教的所许诺的天国也是消极乌托邦的一种；相比之下，积极的乌托邦则具有社会政治意义："它不仅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幻想，而且把这种幻想与下面这种期望结合起来，即认为它的降临或多或少已迫在眉睫，至少是正在到来的过程中，一种乌托邦主义可使人们相信能够靠自己在现世的行动创造完美的新秩序。"[6]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中，卡尔·洛维特认为，开创这一传统的是中世纪的一名基督教异端约阿希姆，因为他是第一个将基督教的"天国"理想拉平到现世的历史进程当中，认为天国终将在现世的未来实现的人。也是在这样的理论的感召之下，当时兴起了一阵狂热的追求基督降临的宗教运动，而这种宗教运动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形式。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之后的很多思想家，继承了这种将乌托邦与当下现实联系起来的传统。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迈斯纳对于乌托邦的认识：乌托邦不仅仅应该具备理论上的完满性，更重要的是，它要具有现实层面的切近性。特别是"对于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行动主义的乌托邦对它的生命力具有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由于缺乏那种乌托邦精神而渐渐变成一种使自身适应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体系。"[7]他指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修正主义"的那些西欧社会民主党。

阐述完乌托邦主义的性质，迈斯纳教授开始具体讨论毛泽东主义。当然，本书作者花了主要的篇幅用于讨论毛泽东思想相对于正统的马列主义的特色，那就是，他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这在他革命战争时期对农民力量的美化和解放后依然存在的对城市的偏见中表现得一清二楚，而迈斯纳教授认为，这种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列宁主义相去甚远，而与俄国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它完全是在中国本土内生的而不是外来的。

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讨论当中，比较引人深思的一点是毛泽东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与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直接相关。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在实践上，我们能够看到他骨子里的那种唯意志论的历史哲学。从1956年的中共八大到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我们看到了党的路线的巨大转折。这种重大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后被总结为是两种路线、两种人的冲突，一种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组织和官僚机构的领导，他们希望在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之后，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而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目标无限期推迟；而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个人的意志要服从于客观的历史规律。但是，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却认为，在经济建设和巩固政权过程中形成的官僚机构是加在人民身上的新的压迫，他对于苏联现状的观察更加强化了他的这个意识。这种官僚机构以"客观规律"为幌子，束缚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变成了一种完全机械的，甚至是压迫性的工作。而几十年的革命经验告诉他，人民群众具有自发的力量，这种自发的力量甚至是在列宁主义意义上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都应该学习的。相信群众的自发能动性，相信历史是由活生生的"人民"创造的，这样的哲学观虽然有正统的历史唯物论进行包装，但是仍然难以掩饰其唯心史观的本质。

在1958年后，毛泽东的唯意志论的历史发展观开始在国家占据了统治地位。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初阶段已经过去之后，毛泽东开始将原本被无限后推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理想拉了回来，并采用了一种迈斯纳教授称之为"行动主义的"、"积极的"方式来追求这样的理想生活。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同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发现毛泽东乌托邦思想产生的合理性。既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必须以行动为核心的乌托邦思想，那么，强调乌托邦的切近性并且寻找一切有利的条件向着目标进发就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重心。然而，当时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却处于稳定期。在西欧，最古老的社会主义者早已融入了资本主义的政治体系当中，企图通过渐进的道路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然而，无限期的议会斗争、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反复交替，导致社会主义者的目标缺乏整体性、政策缺乏连续性。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放弃了积极乌托邦信念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不了社会主义的最终希望。在共产主义的东方，革命的"祖国"和围绕在"祖国"周围的东欧国家也变了质：斯大林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而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当年的设想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财产公有的形式除外。相比之下，斯大林模式也许与极权主义更加接近，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已经败坏了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那么，面对这样暗淡的前景，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出路在哪里？毛泽东将自己领导下的中国看做了共产主义的希望--他要采取措施让国际共运摆脱凝固化的命运。因此，一种追求乌托邦的想法油然而生。

