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年，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兼任 湖北省科技法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科技奖励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业余喜欢写作，发表了《把永恒留在瞬间》、《历代哲理诗鉴赏辞典》（唐宋部分篇目）等文学作品。
我喜欢读画，缘由之一是我有几个画画的朋友。其中，刘子建与我交往的时间最长。儿时，我俩是邻居。读书开始，小学同学，初中同班，一路走来，现在已过知天命的年龄。欣赏子建的画，阅读他写的文章，多了，竟渐渐悟出一点蕴涵其间的东西。若要追问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想开口，忽然又感到说不太清楚，有些朦胧。或许，这世间有的东西本身就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只是与子建接触，愈深入便愈强烈地感觉到：他会用一生的精力，犹如虔诚的艺术信徒，在寻找的路上不停地寻找……
一，儿时爱好成为毕生的事业
子建启蒙学画是从沙市一中开始的。当时除了他，班上喜欢画画的还有喻鸣、魏开元，好像还有一个女生，瘦瘦的，但此时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我喜欢音乐，那时，学校文艺宣传队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片段，自己参加伴奏，在乐队拉小提琴。只是把儿时的爱好坚持至今，变成毕生事业追求的，几十年后全班却独剩子建一人。
记得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到子建家去玩，刚进门，发现他书桌上放着一张刚完成的素描，走近细看，竟像我们班的一名漂亮女生，画得惟妙惟肖。我取笑子建，问美女躲到哪里了？他解释说：“不是写生，是从一本画报的封面人物临摹的。”看子建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子建的素描基础扎实，得益于他的恩师熊英才先生。在我印象中，熊老师一口乡音，衣服皱巴巴的，粗糙的手不常拿画笔，倒是常常抱着一把大扫帚，躬着腰清扫路边的落叶和学生丢弃的纸屑。不可思议，就是这样一个表面柔弱老实巴交的人，在“文革”打砸抢风暴最猛烈的日子，在自家的阁楼上偷藏了几座石膏像。要知道，这些东西当时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玩意儿，应该砸碎扔进垃圾堆。这种行为一但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熊英才老师是幸运的，他安然度过了动荡的岁月。几十年后，在熊先生80大寿那年，子建奉命为老师的画册作序。他在文章中回忆：“想到早年学画画无非是出于爱好，最终竟成了毕生的事业，说来一切缘于头开的好，遇见的是熊英才老师。那时，自己躲在老师房子里画画，外面挂一把锁，以掩人耳目。特别是高中毕业离开学校的情景，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学校后门出来是一个体育场，路灯昏暗，望出去是无边的黑暗。可能是心情的作用，看什么都是凄惶得不行。好长时间我们俩只是走来走去，一句话都没有，分手时，熊老师将一包东西交到我手里，是他偷藏的苏联《星火》杂志上的油画插页，他鼓起勇气对我说：‘世道会变的，你年龄还小，还会有机会，千万不要放弃画画。’”①
中学时代是难忘的。我想，子建笔下与老师惜别的细节还如此清晰，一定源于他内心深处的长久感动。或许，这场景已经在他记忆中千百次重复过。老师临别时的叮咛，危难时先生内心的坚强和对艺术固执地坚守，平日里老师手把手的细心指教，这一切都在恩师如同父亲一般的慈爱中渗透到子建的血液中。
1979年，子建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湖北美术学院。大学时期，我和子建同在省城，但已不在同一所学校了。毕业之后，更是天各一方，只是联系从未中断。他每有新作结集出版，总是忘不了老朋友，我的书柜堂而皇之摆放着子建赠阅的著作《东方理想主义—当代美术中的水墨景观·刘子建》、《21世纪中国现代水墨艺术家·刘子建》、《黑白史——中国当代实验水墨·刘子建》、《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人史论》、《是是非非》以及他早期的处女作《李世南的水墨世界》。最近，他又寄给我一本《垂丽之天象——刘子建作品集》，这是2009年4月刚出版的新书。
我也非常关注子建的行踪，一些重要的画展只要有子建的作品，自己总是利用出差机会前往参观。平时，自己更多的是在网上浏览信息，通过谷歌和百度搜索引擎，欣喜地发现关于刘子建的条目越来越多。偶尔兴致所至，我也给子建发个电子邮件，叙说门外窥艺的感触。只是用文字交流，毕竟不如面谈的畅快。
