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龙芳《等待之爱》

杨龙芳

      刘子建的实验水墨表达的是一种宗教般的爱，这就是“博爱”。其基本的含义就是“等待之爱，”也就是说，爱是耐心，是等待意义在时间中慢慢生成。

      谈到父母，刘子建觉得自己的诞生是一个“神话。”谈到儿子的出生，刘子建说他体会到的是“初为人父之爱”，这让刘子建获得了生命的真实意义。说到妻子的支持和理解，让刘子建体会到的是“夫妻之爱”和“同行之爱”，“娶一个同行做老婆的好处是，是认可写作的意义，愿意为你付出，从案头资料的整理到具体问题的讨论，可以和你配合得十分默契。”亲情之爱的所有指向是让刘子建学会奉献。刘子建2002年出版画册，在“自序”的结尾中声明，“此画册献给我去世的父亲和远在故乡的母亲、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感谢他们不仅给了我生命，还因为爱而认可了我所做的一切。”从刘子建的作品中找不到亲人的踪迹，但他的整个艺术生命本身以及每一幅作品，却都是奉献给亲人的厚礼。

      在良师之爱之中，刘子建同皮道坚的友爱关系极为重要，是他社会化历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他构建社会交际圈的中心。刘子建同皮道坚曾是“邻居关系”，这使他俩的“交往成为日常性的。”同皮道坚的交往，刘子建学会了学术宽容的精神，学会了艺术交流，加深了师生之间的亲密之感，增强了同行的合作与宽容。通过皮道坚，刘子建认识了大画家李世南、对美术非常感兴趣的哲学家张志扬。他承认李世南是他的恩师，跟随李世南掌握了“泼墨”与“破墨，”学会了解“人的心路历程”。1986年陪李世南赴贵州黔东南地区及湖南靖县写生，负责记录李世南的讲解与示范，照料病中的李世南。这次写生使刘子建同李世南师生感情在特殊处境中变得更为亲密，得以窥见到李世南性情中平时不易为容察觉的一面，为刘子建后来写作《李世南的水墨世界》提供了直接感性认识基础。

      在益友之爱中，刘子建“最知己的朋友”首推曾春华。曾春华在刘子建看来是个悟性极好又才华横溢的人。是最早对刘子建艺术进行理论批评和理论概括的人，曾春华是1988年前后唯一一个对刘子建艺术“真正从理论上加以阐释或肯定”的人。刘子建提出“水墨思想”和“墨象观”概念，受到曾春华的高度关注，经曾春华理论上的一番整理臻至完善，成为实验水墨之前抽象水墨画最有价值的重要理论。1988年前后，曾春华撰写了有关刘子建作品评论文章多达7篇，这些文章在当时是不可能在学术刋物上公开发表的，全成了刘子建“个人独享的精神补品”。面对曾春华的友爱，刘子建后来在进行自我清理时坚定地说，“我一直认为，我的水墨观点或对理论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曾春华的影响。”

      良师益友之爱在刘子建通向实验水墨艺术的道路上是极其重要的。他曾在追述这种友情之爱时写道，“我的艺术追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无人喝彩，他们是为数有限的几个理解和支持我的人。这种小范围和煦的春风是推动我艺术创作的一种动力。”

      特别能体现刘子建的爱是他在学术论战中表现出来的宽容和大度。刘子建同艺术评论家们往往是针尖对麦芒，但我们仍能从刘子建的交往中看到爱的光彩。艺术评论家刘骁纯曾对刘子建的作品进行过尖锐的批评，刘子建以“批评的错位”为题进行了回应。刘子建认为自己有幸用作品，也用文字加入了学术争论，“不过是一种机缘，”先是刘骁纯给了他一个参展的机会，继之是刘骁纯用文字和宽容引导和鼓励了他。为此，刘子建说他对刘骁纯“一直心存感激。”艺术评论家郎绍君坚持笔墨中心主义倾向，对刘子建的作品抽象意义深表怀疑，刘子建针对郎绍君固守的笔墨中心主义，发表过不少反面意见，但刘子建仍对郎绍君深表敬重和感激。刘子建说“当我在电话里听到郎绍君说‘你是其中做得最好的’时，我承认，这比听到皮道坚说我是最好的，更让我激动。”刘子建同评论家鲁虹是同学，也是多年的论敌，一直存在学术分歧，争来斗去，这种学术之争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私交。艺术家王南溟在刘子建看来是“批评中的坏典型，”缺乏学术良知。即使是这样一个人，刘子建还是从王南溟身上看到了他的优点。刘子建喜欢王南溟在坦承自己意见时不给人留面子，观点直截了当，喜欢王南溟的痛快淋漓。刘子建感慨地说“比起那些既无立场又无个性的批评家，批评界还是多一些王南溟的好。”