然而，迈斯纳教授认为，与一般性的理想的乌托邦不同的是，毛泽东的乌托邦是一种"非理想的乌托邦"。理想的乌托邦是什么？迈斯纳引用乔治·凯特伯的话说："几乎所有的乌托邦设想都没有想到变化，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共同的假设是，这种设想一旦在世界上成为现实--假如可能的话--它将无限期地处于它一开始的形式中。‘秩序癖'主宰着乌托邦思想。乌托邦强大的动力就在于它能从绝顶的混乱和无秩序中拯救世界。"[8]然而，这样的乌托邦是不是真正可欲的？拉尔夫·达朗多夫说，在这样的乌托邦中，除了事件在一个循环往复的模子中间不断重复，将不会发生任何让人感兴趣的历史事件。而这样的乌托邦同坟墓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一切矛盾都消失了，历史的发展失去前进的动力了，那么，这种"历史的终结"或者"真正的历史的开始"会是有生气的吗？

然而，毛泽东的非理想化的乌托邦避免了这一点。在1971年的一段话中，毛泽东说："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因此，他将那些"无冲突论"指责为是"形而上学"的。[9]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思想就将矛盾的最终解决排除了出去。如果我们沿用格鲁内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对历史哲学观的分类的话，毛泽东应该属于是开放式的历史哲学，而与"千禧年"式的历史观相对。但是，毛泽东也承认共产主义阶段与其它的阶段具有本质的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斗争在将来就完全不存在。这种开放式的历史哲学具有一种优势，那就是，它预设了人类历史的无限进步，这样一来，也就预设了人类能力的无限性。然而，在一段未刊文稿中，毛泽东又说，"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10]这样一来，毛泽东在预设了人类潜能的无限性之后，又最终预设了宇宙进步的无限性。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乌托邦理想，它好似一种"套娃"。在"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套在最外层的人类乌托邦之下，层层套着递进式的更多的乌托邦。这些乌托邦是乌托邦中的乌托邦，然而，这一切最后都推到了一个"宇宙乌托邦"当中去。而宇宙乌托邦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这种乌托邦观念，在两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在可见的将来，它防止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陷入那种革命之后必然转向保守这样的历史循环，唤起了广大群众对于未来生活的乐观心态，这样就为毛泽东摧毁一种沉闷的、压抑的官僚体制和国家机器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而也为实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描绘的乌托邦构想开启了历史的闸门。另一方面，他还防止了对于乌托邦思想是"秩序癖"的批判。"毛泽东主义乌托邦不仅考虑到变化，而且要求变化，同时还预言了一种未来的乌托邦，它依然同斗争、同现在世界上人类经历的忧患相联系，这是一个仍然充满着危险和不确定性、依然要考虑人类勇气和英雄主义的未来。"[11]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克服了尼采对于历史终结之后产生"最后的人"（"报废的人"）这样的悲剧现象的隐忧。他的哲学富含着超越性，并且加上他的平民主义价值观，他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是精英还是最广大的普通人，都能够获得普遍性的、无限的超越。这种对于人类整体的普遍无限超越性的信念是毛泽东思想中最富人文关怀的方面，而在实践中，让"人民"以群体为单位实现集体超越，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段最败坏人文关怀的历史。

面对毛泽东在领导共产主义乌托邦运动上面的失败，改革开放以后的领导者重新确立了1956年中共八大时期的路线，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接续的是建国最初十年的历史，而中间的二十年，是一段"失去的历史"，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社会风气的极度败坏，但是拥有着集体主义传统的中国领导人却更喜欢从国力的角度看问题，认为这二十年的错误实践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了。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导引之下，毛泽东追求乌托邦理想的这二十年基本上没有被赋予历史的意义。迈斯纳最后的一章就是讨论毛之后的中国的。我认为这两段历史的对比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

毛泽东之后的思想特点是，完全抛弃了毛泽东唯心史观，而用一种彻底的、甚至是马克思本人也不会赞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来代替。这种历史观完全是非人格的，因为它认为，经济发展是历史运动的最根本动力，而经济发展是完全物质性的。在这种历史观中，排除了一切人类行动的可能性。甚至人类的实践活动也被认为是"物质"的。既然历史具有这样一种不因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那么，抛弃人类的一切非分的念头，一心一意去迎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就是国家建设的核心要求。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而要发展雄厚的经济，就必须遵守经济规律。然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非常长的历史阶段，它被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少说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人们应该做历史意志的顺服的工具，而将乌托邦的非分之想投掷到遥远的未来，投掷到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之后。"人所能做到的事是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相连并受其制约的，而社会发展的阶段又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因此，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归根结底不取决于人的愿望及意志，它完全是由与人无关的力量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12]

