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湘南
“我从来不请别人提意见，我也不给别人提意见，画画是个人的事。”刘子建如是说。
画画是个人的事，这话自有道理，但也许更多是指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一幅画完成之后，他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他需要面对观众，他需要欣赏、批评，甚至指责。
《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史论》（2005年10月湖北美术出版社），这本刘子建的关于实验水墨的专著，似乎就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本书收录了刘子建与众多美术评论家的论战，关于实验水墨的话题与论争，刘子建总是坚持了有话要说抑或揭竿而起的姿态。在艺术的观照上，刘子建绝对是一个固执的人。这是美术界很多人的一个共识。
继《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一本名为《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案研究》的书，将在下个月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本20万字的书，批评家的文字洋洋洒洒地以刘子建为刀口，但涉及关乎的其实是现代水墨20年、实验水墨10年的一个发展历程。
坚持说湖北话，以实验水墨为战场
戴一幅圆镜框眼镜的刘子建，一说话，一口的湖北乡音，态度随和，但坚持自己的意见，认准了的事，是八匹马加九头牛也拉不回的。
为何离开湖北都十几年了，刘子建还是一口湖北话不走调呢？也许是在深圳讲湖北话的人太多了，特别是在美术界，孙振华、鲁虹这些刘子建生活中的好朋友都是湖北人，他们碰在一起，不讲家乡话，那就是一件怪事了。生活中，这三个湖北人可谓无话不谈的，要好得很。但在学术或者说关于实验水墨的看法上却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关于实验水墨的争论，曾引起美术界的很大关注，这让很多人难以理解，有人就在私下问刘子建，你们这样争得面红耳赤的，就不怕把关系弄僵了吗？然而在外人看来的“矛盾”，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这也成了美术界的美谈。
2003年鲁虹在《艺术当代》上发表《清理实验水墨》一文。这篇文章引起刘子建的高度重视，用他的话说，鲁虹现在是美术批评界有份量的人物，他的文章是有人看的。所以刘子建立即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清理，为实验水墨的历史留一份证词》。文章发表时，《艺术当代》的编者在‘按语’中说：先前刊登的鲁虹的文章《清理实验水墨》，在学术界引起了关注和争议。实验水墨艺术家、理论家刘子建针锋相对、现身说法式地对鲁虹提出质疑，认为鲁虹的文章是一篇充满了谬误的奇文。”
实验水墨的学术之争，很多精彩的部分是在湖北话之间进行的，这也算得上是实验水墨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从湖北迁到广东的。现代水墨是鲁虹学术研究的一个方向，但在实验水墨问题上因观念上的分歧，我们一直是争来斗去，不过学术之争并未影响我们的私交，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刘子建把他和鲁虹、孙振华的争论都写进了《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里，刘子建说。“如果把实验水墨称之为墨之战，我希望在这个战场上，还能看见其它一些人的身影。”刘子建希望人们在这本书里看见的，不仅只有和他观点相同的批评家，还应该有在观点上和自己不同的批评家，他这样的认识是基于一个前提：《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既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客观上又是在为实验水墨的历史留下的一份证词。”
写书曝光自己参与的一系列论战
刘子建从1985年开始现代水墨画的创作，迄今已21年。他觉得这21年里称得上做成了的事，只有这实验水墨。所以每当谈起这个时，他都会有种历史的沉重感。
“有些人总在嘲笑怀有历史感的人，认为渴望书写历史的欲望过于沉重，渴望进入历史的人活得太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选择了实验水墨就是选择了一种命运。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自己的历史，因为无所遁迹的个人记录，才是呈现历史真实性最好的保证。”刘子建说。
在2005年的实验水墨回顾展上，刘子建跟孙振华也有过观点的交锋。他们的争论后来以“实验水墨三人谈”发表在2005年6月30日《深圳商报》上，发表时编辑安了个怪里怪气的标题“青春期还没有开始，更年期的烦恼就来了”，标题源自孙振华的一段话。在“‘三人谈’中我和孙振华是以观点相左的面目出现的，这句调侃形象地反映了他的观点，但用一方的观点作为三个人意见的总标题，显然是不恰当的，它违背了‘三人谈’这种民主与平等的形式……”刘子建事后在他的书中说。