      刘子建的朋友还有一批是赞助人。刘子建发自内心地体会到：“很多时候，心念所系的愿望，其实已在冥冥中被安排好，不过要有一个达程。”这是我们从刘子建的朋友交往中最明确地看到的“等待之爱”，或者说博爱。刘子建和一墨之间的电话交流，直接促成了同陈弋的相识，同陈弋的相识又促成了陈弋同实验水墨的日后合作，刘子建从内心深处“敬重”陈弋对实验水墨艺术的喜欢、理解与支持。刘子建则认为黄真对自己的帮助是其它方式所不能替代的，黄真不仅帮助刘子建出版了个人画册、史论专著《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和2002年在北京的个人画展，而且实验水墨几本最重要的出版物都是在黄真资助下出版的，是实验水墨最重要的赞助人。刘子建在提到黄真这个多年的朋友时，欣赏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将其比喻为俄国巡回画派的赞助人马蒙托夫，说他对实验水墨一如既往的支持是友谊与艺术的美妙故事。

      刘子建从中国当代艺术的边缘走到中心，有一个复杂的心态变迁历程，是一个以抗争到感谢的心理过程。湖北美术学院在刘子建的心中是一个令他“伤心欲绝的学校，”是他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一块阴影，也是他母校抹不掉的耻辱。在这里，刘子建受到了来自单位体制所信奉的意识形态高压和对艺术家生存状态毫无人性的蔑视。2004年，刘子建参加“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展”时重回母校，母校以一种全新的开放和包容态度接纳了他，他从内心深处体会到了社会的进步，并将之称为“社会意识形态进步的缩影。”2005年，刘子建出版了以个人经历为主线的实验水墨发展历程研究的史论专著《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书的扉页献辞是“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校－湖北美术学院，”这足以证明，刘子建对母校的爱消解了先前对母校的恨。

      中国美术馆是公立美术馆，它在刘子建的心中是“主流拒绝异端的权利与表征。”1995年，刘子建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除了难免流露出一些得意感之外，更重要的是消除了他内心深处潜藏的对它的抗拒。经过一系列事变，刘子建用爱消解了来自意识形态的高压，面对艺术主流的接纳与拒绝，“始终抱着宠辱不惊的态度”，“今天的拒绝与明天可能有的接纳都是实验水墨艺术的光荣。”这正是我们看到的在刘子建用爱消解体制之恨的过程中产生了“博爱”，也就是“等待之爱”。

      家人之爱、朋友之爱和社会之爱，促成刘子建将人间的爱用接近于宗教的艺术表达出来。刘子建用艺术来表达对他人和人类共同体命运的深切关怀。父母两个家族的命运并没有给刘子建留下深刻的痕迹，只有迷一般的猜测。文革年代的刘子建是一个少年，“亲眼目睹”了姑妈家被抄的情景和遭受的非人般的折磨。“‘文革’中的人性之‘恶’”通过亲眼目睹进入刘子建的心中，并久久难以忘怀。刘子建于1978年在上大学前画了一幅名为《不能忘却的一页》，画的就是抄家的现场，一个白发老奶奶把一个惊魂未定的小孙女紧紧地护在怀里。这是刘子建第一次用艺术来表现家族“伤痕”的作品，它标志刘子建用艺术表达关心他人的命运的开始。

      刘子建将关心家人的命运上升到关心个体生命或群体生命，这种上升对于刘子建是十分自然的，这是对生命是“一种信仰和爱”的一种具体表达，并同时赋予这种上升了关怀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刘子建于1985年创作的作品《孺子牛撰写的历史》，就是一幅既对个体生命悲剧又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悲剧性思考的作品，它将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打碎拼成总标题，并以《大有作为》、《未敢抬头》、《被穿上水晶鞋》三个分标题，表述三套互不相关的逻辑而又连在一起的复杂关系，深刻地体现了人类个体成长和人类共同体悲剧式发展的命运困境。画中的孺子牛，无论是孺子牛吃草产奶供他人享用，还是被人驯化驱作畜力，两者都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剧。批评家高名潞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孺子牛撰写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即“人类从穷困而大有作为的原始时代发展到富裕而被异化的现代历史逻辑。”

      人类个体生命的爱就在于拥有真理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人类自由之母，也是最有力量的自由。刘子建在徘徊在职业艺术家历程的入口处就想表现这种自由。刘子建在创作的《可疑，想到哪里去了？》，画了一个在春意融融花丛中沉思的少妇，显示出刘子建对思想自由的向往，并没有深刻地理解到思想自由是要付出代价，是血的代价。这种迟到的认识，我们终于在刘子建1999年创作的《诗意真理·刀峰亲吻伤口时的快乐》中看到，寻找真理必定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从作品的名称可看出他心中的真理犹如“诗”，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会给人带来一种知识上的享受，但却不一定被人们所接受。真理只有真理的拥有者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外界权力、霸权或武力伤害的时候，真理的拥有者固守着寻到的真理才是经得起考验的真理，才会最终成为人类的公理，它不须证明，这就是真理拥有者的最后胜利。每当想看到刘子建的《诗意真理·刀峰亲吻伤口时的快乐》，我们就想起法国文学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里佩里的呐喊：这就是“思想包含血腥的疯狂。”

      （节选自《存在之美——论刘子建的“我之在”与“宇宙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