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弋艺术基金会”，民间资金赞助形式的改变

（2005年）

      2004年4月黄真资助出版的《中国实验水墨》出来之后，我照例要送一本给陈弋的，大约在这之后，陈弋问我，她能够为实验水墨做点什么？实验水墨在继续以往的做法已经变得意义不大，正如同殷双喜说的那样，这些年实验水墨编辑出版的书已经足够多了，再做也是大同小异，实验水墨应该考虑，换一种玩法。

      今天实验水墨的处境是往昔不可比的，它变得炙手可热，在媒体、出版物、展览上到处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争取发表和展示的权利作为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不变的是各类批评依然存在，注定这是它如影相随的一种热闹。在已改变了的情境中，实验水墨的生存与发展策略理应有所改变，它的目标应该是在更大范围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时在更多方面参与和影响社会生活。这是新的目标，实现它需要新的思维和丰富多样化的方式。

      想到过在《黑白史》的基础上继续做个人文本，几年内把实验水墨画家的个人专辑出齐。也想过办论坛，出版论坛文集，总之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可是考虑到实验水墨早已过了靠自己做文本争取话语权和靠批评家的批评舆论争取合法存在的阶段，还把精力和金钱耗在这上面似乎是一种浪费。

      考虑到现实中多数自视预见深刻高远的批评家，对实验水墨不是知之甚少就是偏见太重，不是不屑一顾就是横加责难，因此我对殷双喜的态度就特别在意。判断一个人的胸襟和学术眼光只需看他在事物的细节处能否深得下去，一个批评家说话做事最怕的是隔靴搔痒，挠不到痒处。我早已注意到了实验水墨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对形态的分析，都是殷双喜在它们受到询问和诘难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如1998年“上海美术双年展研讨会上有人对实验水墨的概念或称谓提出疑问时，殷双喜的反应极其敏捷，一番逻辑严密合乎情理的解释折服了不少听众。殷双喜同时还是一个能够把思想变为行动的人，“回首长安”和《黑白史》是典型的例子，当艺术家完全从前台退下来后，实验水墨太需要象殷双喜这样敏于言和擅长实际操作的人。

      在电话里我反复征询殷双喜的意见，有了在深圳的那次谈话之后，基本上就理出来了一个清晰的方向，所达成的共识是，借助殷双喜和国外美术馆和画廊的关系，未来的工作方向首先是在亚洲，主要是指韩国和日本，建立起顺畅的交流渠道，最终建立国际水墨联盟，从亚洲出发，逐步走向世界，使水墨艺术真正成为面向世界和人民开放的艺术。过后不久，出差北京的陈弋和殷双喜又见了一面，初次见面都给对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这无疑是合作的一种福音，事后殷双喜在电话里说，象陈弋能这样做实在不容易，要注意保护收藏家的积极性，留意他们的利益，不要让他们吃亏。

      从殷双喜那里得到的建议让人意识到，这是实验水墨历史性转折的必然选择，陈弋的姿态或许就能使这种选择变成现实。难得的是既要有雄厚的资本做后盾，又要有相应的措施和机制来保证它的执行，如果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实验水墨的历史性转折一开始就不同凡响。

      在这件事的进行过程中，陈弋已经同意赞助高名潞撰写一部有关实验水墨的专著，并支付了初期的费用，而且亦同意作为法国里尔市政府主办的“上墨·中国实验水墨画特别展”中方承办人，这意味着她将陆续付出一大笔的钱，即便如此，当陈弋决心要为实验水墨做点什么的时候，她便无意再做仅仅是掏钱的角色，而是有了参与其中的冲动，象一个真正的艺术赞助人那样，参与到组织和策划当中，把自己的作用肯定为一种主动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一个收藏家朝真正赞助人发展的必然结果，核心是对文化的认同和强烈的社会公益道德。我和陈弋商量，是不是成立一个机构，每年注入一笔资金，专项用于实验水墨的活动，这样就能保证有计划地实施我们的想法。

      在陈弋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她希望对深陷于爱滋病阴影中的儿童做点什么。陈弋有一个极可爱的女儿，刚刚初中毕业，她从女儿的乐善好施、关爱弱者的爱心受到启发，曾想过用女儿陈乐的名字注册一个基金会，打算在2008年“6 • 1儿童节”在北京把家里收藏的一些字画拿出来义卖，然后将义卖所得捐给联合国爱滋病基金会转给南非的爱滋病儿童，以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作为母亲潜藏于这个行为中的另一层愿望是，他认为为人父母重要的不是身后给子女留下多少钱财，而是要送她一个好的事业。