然而，迈斯纳教授对这种历史观提出了质疑："人们也许要问：如果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发展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又表现在何处呢？"[13]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最为彻底的人道主义。虽然马克思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牺牲者流血的重大历史意义，然而他的思想是，如果这种鲜血的透支能够为未来的"自由王国"打下坚定的历史基础的话，那么这些代价也将是值得的，也将在乌托邦中得以消解。社会主义思想与支持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对人性进行了最为深刻的批判，同时热切盼望着人性的最根本改造，这与从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始的默认人性的最低点的传统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的。创造无限的物质发明并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最根本的目标。正像庄子表达的思想那样，机械的产生只能代表着人类"机心"的发达，这种"机心"的现代表述就是工具理性。然而，人类最终的目标应该是成圣成贤、成为"至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社会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培养出一种"新人"，这种新人具有英雄般的气魄、哲学家般的涵养和艺术家似的气质。然而，迈斯纳教授认为，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不存在任何文革式的荒谬的政治闹剧了，但是，伟大的乌托邦理想、对于人的超越性的幻想也随着对于毛泽东的批判而一笔勾销。在迈斯纳教授的眼中，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据说正在建设理想社会的人的本质的问题。""使国家‘富强'的目标可以满足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激情，但它并不一定能产生建设理想社会的动力，也不能感召许多人为马克思的乌托邦而奋斗，尽管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4]

迈斯纳教授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然而，往往恰恰是理想主义者，才能对现状产生最为深刻的洞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被迈斯纳教授看得一清二楚：通过将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样最基本、最底层的人性欲望合法化，我们的国家在精神文明方面没有离共产主义的理想更加切近，反而是更加遥远。目前的时代风貌，不是在经济领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很长时间的农轻重比例失调的问题，而是很多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关心的，但是关乎人类最根本命运的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的严重失衡的问题。在苏联时期，领导人的观念是，第一步进行重工业建设，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就可以转入发展农业和消费品行业的新阶段。然而，历史证明，为发展重工业而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无法在自身范围内嬗变而为第二阶段服务。同样的，我们怎么能幼稚得认为，当我们以人性的堕落为代价来进行第一阶段的物质建设的时候，我们能够期望堕落的精神能够踩在丰富的物质积累上实现人性的最根本超越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悖论。至于人类未来的精神生活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我并不清楚，但是，如果这样一种国家建设不含有丝毫的人性关怀的话，无论是继续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转向其他政体的建设，都是没有历史方向感的，都是盲目而不具有人文关怀的。

然而，当我们谈论理想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关心如何将理想的要求融入现实。如果乌托邦的理想要获得意义，就必须采用一种"行动主义"的姿态的话，那么，当群体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保障这样的行为是理性的，是目的正义并且手段也正义的？而如果我们认为渐进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代价最小、风险最低的，那么，就像文章开头提出的那个疑问一样，渐进改革必然引导人们关心技术层面的、细节的东西，而如果人们因此将手段上升为了目的，最后忘记了乌托邦的理想，这又怎么办？再进一步说，那就是，乌托邦的理想是不是能够与改良的社会模式相容？这是一个困扰当下中国的最大的问题。社会主义要求一个强大的物质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要求人性的升华，这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果两方都是必要的话，我们如何安放乌托邦？经济发展是物质性的，而人性升华不能不具有反物质性--因为人性的升华必然伴随着对低级欲望的节制和对精神性欲望的鼓励。在这样的双重目标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似乎被撕裂了，而我认为这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吸收了很多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观念，但是我们无法抛弃社会主义的价值底线。这两种哲学都是"人类发展的优秀成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优秀成果就能够很好的相容。在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所遇到的就是这个双元的问题，而从新中国六十年的建设史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被邓小平回避了；同样的，邓小平提出的问题，也被毛泽东回避了。我们期待着同时直面这两个问题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的诞生，如果中国要为人类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的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永载人类的史册。

2010-5/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1011/15/21693_803522.shtml

[2]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序言"第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同上，第9页。

[4]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1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5]同上，第18页。

[6]同上，第19页。

[7]同上，第21页。

[8]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18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9]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18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0]同上，第182页。

[11]同上，第186页。

[12]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2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同上，第204页。

[14]同上，第205-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