孙振华在明确表示要捍卫实验水墨的文化权利的同时，坚持认为实验水墨不属于“当代艺术”：“我们在《实验水墨回顾》中看到了什么？这是一些看不出时代特征，看不出问题、看不出针对性的作品，而这些方面正是当代艺术所特别关注的……历史和社会的背景看不到，过去和现在看不到，如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实验水墨已经没有当初的激情。现在，推动它继续发展的文化动力没有了，只能在形式上弄些花样。”刘子建针锋相对的说孙振华的这段话显然和他后面的话自相矛盾：“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太多，认识和清理传统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反封建、反专制仍然是一个时代的主题，在这些方面，实验水墨过去做过自己积极的回应”。在《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之“实验水墨回顾展”一文中，刘子建把他与孙振华的观点交锋进行了详细地呈现。
和孙振华的论战不是《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中唯一的与人论战的记录，有完整记录的起码有五例，另外四次分别是1995年和刘骁纯的“笔墨与非笔墨之争”；2000年驳马克·布雷顿的《假问题与新水墨画》；2003年评鲁虹的《清理实验水墨》；2004年评王南溟的《无边的吹棒》。
把自己反锁在画室里画画
在一次偶然中，刘子建看到被风吹翻过来的画的背面，一些想不到的效果令他惊讶不已，那完全是一种别样的意境，似乎是他苦苦追寻了许久而不见的一种效果。于是他找到了一种在宣纸上正反两面都画、都拼贴的技法。这种偶然性带来的结果，令他激动不已，如果说拼贴使他体会到了在宣纸上作画没有画错的地方，那么正反两面开攻得到的意想不到的偶然效果，更是使刘子建意识到宣纸水墨是一个好东西，不仅仅是奇妙，还有自由自在的感觉。
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深圳大学的那间画室，别人常替他可惜，因为画室的门成天都是锁上的，都以为他租得浪费了，划不来。其实别人不知道，刘子建是把自己反锁在画室里，一个人在玩他的水墨，他把纸铺在地上，他肆意地倒腾自己的构想，“我从来不请别人提意见，也不给别人提意见，画画是个人的事，有人在旁边我就不会画，我只能与他聊天”。
每个画家作画时的状态都不一样。刘子建状态的特别处在作画过程呈现出的音歇性。他并不是天天或时时都在埋头画画，而是阶段性地重复看这样一种节律：常常连续画上十几天或几十天，画完一批作品，然后就要停下来看书，什么书都看。既是调剂，又是换换脑筋，随后进入积聚调整阶段。刘子建画画的时候，通常爱用纸片记录画的过程和一些零星的想法，而这些思想的吉光片羽有些后来就成了他画作的题目。下面照录的是他记在一个小纸片上的文字，或许能让我们对他的这种习惯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从纸上我看见了满天飘落的碎片，象些白色的花瓣，在黑的背景前轻轻的附落。生命会有一天变得象风一样的轻。再沉重的生命都会在那一瞬间里得到解脱，在眸光散尽的那一刻、在无边的黑暗里，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灵魂，如羽毛般的轻盈和洁白”。
忠于水墨是爱折腾的天性所致
2005年10月刘子建出版了他的18万字的《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史论》，他引用莱辛的话说：“诗人需要历史，并不因为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来解释自己写作的动机。刘子建把实验水墨视作了他最重要的一段生命历程，或者说是迄今最重头的人生的彩排。所以他会像捍卫荣誉与尊严一样去为实验水墨，为自己在实验水墨这块田地里的耕耘寻找理论依据与艺术史上的支撑。
但他有时也会跳开来看，觉得这是一场游戏：“把白纸涂成黑纸，撕碎了再重新拼合，装裱好了拿给人看，只是为了给人家一个说三道四的理由。数十年不易初衷沉浸于浑沉的水墨，不过是爱折腾的天性所致，这个天性与其说是要折腾纸，不如说是要折腾人，所以，这件事很难简单地用快乐或痛苦来形容，但它确实被证明，是出自于内心激情的需要。”
人的一生犹如演戏，人到中年就意味着戏已演完了一半，下半场正等着开始。在沉缓垂落的大幕重新打开时，刘子建说“我清楚应该有一个仪式，既为纪念逝去了的，又为迎接将要到来的。在我看来，’书’是最隆重的仪式，它既是当下的需要又是留给未来的。最终这个仪式耗去了我整整半年的时间和大量的心血。但从结果来看，付出值得”。当刘子建捧着厚厚一叠书稿时，抑止不住油然而起的兴奋。
似乎是在一念之间，刘子建有了写一本书的冲动。他说：“时下流行‘清理’一说，我想，与其让别人清理，不如自己清理。我知道，实验水墨10年的家底我一个人是清理不完的，而最好的办法是从清理自己开始。清理确乎是名副其实的，往昔的日记、笔记、信札都翻了出来，把该翻的杂志、画册、著作统统看了一遍，于是，在心里就渐渐理出来了一条线索。”接下来是整整半年的伏案笔耕，写了撕，撕了写。因为刘子建不用电脑，所以文稿才留下了写作时思维的飘忽与摆动的痕迹。因为不是作家，写作对他就是一件大事。他说“我不能接受写作竟然可以没有手稿。不用电脑的写作效率固然不高，但手写的感觉很好。”