最近十来年，我和子建每年大抵都有一两次见面。通常情况下，或自己随省代表团参加深圳高新技术博览会，总是会抽空到子建画室坐坐；或子建春节回家乡过年，我约请几个老同学到外面的茶室聊天。
聊天自然是随意的，并无事先确定的话题。大伙从外地回老家相聚，起初，总是天南海北的闲扯。奇妙的是，不知不觉间，子建慢慢成为主角。照例是谈他的“实验水墨”，这个于众人颇感陌生的话题，在几个老同学那里，竟已耳熟能详。虽然，站在“圈外”，大伙并不真正理解“实验水墨”的意义，但仍然被子建对艺术的挚爱和激情所感染。
子建是不同寻常的。在我认识的其他一些熟人中间，谈论自己的工作，往往是抱怨的多。生活中的乐趣，几乎都在下班以后、工作之外。除了搓麻将，其他去处还有茶室、歌厅、足疗馆……；也有人喜欢书法、绘画、写作、音乐等等，但都是业余爱好。工作对于许多人而言，主要是谋生的手段，而在子建那里，工作与爱好、上班与下班、职业与事业、生活与理想，已充分融化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绘画对于子建，成为他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他以自己的实践显示：一个人所能追求的最精彩的人生，只有当他全身心投入自己喜爱的事业时才会出现，也正是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中，才能最强烈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感受到人生最持久的幸福。
二，用墨象表现大千世界
2002年8月下旬，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举办《墨与光·刘子建实验水墨画展》。尽管以前也看过他的一些作品，可是当自己走进展厅时，眼前的图景还是令我震惊不已：大幅画面呈现出球体以及它的碎片，在黑色的背景下产生出旋转与飘逝、吞噬与浮显、冲撞与碎裂的宇宙景观。自己仿佛置身于巨大的磁场之中，被吸入作者深不见底的精神世界。
在我有限的视觉经验中，国画不是这样的。大约是1999年的春天，我在武汉参观过另外一位朋友陈运权的个人画展。展出作品以工笔画为主，题材大多是小桥流水、花鸟虫鱼……，体现的是作者感怀、寄兴这样的个人情趣。
观赏陈运权的画，对我而言就像欣赏美妙的轻音乐，心情愉悦闲适，读后给人一种心外无物的感觉。平日里呆在机关，整天与文件会议打交道，时常熬更守夜，加之单位人事关系微妙，常常感觉心力疲惫。偶尔休闲，想找一处清净的去所憩息，结果到处是都市的喧闹与浮躁。欣赏陈运权的作品，如同体验夏日的清风、山林的深幽，你的情绪会渐渐趋于宁静。
与此不同，子建所画不是人们通常看见的眼中之物，而是大千世界在作者心灵深处酝酿折射出的奇妙幻象；作品追求的不是由“天人和一”所导致的宁静、幽深、淡远的境界，而是突显灵魂与肉体、生命与死亡、有限与无限、终极与超越等根本性矛盾的交织与冲撞；他的画犹如雄浑的交响乐，带给观赏者的不是精神上的抚慰，而是心灵的震撼。
子建这次展出的作品时间跨度在1985年至2002年，是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参观这次画展，可以说是伴随子建的一次精神旅行，透过画面能发现他18年来艺术创作的轨迹。从题材上看，90年代以前大都是表现魂灵的，如创作于1987年的《逃遁》、1989年的《游荡的魂灵》、1990年的《楚魂》系列。90年代以后，作者选择更多的题材是宇宙景观，表现的是矛盾与冲撞、碎裂与残缺，画面给人们的是一种激烈撞击下分崩离析的感受。如创作于1994年的《黑色空间里的时间碎片》、1995年的《时间之谜》、1997年的《无法重合的漂浮》、2000年《迷离错置的空间》、2001年《宇宙中的纸船》系列等等。
展览过后，一些熟悉子建的朋友问我印象如何？当时，自己总体上的感受是：他的画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内心震撼力，给人一种形而上的大美。在自己随后所写的一篇短文中，我大致梳理了一下，谈了至今不能忘记的三点印象：
一是大气。他的画不仅画幅大，作者具有广阔的空间意识，作者的境界高远，这里包含着一些哲学和宗教关注的问题，如生命与死亡、肉体与灵魂、有限与无限等等。子建以他的敏锐直觉和高度理性思考，挣脱了世俗生活与具体物象的束缚，选择了永无终结的精神追问。子建说：“把球体和碎片作为作品中的基本符号，并将它们置于一种悬浮、漂移或碰撞的空间，欲求创造具有宇宙共性的图式，表达在现代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因现代化的快节奏，带给人身心失重与支离破碎的感觉，强调人在物质生活与心灵生活之间无法排解的矛盾与冲突。”
