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华《感受刘子建》

孙振华

      我和刘子建同一个城市，但从来还没有正经聊过天，那天晚上我们约好认真聊一次，不要装模作样，甚至不必以“艺术”的名义；我们约定，怎么想就怎么说，最好不要让想说的话经过所谓“学术”的过滤，那样就假了。

      聊起来的第一感觉，这个人天生具有可包装性，他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这对于媒体和传播特别有用，这也是一个艺术家在当代条件下必不可少的素质。无论什么问题，刘子建总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答案，好像早有准备，正等着你来问；而且，你的问题，他也很明白，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言外之意又是什么；他回答问题总是眉飞色舞，表情生动，没有违反我们事先的约定，也无矫揉造作之感。

      我以为画家有两种，如同表演中的本色演员和性格演员；本色画家比较被动地接受了自己的角色，他们对于绘画从来不问为什么，仿佛是本能驱使，他们的成就主要靠天赋，上天给了多少，他们就成就多少；性格画家则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装龙像龙，装虎像虎，他们综合素质较强，在强烈的成就欲望驱使下，他们可以胜任各种角色，希望以任何形式获得成功。刘子建应该属于性格画家，在我所知道的当代画家中，他的口才和笔头功夫是出类拔萃的，我见过他在研讨会上雄辩滔滔，也见过他撰写的《李世南的水墨世界》、艺术评论以及谈自己创作的文章，还见过他愤世嫉俗地痛陈时弊；刘子建的这些素质，决定了他理所当然地应该有所成就，不折腾一点名堂，对不起自己。我觉得，他本可以选择其它的艺术方式，有些方式对他可能更为合适，他甚至可以以写作为生。但刘子建认定，水墨是他的宿命，对此，我不以为然。水墨并不是他的宿命，刘子建有天分，但不一定只有水墨才能表现他的天分。

      刘子建的宿命是他性格的宿命，是性格决定了他自觉扮演老愚公的角色，挖山不止，跟水墨没完。刘子建出生在沙市，荆楚一带的水土，好像特别能养这种人，沙市人管这种脾气叫“犟”，凡事认真，爱认死理。刘子建一方面有这股“犟”劲，另一方面从小又体弱多病，家庭出身也不好，从童年开始就自然学会了要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这些矛盾的因素形成了他性格中的敏感、坚韧，以及在合理方式前提下的坚定和执著。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一段特殊的年代里，那些所谓“家庭成分不好”的后代，普遍具有成就意识和自我拯救意识，这是很自然的选择，既然不能在社会上理直气壮、叱咤风云，那么就退回到个体，培养自己的才能，丰富自己的内心，他们通常以文学艺术、手工技巧方面的本事让同辈人刮目相看。我们小的时候，这些有本事的人被称为“有才”。因为父亲的遗传，刘子建从小就有画画的才能，这在当时对于博得老师的喜欢，同学的尊敬是非常重要的，这大概也是一个孱弱、敏感、胆怯、害羞的少年能够得到重视和承认的唯一方式了。可以想象，在长江之滨的沙市，在某个普通的小巷子里，来自左邻右舍和父母同事的鼓励和夸奖，对于一个正在埋头学画的少年意味着什么。

      尽管性格的形成期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度过，刘子建的心理却是健康的，这与他的家教有关。他的心性在小的时候，得到了必要的约束，养成了一些做人做事的良好规矩，例如尊重师长等等，艺术家的放荡不羁的毛病在他的身上见不到影子。小的时候，有一次他和一个小伙伴拣到了钱，买东西吃了，这在当时家人看来，无异于闯下了大祸，家人那种严重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日常生活中循规蹈矩，基本上是个好孩子的刘子建(这在那个时候很少见)，偏偏在内心里又奔涌着渴望的激情和追求光荣的冲动，这样，最合法的方式是通过艺术将他在现实中所感到的缺憾、以及他内心的创造的欲望和成就欲望得以实现，以获得自我的提升。刘子建讲，其实，他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胆怯和不善言辞的，只是到后来在绘画方面日渐有了一些名气以后，才变得侃侃而谈了，这似乎印证了，是绘画使他战胜了自卑，并给了他信心。刘子建是否一定要选择水墨呢?据他说，他热衷水墨，是楚文化的影响，楚国漆棺上那些飞动的云纹，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他。有学者曾经把楚艺术的美学特征归结为“庄楚浪漫主义”，我想，那些东西应当是符合刘子建的性情的。

