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认识赳赳

        我喜欢赳赳。他不像个记者、编辑、撰稿人。要不是年龄差异，他活像我的哪位中小学同学，站在弄堂口或者随便什么地点，煽动他的厚嘴唇，随口和我谈起毫不相干的各种话题，彼此不必介意通常需要介意的世故。他好奇，听到任何他以为有趣、有料、有观点的话，立刻跟进；他也容易感动，近年几个饱受嘲骂的电影，他看过，立刻来电话，唏嘘慨叹，说他哭了，要我也去看——正好我也是容易给电影弄哭的人，而且真去看了——就这一层，他太不像记者了：如今各报记者多么有见识啊，能对一部电影轻描淡写说两句，不讥笑，已属稀罕。我不想说挑剔、挑刺、职业性冷漠等等是记者的通病，但赳赳即便不做这一行，也会是个例外：他无可掩饰地善良、易感，从七零后开始，性情单纯的个例，而且过了而立之年依旧单纯，概率增多了，赳赳正是其中一位。

        我也喜欢读他的稿子。《新周刊》几乎每期更换的话题，都有他的议论，虽不免三二急就章，但一读而过，我总能得到两项以上见解，使我想想，以为有识见，说得好。譬如他谈论当代艺术，不算批评，更不是捧场，却也如我哪位聪明的同学那样，又如擅长评点事相的快嘴，忽然，说出精彩而有趣的断语，感觉很准确：太多了，以至我难以举证，总之，反而在职业当代艺术批评家那里，我毫不记得曾经读到过什么可以称之为意见的意见了——赳赳是个诗人。这又是奇怪而当然的事：我知道不少记者原是文学的写家，或者诗人，为谋饭，出来记者一下子，结果成了职业。我不懂诗，我知道赳赳给我他的诗集，预先已经失望，不指望我能给予批评或叫好，但他还是怯生生地，然而诚恳地——带着大概诗人才会有的那种过时的诚恳——将诗集递给我。

        写过诗的记者，其实，下笔不同的：虽然我说不出是怎样的不同。

        所以我有时私下会将才写好的稿件给赳赳看，指望他给我意见的。他会给的：我乐意和赳赳玩，因为他真。他要是夸奖我的文字，也很真，而且有点愣：去年头一次写长篇游记，关于拜占庭的土耳其。他读了，很认真地说：为什么我到以色列写不出印象呢？一点也写不出。这使我惊异，同时惭愧：我大概写了太多印象吧？然而接着赳赳让我吃惊了：他说：行了，以后别给我读那种游记，别给我读。

        近时赳赳醉心国学——不是世面上那种，而是易经的哪个卦，先秦的某句话。正像他被电影惹哭，他显然真的被震住了，热切地解释，像是普天下才刚发现的真理。我有时不在听他说话，只是想，我喜欢这个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