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9年)
世纪之交是一个千年一回的日子，千年对我们来说似乎遥远了一些，但百年却是和我们肌肤相贴的，无论是对千年还是百年，人们都觉得在它们即将全部消逝，新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应该以特殊的仪式加以纪念和庆祝，方式或规格的标准全凭人的记忆与评价，无论是如释重负，深深地吐一口气，还是迫不及待，心喜若狂，总之是要把这日子节庆化，凡界的喜乐常常是假着严肃的名义进行的，唯其这喜乐的气氛才能让人有一种共识，感受到确有值得典庆的理由，认可了大多个平凡的日子是有意义的。
20世纪最后的20年正是从文革噩梦结束的那一刻开始的，新时期美术也是在那一刻拉开的序幕，在2000年到来的时候，正好是20年，对美术界来说，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在多个超大型的艺术展览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即将在成都开幕的“1979——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尤为令人注目，它把展览开幕的时间定在1999年12月31日晚，并且为展览取了个响亮且寓意深切的名字：世纪之门。人们仿佛觉得20世纪的结束，犹似跑完了一场长跑，世纪之交就是终点前的冲刺，这时才是高潮。这成了人们认为可以亢奋的理由。准备去新世纪生活的人，想盘点一下在旧世纪的成就，想带着沉甸甸的荣誉跳进新世纪。然而，在喧闹声里，似乎所有的展览都是这样打算的，最终称得上是重要的展览简直是凤毛麟角，有一两个展览也是重要的，但又是单一画种的，比较之下，“世纪之门”的重要也就成了唯一的或不可比拟的了。
按主办方发表在媒体上的文字看，这个展览的学术定性是由批评家郎绍君、水天中、刘骁纯、殷双喜、王林、邓平祥、邱振中和成都现代艺术馆馆长邓鸿共同协商的结果，是鉴于中国当代艺术近20年的巨大变化，决定以邀请展的形式，举办20世纪末最为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回顾展览。
展览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现代艺术馆承办，上述七位批评家分别担任中国画、油画、雕塑与装置、书法四大门类的学术主持人，由他们从全国范围内提名邀请200余位艺术家。最后征集到作品1200余件，部分作品是从中国美术馆等处借来的馆藏品。这次展览的规模和场面之大，重要的作品之多、展品的体量之大，几乎囊括了近20年里最优秀的艺术，主办者的财力与气魄均是他人无法比拟的，称这个展览是世纪末最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是当之无愧的。
10月11日我就知道了我被邀请参加《世纪之门》的消息，那天接到殷双喜的一个电话，他说中国画部分郎绍君是主持，他是助理主持，实验水墨这一块是他提出来的，但郎先生只首肯了我和石果，其他人因人选名额有限均被否决了。告诉我邀请函马上发出来。
果不其然，第二天就接到了郎绍君的电话。郎绍君称自己1993年批评家提名展以后就再没有主持过展览，这次去成都看了展览场地觉得不错，就同意再做一次主持人。说到实验水墨时他解释道，这个展览是20年来的一个全面回顾，水墨部分入选的画家只有40多名，实验水墨只能算其中很小的部分，所以，只要了我、石果和方土。并说我和石果能代表实验水墨中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
郎绍君至始至终坚持他的笔墨中心主义，这个词在中国画讨论时几乎成了他本人的代名词。他们这辈的批评家之所以受人敬重是既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亦尊重别人不同的学术追求，通常还能给予客观的评价。大概是在1998年上海双年展时，他很认真地对皮道坚说：刘子建说他的水墨有宇宙意识，我就看不出来。记得皮道坚当时回他的一句话是：你说文人画里有天人和一，刘子建他也说看不出来。
看法归看法，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好恶，关键是端得起放得下，特别是大权在握时，不至于为一己之见，丧失公平的原则或学术的良知。我的实践也常被人用作攻击郎绍君的枪子，我自己也针对笔墨中心发表过不少的反面意见，看起来这并没有影响他对我的客观评价，也没有影响我对他的敬重，所以，当我在电话里听到郎绍君说：“你是其中做得最好的”，我承认，这比听到皮道坚说我是最好的，更让我激动。
“世纪之门”展场规模之大在中国前所未见，参展的作品把诺大的展馆占得满满的，其中有些作品在其他展览中是看不到的，象装置、行为、影像、观念的作品，这些在目前还很难被政府主办的展览接纳的作品，却在这个展览中倍受推崇。完全有理由说，“世纪之门”是继1989年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后，中国现代艺术的又一次盛会，是对20年中国现当代艺术过程和成就的一次全面的回顾与展示。1989年那个展览被警察封馆宣布为非法，甚至被批评家誉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谢幕礼”，今天的这个展览政府却是主办者，巨大的反差说明时代进步得飞快，回想自己当年的狼狈不堪，对这种进步尤其是感慨不已。
一楼展厅净高8米，二搂展厅高18米，中庭30米，我们开玩笑说，这样的展厅可以展飞机，事实上，这个展览的确有很多巨大的作品，因为画册在展览前已经印好了，所以从画册上是看不到的。我、石果、方土、李华生的作品各占了20米的展线，又是集中在一起的，那阵式和气势，使实验水墨显得特别有份量。按年龄排位次，刘国松的作品本应该同张仃老先生们放在一起的，他站在那里环顾左右，总觉得把自己的作品放在那里不合适，最后决意放弃给他的殊荣，把作品移来和我们的放在一起。
12月的成都冷得令人够呛，阴湿的寒气令再厚的冬衣也无法抵挡，展厅里面比室外还冷，刘国松病倒了，石果也觉得不对劲。我也是从南方飞过来的，好象我还能坚持。
开幕式是在12月31日晚上八点开始的，广场上灯火通明，军乐团不停的奏乐，展厅内还安排了一台摇滚，来参加开幕式的人真多，人头攒动，一派欢天喜地。我不得不从心里赞叹主办者选择了一个极为恰当的日子，在千禧之夜，开心的人们把当代艺术当成了一份大餐。这是真的隆重，现代艺术馆这一夜是不闭馆的，里面尽是人，人们兴致盎然地等着新旧世纪交替的那声钟响。在大厅里我碰到了吕澎，他说他的《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史》已经写好了，4月出书，叫我回深圳后赶紧寄几张作品的片子给他。我知道他这本书里关于水墨的内容极少，就没写几个画水墨的，但他的话证实了严善錞先前告诉我写我是确有其事，这让我感到在旧年最后的几小时里，还有好消息真是过瘾。
新年的钟声终于响了，钟声将把这所有的艺术带向新世纪，它们是整整一座星空，被漫天的烟花托举起，显得更加耀眼。对实验水墨画家来说，这一刻赢得的荣耀与尊重，是属于所有文化守望者的，怀着不曾动摇的信念，甘耐身处边缘的寂寞，只为守住文化的尊严与价值。“世纪之门”在他们眼里就是这尊严与价值的神圣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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