二是深邃。子建喜爱黑色，他的作品通常有一个黑色的背景，这显然是对古典水墨画以空白为背衬的美学观的一种颠覆。黑色空间的深不可测，它是以内心生活为依托的，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形容：“世界上有一种比海洋更阔大的景象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阔大的景象便是人的内心活动”。子建用墨象表现心理万象，直接把创作目标指向人的心灵世界，吻合作者对人类处境的不安心情，它要揭示的是现代人精神的焦虑，灵魂的漂泊无助，对生命的渴望……作者不仅抓住了自己的内心体验和独到见解，而且也反映了人类普遍的生存感受，这是子建的非凡之处。
三是邈远。子建绘画不是对外部具体物象的复制或再现，而是通过抽象水墨让思想生长出巨大的翅膀，载着他神游八极，心游万仞……直接表现心灵与苍穹的对话。因而，遥远的距离常常使读者目力不及，欣赏他的实验水墨作品，同样需要用心灵去感悟。尽管在时尚流行的年代，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渺远神思有时会被误解为痴人呓语，但他并未因此迁就平庸，而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继续追求神圣的目标。子建深信，只有真正的艺术才能跨越自己所处的时代，找到越来越多的知音，从最终累计的结果看，真正艺术家的读者是最多的。
其实，这些印象还是表面的,真正发现隐藏在画面背后的作者心迹,进一步加深对子建精神世界的理解，那是在我穿过了一扇沉重的生死门之后。
三，在寻找的路上寻找
2004年夏天，这在我是永远难忘的。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参加单位每年一度的体检，胸部透视发现右肺上叶有一小片阴影，医生说，再拍一张CT吧。没想到，自己不疼不痒，最后出来的结论竟是肺癌。刚刚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家里人的惊惧和忧虑远胜过我自己。这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的生命是自己的，但又不仅仅属于自己，它会因为爱、责任等种种关系联系着他人，首先是因为血缘关系联系着自己的亲人。住进同济医院之后，先是手术，接着是四个疗程的化疗。在那一百多个日日夜夜，自己随手记录了一些“当下”的生死感悟，可谓是“病中的意识流”。一年后，我到有些高校举办讲座引用了其中的一些内容，题名为《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对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追问》。
住院期间，子建从深圳托友人送来一幅他创作的实验水墨画，已经装裱，无题，风格像《黑色空间里的时间碎片》，这是子建对我的精神安慰。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在病房里重读了2002年子建个展画册。他在自序中写到：“如果说，人生如戏，那么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东西，就可以被看成是戏中的某个片段或较为重要的情节，时间流逝了，这些情节却留了下来。我能感觉到，消失了的那一部分生命，以另一种方式还活着”。子建强调，要理解他的作品，有两个重要背景不能忽略，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与死的感悟。1988年下半年和1989年上半年,子建“肺结核之后紧接着两次气胸，第二次差点死在了医院”。他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躺在病床上，眼前永远是那堵空无一物的白墙，在一个多月不长的日子，蒙着白布的架子车不时从门前推过，病区走廊里死者遗属凄切的嚎啕像铅一般灌进病室，重重地压在每一个在生死门槛上晃晃悠悠的人的心上。生命变得薄如一张纸，好像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吹走。在平凡的日子里，疾病成为人生命体验的一种方式，在睁眼与闭眼之间，更能促成我们去思考生命何为？从某种意义上，我真该感谢这场突兀而来的大病。”
究竟感谢什么呢？我的体会是：面对死亡，回顾过去的生命历程，许多人会重审自我价值判断——一些平常你看得很重的东西，此时也许觉得微不足道；一些平常你忽略了的东西，此时也许觉得非常珍贵……如果有来日，你会重新审视，做出新的选择。遗憾的是，濒临死亡的人，绝大多数失去了再选择的机会，或许，这就是人生的悲剧。幸运的是，子建最终走出了死亡的陷阱。 正如美国学者E.Ross在她的著作《成长的最后阶段》中写到：“在你临死时，如果有你幸事先获得了警告，你就得到了成长的最后机会，更真实地成为你自己的机会，更圆满地做一个人的机会。”面对死亡，对“生命何为？”子建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从这一点上说，确实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子建的绘画中，有一些直接表现死亡的主题，如创作于1994年的《瞬间里的死亡记忆》、1999年的《记忆·十字》等。他解释说：“残缺的十字像平摆着的刀片，错落布满画面，为的是强调冷酷的印象，从空隙中透过去的是死寂的黑暗，而那飘零的灰色碎片，是死了的生命。”我在病中体验到，人们对死亡的焦虑、恐惧，除了来自于身体在濒死阶段的疼痛和不适外，更突出的是来自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孤独和虚无。我在病中写道：“死亡的悲哀，是与我们所爱的人不能继续朝夕相处的悲哀，是与美好的大自然不能继续共在的悲哀，是与我们所熟悉的一切永诀的悲哀。”以十字象征符号的画面，恰好暗合了人们的死亡记忆。