      刘子建考上湖北美院国画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看起来是顺利的，但正是这个时候，他遇到了问题，或者说，是他所从事的水墨艺术遇到了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果沿袭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并不能顺利地保证他一直走进荣誉的殿堂。这个时候正值中国美术界八五运动的时期，国画界风起云涌。在这个当口，作为教师的刘子建面临着选择，是恪守传统笔墨规范，成为学院的传统水墨画家?还是另辟蹊径?这时刘子建的心情应该是复杂的。我个人感觉刘子建并不是一个天生具有反传统倾向的人，相反，他应该是一个对文化传统怀有敬意的人，尽管，做一个叛逆者，在当时是一种风头正劲的事情，可同时他也需要安全感，传统和学院恐怕更能给他这种安全感。可是，传统和学院的那种笔墨中心主义的傲慢和偏见伤害了他的自尊。刘子建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当他向一位过去熟悉的浙江美院国画系的老师提出想去学习时，得到的回答是：笔墨功夫不到，字也不好，争取一个进修生的资格可能都困难。这对走出了沙市，在武汉站住了脚跟，渴望在更广阔的艺术舞台上实现自己的刘子建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笔墨中心主义是如何画地为牢，逐渐失去它们的阵地的。

      刘子建经过认真掂量，开始重新考虑中国水墨的格局并确定自己的位置。他不想成为没有传统的无源之水，然而，与学院派的笔墨中心主义者们拼笔墨，显然不占优势，况且这条路子固步自封，日渐没落；正在他需要立身之本，需要在传统中发现根据和寻找精神支撑的时候，李世南出现了。通过和李世南亦师亦友的交往，刘子建感觉柳暗花明。李世南才华横溢，具有一个真正艺术家的丰富内心，同时他也是学院偏见的受害者。通过李世南的帮助，刘子建终于为大块面，大泼墨，云龙飞舞、水气淋漓的抽象水墨画法梳理了一条历史演化线索，这是从南宋梁楷一路下来的中国画大泼墨的传统，在二十世纪，则有石鲁率先挑起的“野、怪、乱、黑”的大旗的中国画的革新，而李世南正好是石鲁的学生。

      李世南对刘子建最大的影响是把他从学院情结中解放出来，消解了笔墨中心主义，(这不排除李世南本人具有出色的笔墨功夫)，李世南在思想上，方法上给了刘子建以支持。刘子建一旦领悟，好比思想插上了翅膀。

      接下来是一个蜕变和等待的时期，这个时期刘子建是困难的，他的抽象画面的水墨创作是不可能得到传统派的承认的；在前卫圈里，他们以为抽象的水墨不过是西方抽象绘画的中国版，这种画法在西方已经早就过时了；再何况，一批画抽象水墨的艺术家从传统的营垒里出走，必须在画面上有所创造才能立足，否则，大同小异，混迹其中，会失去自己。

      创新谈何容易!经过几年痛苦的摸索，1994年左右，刘子建的那批硬边、拼贴的新作终于让人耳目一新，加上他和其它一些同道共同努力，出画册、做展览，被他们冠名为实验水墨艺术开始成就了一番气象。在这个过程中刘子建应该是重要的推动者。这个时候刘子建的作品和想法的确也比较系统和成熟了。他的这批硬边、拼贴，并带有符号化特征的作品，使他在实验水墨圈里独树一帜。

      刘子建是实验水墨的一个重要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一个重要阐释者，他通过自己的作品为实验水墨找到了很多的说法，在这个过程中，刘子建的写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对此，我有所保留的是，刘子建富于煽动性的文章和言辞似乎有一种过度阐释的倾向。实验水墨有没有精神性?当然有，如果通过文字语言的描绘将它们提升到表现宇宙万象，天地玄黄，天人合一，哲思妙想的高度，我就觉得阐释得过度了。在刘子建的阐释活动中，我注意到他是一个特别在意自己的人，我估计他常常沉浸在关于自己的想象里，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琢磨自己的行为，为自己每做的一件事情寻找理由，尽管他在内心里不乏犹疑、彷徨，甚至也会出现虚无的念头，但这些不过是他性格丰富性的补充，更多的时候，他是积极主动、大胆进取的。我和刘子建同年，也是同乡，也许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实验水墨的大腕，但在我的眼里，宁愿把他看作是一个沙市人，一个倔强、较真的沙市人，我理解他所做的一切在他性格逻辑中的合理性。

      性格就是命运，水墨艺术对刘子建个人而言，最大的意义是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性格，在无休止的水墨战场上，刘子建常常是在跟自己作斗争，自己跟自己较劲，跟自己肉搏。如他自己所说，他对于水墨创作甚至有某种自虐的成分：就跟你耗上了，哪怕牺牲，哪怕一无所获，也无怨无悔，做到极端，就是死也死在这里了!这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精神， 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在个人生存方式上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老实说，关于实验水墨的文化的、学术的意义还要静观将来的发展，但我更欣赏实验水墨的积极倡导者刘子建的精神。在个人生存本体论的意义上，我对刘子建的艺术方式和人生方式保持着深深的敬意。如果要描述我对刘子建和他的工作的总的感受，那就是：一个水墨战士，在没有敌人的战场上，一次次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然后是等待。

      (本文原载《21世纪中国现代水墨艺术家刘子建》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