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引起巨大轰动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大展”

 (1997年)

      我没有亲临1997年11月在美国纽约和西班牙毕尔巴鄂开幕历时八个月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的现场，无法目睹传媒形容中的展出盛况，关于这个展览的所有消息与情况，均来自他人的转述和媒体的报道。

      媒体报道说：在美国和西班牙巡回展出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在纽约，45万观众观看了展览，在西班牙毕尔巴鄂，参观的观众达54万人次，毕尔巴鄂本地人口并没有这么多，也就是说，超过城市总人口1.5倍的观众参观过“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其中从欧洲各国和西班牙各地赶来的观众超过30万。一个艺术展几个月内接待了近100万观众，创造了世界展览史上的奇迹，展览的门票收入就超过1000万美元。

      海外传媒惊呼，此展是“1998年全球华人艺术圈最受瞩目的一桩大事”，是“西方破天荒第一次对中国艺术投注如此大的人力、财力的展出”，“其企图、规模之宏大，不仅东方少见，在西方更是史无前例的”。据古根海姆博物馆称，本次展览也是该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展览。

      这次展览共展出自公元前3000年迄于清代的219件（组）文物精品和200余件现代美术作品，其中有些文物和现代艺术品是第一次离开中国大陆。全部展品价值近3.3亿美元。是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文物和艺术品出国展览。

      1990年代以来，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基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正在“把收藏、展览的眼界扩大到下一世纪有潜力领导主流的非西方艺术”之战略考虑，提出建立国际博物馆的设想。举办中国文物艺术展览的构想，源于1994年。根据最初的构想，展览的目的是为了全面介绍新石器时代至当代的中国艺术，其中包括当代中国艺术家富有探索意义的作品。根据他们的计划，展品的来源除了中国内地博物馆和艺术机构外，还拟包括港台的一些艺术机构。1995年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克伦斯专程来华访问，得到当时的中国外长钱其琛的接见。

      但是，1996年，台湾方面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处举办了“中华瑰宝”文物展，450件展品皆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的精华。这一展览的举办，迫使古根海姆方面把眼光完全转向了中国内地。

      在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的斡旋和推动下，在美举办中国文物和艺术品展览的计划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国方面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展览荣誉委员会，荣誉主席为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古根海姆基金会主席诺德·佩雷曼、美洲国际组织（AIG）主席莫里斯·格林伯格。

      中国方面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担展览的古代部分，中国展览交流中心承担展览的现代部分。展品是由中美双方从全国50多家博物馆和艺术馆的藏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由于此次展览的成功举办，古根海姆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克伦斯获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并获得了美国之家人文基金会颁发的25万美金的奖金。

      我的作品《无法重合的漂浮》，作为实验水墨唯一的代表作被挑选出来，放在“1980年代以来的艺术”部分。画展专门出了一本画册厚约一寸，书名为《世纪的转折：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中的传统与现代》，时间跨度在1850年至1996年间，历时146年。美国人用了200余幅作品，过十万的文字，还有他们的史学眼光与方法，二年的时间，编撰了一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对《无法重合的漂浮》能够被选中参加“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至今我还是认为这是天意，其中隐伏的种种玄机，说起来颇具戏剧性，原因是，看似所谓最初的伏笔，其实根本就没想到后面有这挡子的事。想来有趣，事态的曲折或是变化，似乎是把我这个作者排除在外的，好也罢坏也罢，全然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等我知道这件事时，大展已经结束。

      应该说我要比一般的人更早知道“中华文明五千年艺术展”这件事，因为早在1996年的一天，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安雅兰博士和特邀研究助理沈揆一突然来到华南师范大学我的画室，安雅兰这时的身份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艺术展”的策划人，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展览挑选作品。我拿出近年创作的一些作品给他们看，他们除拍了一些照片，还特别详细地询问了如果作品参展，我希望的保证金是多少？除留下了两张名片没有给我任何肯定的承诺。安雅兰他们走后，因为再没有过他们的消息，我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我知道展览是肯定要办的，只不过和我不再有任何关系。

      我最早得知我有作品参展的消息是张朝晖告诉我的，他从美国来信说年初在古根海姆博物馆“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上看见了我的惶惶巨制，这话说得我一头的雾水。我没有给过古根海姆博物馆任何一张画，又哪来的惶惶巨制？接着我又在刘国松那里证实了这个消息，还知道了参展的是一张什么画。于是我明白了，古根海姆博物馆是通过中国展览交流中心得到的我的作品。那的确是一幅巨制，4.85米长1.76米高，是我1995年的作品。

      这张画当年参加《张力与表现水墨展》时，是挂在中国美术馆二楼展厅正面的墙上，十分的气派，中国展览交流中心来人一眼就相中了它，希望我在展览结束后，能把这张画先留在他们那里。国家每年都有一些对外的展览，他们说需要象我这样的作品。于是，这张画就这样羁留在了北京。在两年的时间里这张画确实被送往国外参加过一些展览，但我正忙于调动工作，竟也顾不上它了，甚至记不得敦促中国展览交流中心把它退还给我。这无意中的疏忽，为我多争取了一次机会，使安雅兰他们在北京再一次看到了我的作品。

      安雅兰他们从我这里走后，一路又去过另一些地方，没有再见到象我这样风格的作品，他们要为1980年代后的水墨画物色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所以当他们在北京重又见到我的作品时，毫无犹豫地定了下来。就这样，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我的作品被盛放在专门的锦盒里，和500余件文物精品及现代艺术品一道，漂洋过海去了美国。