其实，子建的生死意识并不是这次重病之后才产生的，早在儿时，他就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夜深人静时，我睁着眼睛看着星星移动或守候着流星拖着细亮的尾巴划过天空。老人说，天上掉下一颗星，地上就死一个人。我总是在想，我的那颗星星在哪里呢？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它将一种神秘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里。”不同的是，儿时的死亡印象还像星空一样遥远，成人后的这次重病却把死亡瞬间推到了他的面前。“我的生命跌入低谷，不仅心念里突然间有一种生死的恐惧与虚无，它还使我饱尝了世态炎凉，让我感到人生的苦涩与无奈。” 尽管如此，面对死亡的威胁，子建并没有选择退却和逃避，而是选择了抗争与超越，他认为，“既然肉身终将有灰飞烟灭的一天，不如赶在这灰飞烟灭之前做一点自己称心如意的事情。”
这“称心如意的事情”对于子建而言，就是他的绘画，是他执着追求的实验水墨，他要以自己肉体的生命去创造一个永恒的艺术生命，以艺术生命去超越自己肉体的生命。面对死亡，子建的精神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如海德格尔在他的名著《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深刻命题——“向死而生”。他认为与其从生去看死，还不如从死去看生，因为人生只有从有死的角度才能更突显有限生存的最高意义。
同样，子建的生死意识，也不仅仅是在直接表现死亡的绘画中才体现。只是90年代前后，他在画中流露的多是对生命的有限、短暂、脆弱的感叹，表现的是灵魂的惊慌和无助；2000年前后，我感觉他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在画中更多表现的则是对死亡的超越，赋予生命一种崇高、悲壮、永恒的意义。尤其是《垂丽之天象》系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子建在画册的“跋”中写到：“我改变了以往作画的一些习惯，是想以我理解的方式完成对现实的超越，之所以让碎片堆叠得如此密实甚至令人窒息，是要让超脱与升腾的表达显得空灵、雄奇和更加美丽。……丙烯黑是这次才用的。嫌最浓的黑还不够，复以丙烯的黑，果真是黑得惊心动魄。黑暗在我画里一贯的特点是向着深处去的，这一次我要求它进去得更深。用了一点金。楚的色彩以黑、红、黄为主，金不是用得最多的，却是最重要的，金赋予了楚美术高贵华丽的气象，但金在我画里只是碎片，意不在辉煌，意在表达由辉煌破灭的悲怆迸发出的巨大能量。”他在画中选用的抽象符形，也和《黑色空间》系列大不相同，由“大寂”、“密移”、“息歌”组成的意象，已从纷崩离析的撞击中安静下来，凝冻在瞬间突然的稍无声息里，像睡着了一样。
理解这种转变，当然不能离开当时中国大的时代背景，但我以为这种转变，与子建个人的际遇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子建在《自述》中回忆：1988年11月，全国数百名青年美术家和理论家云集黄山，中国现代艺术创作研讨会更像是新潮美术的群英会。此时，他正患突发性气胸住在医院。他托人带去的作品后来虽然参加了“中国现代艺术展”，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目录漏编、作品丢了两幅。展览结束后他想把参展作品捐给长城现代艺术馆，但白给别人也不要。此后，有近六年的时间他在国内没有参展的纪录。生活与艺术的双重打击，不能不对他的创作发生影响。可贵的是子建并没有被打倒，当环境把它逼仄到一个封闭的状态，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内省和独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绘画和写作之中。子建说：“对于艺术家个人而言，在边缘，意味着主动拒绝种种功利的奖掖与诱惑，……面对种种障碍却依然要去想象、探索，远离喧哗与权威，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水墨样式的现代化，亲近着自己的传统与文化。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这是那些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西方化制约的心灵永远看不到的。”那几年，他对实验水墨的痴迷与坚守，为日后孕育出惊人的创造力。