      我知道这件事后，的确为她的善良所感动，于是便商量不如注册一个“陈弋艺术基金会”，一举两得，在艺术上，采取基金会的运作方式，而2008年以这个艺术基金会的名义举行义卖和捐赠，更能体现这个活动的慈善和文化的双重意义。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设想，陈弋显得很兴奋，告之殷双喜，殷双喜也觉得很好。

      陈弋艺术基金会得有一个漂亮的标志才是，标志必须要能突出基金会的性质是和实验水墨相关的。我的朋友冯家敏是“中国设计之窗网”的艺术总监，我请他亲自捉刀设计。冯家敏的设计是成功的，这个标志包含的几个因素都得到了体现：陈弋、水墨、中国韵味、一目了然。陈字取耳旁，用英文的B变化而来，弋字取乀，用中文的字体，中间一点洇开的墨点，下面是一行王羲之体的行草。水墨的自然和草书的笔走龙蛇与英文、宋体的方正严谨相映成趣，既有现代的明快，又不失圆润精美。标志在网上倍受网虫们的喜爱，冯家敏在网上除了谈他的构思，还特别强调说：“这个基金会是由陈弋女士创建的，主旨是促进中国实验水墨艺术的创作和交流。至于那滴水墨与字的笔画重叠，我需要这种效果，它和刘老师的绘画风格接近。刘老师的画正是通过浓墨重叠交叉营造出的神秘时空”。

      在文化大革命噩梦般灰暗的记忆里，有一小块的颜色是玫瑰的粉红，生命中一段小插曲竟然使我渴望那情景在我的生活中复活过来。起因不过是一本小书，阅读的喜悦使我的身心超然于这乱哄哄的世界，一生对艺术秉持的理想主义信念大约是和这次阅读有关，我曾在画册的《后记》中写道：“中学时读过的书会在一生中持续产生影响，实在是没有想到的，极普通的一本书，是我从学校封存的图书馆里“偷”出来的。不准读书反倒成全了读书，因为没有书读，才能在随便一本书里读出那么多的内容。《马蒙托夫小组》讲的是俄国铁路大亨马蒙托夫和巡回画派画家之间的故事，每个星期天，他的庄园里都聚集画家、诗人、音乐家，而只有画家才是庄园的常住之客，他们在这里创作与写生。庄园里的森林、流水和阳光、湿润的空气和颜色，包括它的气味和声音，很多都留在了画家的作品里。在一个中学生眼里，又是在一个人性惨遭蹂躏的年代，友谊和艺术的故事在他的眼里简直美得不可思议”。

      这番议论当时是冲着圆照堂主黄真而发的，之前他已资助实验水墨出版了《黑白史——中国实验水墨》，当时正倾囊相助我北京的个展和画册。今天忽然想到这件事是因为陈弋看过我部分书稿后说：“实验水墨今天的状况主要靠画家和批评家，象他们这些人并不重要。这是矜持和自谦的说法，从我个人经历的事情来看，身处边缘的实验水墨如果不是因为能不间断地受到艺术赞助人的支持，要想走进公众的视野或取得合法化的身份，可能还要延后数年。三套马车的比喻或许是形容画家、批评家、艺术赞助人最形象的说法，特别是对新艺术的生存与发展来说，缺了谁都不行。艺术创作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把作品呈现给公众：印在出版物上，陈列在展览会上、发布在不同的媒体上，在这个过程中，批评家对作品的阐释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艺术赞助人的资助有时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在市场经济时代是这样，其实历来如此，上面说到的马蒙托夫和巡回画派的故事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事例而已。所以殷双喜才会在《黑白史——中国实验水墨》中强调说：我们及其后的海上画派、岭南画派等，就可以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强有力的经济后盾支持了艺术家群体的形成以及艺术创作交流研究风气的形成。

      从1996年实验水墨接到广州天龙集团方天龙老总的第一笔赞助到2005年陈弋创建艺术基金会，民间资金赞助实验水墨的行为本身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如果可以写一部实验水墨的赞助史，研究者一定会发现赞助人在实验水墨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我们说过，实验水墨的崛起靠的是主动制造文本，而赞助人的贡献就在于为文本制造提供的必要资金，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这种策略得以实现的保障。“陈弋艺术基金会”的创建又一次证实，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实验水墨，有一点他们是必须承认的，实验水墨总是在用一种不可思意的方式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