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见证了“海上丝路”的繁荣

　　与今天全民旅游的热潮不同，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里，许多人一生的活动范围也不过是住家周边几十公里的范围，往来于漫长的旅行线路之上的，一是商人，二是使节，三则是包括僧人在内的宗教人士。他们的旅行，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互动，思想的交汇和知识的传播。广东则是这种古代旅行最重要的“大码头”之一。

　　广州城西，全国最大规模的玉器批发市场中，隐藏着一座香火鼎盛的寺院——华林寺。它是广州“五大丛林”之一，是禅宗初祖达摩于广州登陆后，最早结庐修行的所在。名寺名僧，见证的是历史上中国与世界绵延不断的文化交流史的一个侧面。

　　法显的航程证明东晋时

　　广州已是海上丝路的起点

　　达摩是沿着现代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继而北上的。早在汉代，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便已经得到开辟。东汉后期，天竺国的使者曾经从海道来中国，岭南也成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最早的线路之一。根据可知的史料记载，从东吴时期起，就不断有西域僧人到广州、宝安、曲江等地译经、建寺、传教，或者以此为中转站，继续北上。

　　黄启臣主编的《海上丝绸之路史》中记载，西晋时天竺僧人耆域和伽摩罗先后乘商船到广州传教，并在广州建造了三归寺和王仁寺，它们同属外来僧人在广州建造的最早期寺院之列。东晋时罽宾僧人昙摩耶舍乘商船来广州，在时称制止寺的东吴著名经学家虞翻的旧宅内兴建了一座大雄宝殿，并改寺名为“王园寺”，即为今天光孝寺的前身。他在此讲经授徒，成为海上丝路传播佛教文化的先驱。

　　除了外来的僧人，中国的高僧法显也在东晋时期泛海天竺，而循海道回国时，便取道广州。这位以《佛国记》知名，在中国历史上被誉为与玄奘齐名的伟大旅行家和翻译家334年生于山西，少时战乱频繁，成为促使他于399年展开佛国之行的动因之一。公元409年，经过在西域和天竺的数年取经后，他取道多摩梨帝国(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回国，并循海道经广州而返长安。

　　根据专家的研究，法显的航行可以证明在当时广州已经正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此之前的《汉书》等著作中，谈及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口，记载只有徐闻、合浦、日南等，而广州虽然“亦一都会”，但个性还不太突出。但在《法显传》中，广州已经成为商人们航行的经常性终点和起航点，广州外贸中心城市的地位自此确立。由法显的记载可以推断，从天竺到广州的航程约需150天，以当时而言算是相当便捷，航行在这条航线上的船舶体形也很大，商人们对沿线海况相当熟悉，因此不难想象东晋时期广州海贸的繁荣景象。

　　义净经广州的西行印度记

　　比马可·波罗早了500年

　　由海路西行取经往返经过广州的名僧，不能不提唐代的义净。他是山东人，公元671年，36岁的他由长安出发，准备经广州，乘波斯商船前往印度。本来准备与他同往的还有数十位僧友，但面对茫茫大海，很多人在准备登船时打了退堂鼓。只有义净不改初衷，奋勇西行。

　　几经中转和沿途停留，8个月后，义净抵达了印度东部港口耿摩立底，从此展开长达21年，游历30余国的漂泊生涯。公元692年他离开印度，再度经广州回国。他在东归途中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部著作。前者记录了西行印度所经路线、时间及地理风情，比马可·波罗的类似记载要早500年，为研究古代南海、印度洋的海洋交通和印度、东南亚诸国历史地理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早在19世纪末，就有学者将之分别译为日文和法文;后者共为西行求法的61位高僧立传，并记述了印度密教的起源和流行的情况，是研究中外交通史、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中国古代四大佛教译经家——法显、玄奘、慧超和义净——都曾经到过印度，其中唯有义净完成了从广州到印度的海上往返航程。

　　鉴真第五次东渡

　　寄寓广东两年多

　　生于扬州的唐代高僧鉴真是中日交流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前后十余年执著东渡日本的坚毅历来为人称颂。其中第五次东渡历时最长，曲折最多，航程最反复，期间在广东寄寓两年多。

　　鉴真时期的日本，正进入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奈良时期，掀起大量吸收唐文化的热潮。鉴真东渡之前，日本已经有9批遣唐使来朝。在遣唐日僧荣睿、普照等人的盛情邀请下，鉴真决定东渡传法。从公元742年到752年，经6次东渡日本，终告成功。

　　天宝七年(748年)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带僧众、水手等30人在扬州出发。出长江后遇大风，船失去了控制。在海上一连漂了14天之后方告靠岸，但并非鉴真要去的日本，而是漂到了海南岛的振州。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当地官民的热烈欢迎，留居一年有余，修寺造佛，登坛授戒。之后鉴真决定重返扬州，行至端州(今广东高要)时，荣睿积劳病重去世，葬于今天的肇庆鼎湖山中。到了韶州(今曲江)时，普照又离鉴真北去。各种打击加之旅途的艰辛，使鉴真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终致失明。至吉州(今江西吉安)时，鉴真最得力的弟子、最先表态支持东渡的祥彦又因病去世。但这一切都更加坚定了鉴真的决心。

　　公元752年，鉴真展开了第六次东渡，并于次年十二月二十日登上日本九州南部的秋目浦，次年抵达难波(今大阪)，受到日本朝野、僧俗和在日中国僧侣的盛大欢迎。他不仅亲自设计和主持建造了被视为日本国宝的唐招提寺，更为圣武、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谦之下皇族和僧侣约500人授戒。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