2000年前后，对于子建而言，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它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1997年9月，子建调往深圳大学艺术系，这里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一个新的移民城市，它对文化艺术也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子建觉得，这是他最该去的地方。同年11月，在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和西班牙毕尔巴鄂开幕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子建的作品《无法重合的漂浮》，作为实验水墨唯一的代表作参展。这件事让他对自己从事的实验水墨创作更有信心，他在《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中写道：“就因为这唯一的一幅作品出自我的手，并被精心地挑选出来，被安置在这5000年文明艺术史最后的章节上，我感到了荣光，并终生受到激励。”同年底，参加上海美术馆《中国艺术大展》，这次展览首开政府大展接受实验水墨的先例。1999年5月，个人画册《东方理想主义·刘子建》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8月，参加在日本福冈举办的《第十四届亚洲国际艺术展》、……2000年后，邀请他参加国内国际画展的越来越多，他的画册和著作出版也越来越快，十年过去了，凤凰卫视中文台《南粤纪事》栏目在今年春节之前播放了刘子建专访，主持人称：“在当代水墨30年中，刘子建被艺术批评家形容为当代水墨的一名旗手”。
四，以刘子建命名的星
2009年底，我到深圳过新年。其间，多次到子建家里，老同学见面，他最关心的是我的身体，我最关心的是他的艺术，生命与艺术成为共同的话题。我把给讲座做的一个PPT放给他看，题目是《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对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追问》，其中运用了《记忆·十字 》和《瞬间里的死亡记忆》等一些画面。子建说：“你对生死的理解很深刻，最近我又画了一些，等会我们到画室去看看”。临走前，我到他书房浏览了一下，除了美术专业方面的书籍，还有大量古今中外名著，特别是哲学和文学大师的经典。有评论说，子建的文字功夫远在同类画家之上，我以为，其背后的实质在于他建立在深厚人文基础上的精神高度。
在画室我看到了两幅《以刘子建命名的星》，这是2004年画的，以后他又画了一些。我问子建，为什么要反复创作同样命题的绘画呢？他说：“完成这两幅作品之后，当时记了一点什么东西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堆卡片，翻到其中一张递给我，上面写道：“两幅画的题目都叫‘以刘子建命名的星’。星在我心里，就是高高在上的一种孤独的存在，被黑暗包围着，骄傲地发出自己的光芒。我是骄傲的，赞许和贬损我的人都这样说。但我坚信，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意志和创造感到骄傲，应该有一种被黑暗包围着还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的自信。我索性在雕刻模版时，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里面，我想，画在，这名字就在，画若长久，这名字也将长久，这画是对自己骄傲的纪念”。子建习惯在作画过程中，随时用文字在纸头上记下当时的感悟与思考，后来他把这些零碎的文字编入《画室呓语》，在我看来，这无异于他的心灵独语。
回到宾馆，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老是想着子建的画和他的心灵独语：“画在，这名字就在，画若长久，这名字也将长久……”《以刘子建命名的星》，促使我回忆起自己病中的生死感悟。