而即将要出版的《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案研究》是《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这本书的一个延续。它汇集了二十几位美术批评家以刘子建为原点与切口的观察。有论者认为，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中，一个人在水墨上的坚持，其实就是一种担当，支撑他精神力量的信念，或许就是这七个字：水墨是一种态度。
关于《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的对话
谢湘南：即将出版的《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案研究》，请了那么多的批评家为你写评论，你觉得他们是出于跟你个人的友谊，还是他们真的有话要说？不担心别人认为这是在炒作自己吗？
刘子建：这本书其实是以我为个案的批评家的一个平台，也可以说是从实验水墨现象出发来的一次针对当代艺术中的水墨问题的集体反思和观点的交锋。现代水墨发展到今天，有这种必要。再说，什么事总要先有一个人伸头出来做，我既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不怕有人说这是在炒作。是不是炒作，我想等大家看了书再下结论。
谢湘南：你们是怎么想要做这本书的？
刘子建：起因是2004年殷双喜计划由他个人来给我写一本书，他让我整理资料，整理的结果是我自己写了一本《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差不多把材料都用上了。这种情况下，殷双喜的写作计划就变成了由他来组织和主编一本批评家的文论集。开始连殷双喜都有顾虑，弄不好怕有负面影响，但看过了批评家的稿子后他就再没有这种担心了，他在信中说：批评家都写得很认真，态度真率感人，相信此书会有影响，甚至不无感慨地说，以后大概不再会有这样的“群英会”了。
谢湘南：给这本书撰稿的除了搞美术批评的，还有搞政治学、哲学和文学批评的，甚至还有一个法国的文学家，这些人的参与无疑会使这本文论集因学科角度的不同，在批评的方法论上呈现一种更加开阔的文化视野，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评价。
刘子建：这次能够约请到这些人，实在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他们的知识背景不一样，做学问的方法也不一样，看事物的着眼处应该也不一样，让他们来阐发他们的艺术观察和文化见解，相信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的启示。
比如杨龙芳写的《存在之美》，他从社会学的角度，采取的是田野考察的考古学方法，以我的原生态语言为根据，展开他的分析与研究。刚开始他只想写一篇3千字的文章，但后来越写越长，最后写成了一篇5万字的专论。还有像查常平写的《从刘子建的阅读史看艺术作品的命名》，视角就很特别，它其实是在探讨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和他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睿智就表现在这是一种发现。这些论文给了我很多启发，它的知识视域完全超出了美术界的范围，带来了另外一些社会文化的信息。编这本书也给了我自己许多自信，让我感到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并非是单一化的、平面的。
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很快，但这是指整个运动的态势，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并非都得象火烧屁股似的急燥，有些事该安静就得安静，只有往深处做下去，人的脚跟才能扎紧。我希望在我这个点上作一个停顿，对过去的追求、过程，对我个人还是对现代水墨作一个清理工作。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文集，我的这种愿望终将只是一个空想。很多事情是一做完、转身就被人遗忘了，然而书却能改变这种情况。记在书里的事情，原则上说它已经被保存起来了，我希望人们看见这一点。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在做、在说，而是有很多人在参与，在这个意义上说，做一个文本留下来，是对自己、也是对后来者的负责。
谢湘南：这本书必竟是研究你的，做这样一本规模的书，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你一定认为这本书很重要才如此投入，你能否谈谈你寄期望于这本书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刘子建：这本书是一定要做的，我50岁时一定要出两本书：我自己写的那一本和现在的这一本，它们是我艺术生涯中的双璧，如我的一对儿女，正如查常平见到我前一本书时说：“不要让书变成一个孤儿”。人活一场，总该做点事才对，你有这个能力，不做就是自己对不起自己。至于期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书出来就是目的，有人看就是目的。
谢湘南：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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