      在这个展览里，1980年代后的部分，展出的是赵无极、张大千、石鲁、李可染、吴冠中、刘国松、周思聪、王孟奇、贾右福、赵春翔、常进等在内的32个人的作品，其中只有赵无极、刘国松、赵春翔和我的作品是抽象的。

      这个名为文明五千年的艺术展，显然着眼的是历史文脉的连贯性和完整，强调的是深植于自己文化历史深处的传统脉络，这种强调同样体现在对当代艺术的评价上面。所以，风行中国大陆的西方化的现代艺术，在这个展览中连影子都没有。在策展人看来，这些都不过是西方的舶来品，不是西方观众在这个展览里想要看的，他们想了解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东西，也就是那些在艺术感觉和根系上更多呈现的是东方的东西，包括它的现代艺术，他们把中国的这100年称之为危险的百年或世纪转折中的百年。

      这样的策展思路，据说遭到了不少中国策展人的批评，认为这个展览未能反映中国1980年以来的客观现实，他们认为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主流恰恰就是那些引进的西方样式。或许历史的眼光要比这种识见深邃许多，它照见的是汹涌着的全球西方化的趋势后面，不同文明消长的消息， “90年代以来，仅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现代美术馆、古根海姆美术馆即分别举办过包括‘墨西哥300年艺术’、‘墨西哥当代艺术展’、‘战后迄今五十年日本现代艺术’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展览是不胜枚举，除去展览中古代艺术部分，其显著的特点、功能、目的是向美国人全方位的展示这些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展览中的‘当代’部分，都能够也确实被笼统称之为‘世界当代艺术’，绝大部分作品难以辨认作者所谓的“文化身份”，去掉作者姓名标签，均可认作准西方的现代艺术。换言之，它们在人种上代表非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则证明着或者说补充着并继续塑造着西方。”陈丹青写这段文字时还在美国，并且就是冲着这个展览写的。什么是那些中国策展人眼中的是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客观现实呢？陈丹青有一种比喻：“纽约仿佛象是所有当代前卫艺术家的‘老家’，来自新中国的作品被放置在它们应放置的地方，看上去很对，很熟悉，仿佛它们早就是西方前卫艺术的一部分，只是借去中国而此刻还了回来”。

      事实上西方也不是只有一种唯西方是尊的眼光，起码这次“中华五千年艺术大展”的策展人是这样的，我们还是来通过陈丹青的描述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眼光，他先列举了那些从来未亲见的作品，30年代黑白木刻和一大批创作于1949年后的油画作品，然后笔锋一转写道：“鄙人的《泪水洒满丰收田》与罗中立的《父亲》，算是向西方报告着‘毛时代’的终结而中国农民依然很苦。另一间巨大的展室陈列着新中国及港台海外画家的水墨纸本作品，在中国本土和海峡两岸，这些水墨画都算是对大传统的叛逆或创新，在此地则作为中国历朝先祖隔代遗传后面目全非的众生相。即便这些画划归在‘国画’展厅，与油画隔离开来，但我仍然能从纷杂的画风中窃听到国画界百年来不可开交的争论，就象世纪以来在中国一场又一场内战的烽烟，缭绕不去”。

      有两个反差鲜明的情景令陈丹青错愕不已，他在美国看见的是“中华五千年艺术大展”在西方引起的轰动，地铁车厢上都张贴搭乘准确车号前往参观的示意图，提醒美国人不要错过，接下来他回国代课发现甚至有人不知道这个展览，等他回到纽约，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摄制组才姗姗来迟，其时“五千年展”已近尾声。陈丹青在这里起码说出了一个事实，那便是包括我们主流媒体在内的一些人的基本文化倾向并不一定是唯西方视听的，而是有选择的，当西方人换一个角度看到的中国艺术竟然不是我们期待的——我们期待西方认可我们是它开在中国的文化分店或外围据点，定期向西方的帐目上汇总，增添新的文化利润，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冷漠竟如此可怕，我似乎从这里看到了实验水墨在本土处境艰难的部分原因，亦可以用来回答皮道坚的“困惑不解”：面对如此显而易见的“实验水墨”艺术的作品，为什么一些人视而不见？为什么中国艺坛唯独“实验水墨”会同时受到来自传统和前卫两方面的批评、责难、嘲讽，甚至是恶毒的攻击、诽谤和漫骂？

     《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对从我个人的影响是，让我对自己正从事的这件实验水墨的工作更有信心。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多重的意义或价值系统构成的，人要有所为，必要有所不为，人终其这一生的努力，犹是射出去的箭，那箭头所指的前方就是你的方向，关键的问题是你要尽可能地让自己飞得更远。

     《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对西方的观众来说，毕竟是见识和亲历了一场东方隆重的文化仪式，实验水墨虽说只是这庞大辉煌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但1000多万人见过它了，给他们留下了的印象。就因为这唯一的一幅作品出自于我的手，并被精心地挑选出来，被安置在这5000年文明艺术史最后的章节上，我感到了光荣。
 
注释：
 ⑴台湾《CANS艺术新闻》，转引苏怀，丁洁《在美国欧洲引起巨大轰动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前台幕后》，载《中国艺术版》，1998年11 月27日
⑵陈丹青文见《美术研究》2000年2期。
⑶皮道坚《我为什么关注实验水墨》，载《江苏画刊》200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