手术前一天，自己最强烈的感受是对生命的渴望，想得最多的是自己80多岁的父亲还未养老送终,女儿大学还没有毕业。和其他病友交流，面对死亡其心态也大多如此。平民百姓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重视家庭和亲情，他们把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看作是人生大事。有人说，当今社会，父母对子女的爱远甚过子女对父母的爱，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在许多父母的眼中，子女如同是父母再造的另一个自我，因而，子女的快乐与悲伤，父母感同身受，子女的德行与成功，父母感到自豪，对血脉传承的期望更是父母一种恒久的精神寄托。两年前，父亲临终时，他期盼自己的子孙都能来身边看看，哪怕远在海外的孙女。我明白，这世间惟有在他们身上才留了父亲最深的个人印记。
俗人眼中，死亡是人生的终点，生命是个人利益的极限。子建不俗，他要用毕生精力去追求一种高于个人生命价值的终极价值。在《以刘子建命名的星》画面中，我们看见直接拓印留下的痕迹，仔细辨认，可以隐约发现“实验水墨、刘子建、黑白与现代、艺术史和心灵史、画展……”等字样。子建曾在文章中写道：“我用现成品直接拓印，有人看到的是肌理效果，看不到画家选择这种方式的生活依据和表达的需要，而在我认为，没有比这能更直观地和我们所处的现实发生关联，它是构成我作品精神内涵不可或缺的符号。”我以为，子建反复使用同一标题进行创作，意在宣示自己要借助艺术理想作为自己的信仰，用精神去超越肉体生命的极限。他在《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自序中写道：“有些人总在嘲笑怀有历史感的人，认为渴望书写历史的欲望过于沉重，渴望进入历史的人活得太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选择了实验水墨就是选择了一种命运。”仿佛，子建的生命就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认为，“能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值得。”
《以刘子建命名的星》表明他越来越深的自信。这种自信，一方面源于他在实验水墨发展过程中的探索和贡献。他先后作为实验水墨代表画家被写入《20世纪中国美术史》、《新中国美术史》、《中国当代艺术文献》、2007年他创作的《垂丽之天象》系列引起轰动，《艺术经典》月刊第2期发表了封面人物访谈，紧接着，《锋锐》和《十方艺术》等杂志纷纷以刘子建作为封面人物，以大量篇幅介绍他的画作。2009年对于子建而言，更是一个丰收年。年初，作为画家代表随中国文化部代表团出席在美国费城主办的《墨非墨·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的开幕式。随后，《墨非墨》又到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四国巡回展览。9月，又在中国美术馆参加了《向祖国汇报——新中国美术60年展览》；11月，策划了《纪念孙中山诞生143周年·首届全国名家邀请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继参加《新中国美术60年展览》之后，他的作品又被编入潘公凯主编的《中国美术60年》（1949——2009），据称收入的作品是在数以万计的优秀美术作品中优中选优，以求全面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美术取得的最高成就。
另外一方面，刘子建旳自信也得益于他所处的时代越来越开放，尤其是艺术领域呈现出现日益多元的发展态势。子建是幸运的，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许多人是乘兴出发，败兴而归，这正如大地上的河流，在发源地大多是以激喧的瀑布开始的，但在奔向大海的途中有的却渐渐干涸了。成功与否，除了个人的坚持和奋斗，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意识深处，他期望在世界浩瀚的美术星空能有一颗以刘子建命名的星，当人们看见这颗新星发出的光芒时，哪怕已是自己百年之后。
最近五年，我以“倒计时”方式审视、定位自己的人生，更加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对子建的艺术有了许多新的理解和期待。子建在绘画和写作取得骄人成就的基础上，依然在不断地超越前人和自己，他最喜欢引用的格言是：“不要以为历来如此的东西，就该永远如此”。也许，人生与艺术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最后能否找到一个终极的目标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始终在寻找，在寻找中获得对生活更加深刻的体验、获得对艺术不断升华的认识、在寻找中永无止境地追求真善美……
2010年3月16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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