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验水墨的赞助与收藏

刘子建

      1998年，殷双喜在《实验水墨的文化意义及收藏》中写道：“实验水墨确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这一现象的分析、研究和收藏，将会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上世纪90年代末，正是批评围绕实验水墨争执最激烈的时期，殷双喜却抛开这些争论，换了一个角度向他的同行呼吁对实验水墨的态度应该回到对它的分析、研究和收藏上来，殷双喜成了最早把实验水墨的收藏和美术史联系在一起思考的批评家。今天，当代艺术品收藏严然成了艺术界最时兴的话题，回头看殷双喜当年的讲话，发现他早就对和艺术市场关联的艺术收藏或赞助现象有较之他人深一层的考虑，他说“我们只要想一下中国古代的皇家收藏，清代的扬州画派，以及其后的海上画派、岭南画派等，就可以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强有力的经济后盾支持了艺术家群体的形成以及艺术创作交流研究风气的形成”，而在他看来实验水墨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像实验水墨这样一部崛起与发展的历史一直是和赞助人、收藏家紧密联系一起的可谓绝无仅有。从1996年开始，实验水墨就没有间断过来自民间资金的赞助，这些资金被用来出版文本、举办研讨会和展览，这些持续不断的活动使这个群体充满了活力并不断得到发展，最终因其存在的意义、学术影响和创作实力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不可忽略的一种存在。1992年吕澎、黄专等批评家筹划“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时对艺术赞人和收藏家说：赞助现代艺术就是赞助历史，这种说法放在实验水墨这里尤其恰当，可以断言，要研究和写一部中国当代艺术的赞助史或收藏史，少了实验水墨恐怕不行。

      实验水墨名义下的赞助或收藏是从1996年开始的。1996年的前几年，后来被称为实验水墨的艺术家在七零八落多年孤军奋战之后，通过《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走势》丛书渐渐浮出水面，虽彼此呼朋引类，但还不足以结成一个群体，《走势》即不纯粹是实验水墨的专属，且出书的费用靠的是画家自筹，自筹经费对捉襟见肘的实验水墨画家来说，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寻求民间资本的赞助实际上关系到实验水墨未来的发展。

      1996年，为配合《走势》第三辑的编辑出版，实验水墨想组织一个学术研究会，但费用是个难题，想靠画家自掏腰包根本不现实，后来是方土动用了他老乡的资源，所有费用来自广州信龙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其实也就是老总方天龙个人赞助的。“96·广州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研讨会”造成的影响之大始料莫及，重要的是它被看作是实验水墨崛起的标志，不仅在事实上宣告了实验水墨群体的形成，而且《走势》丛书也因此完成了朝实验水墨的转变，使它真正成了实验水墨创作和批评互动的平台，并由此开了民间资本赞助实验水墨的先河。

      1997年我由华南师范大学调到深圳大学，为实验水墨寻找赞助人的想法也随我带到了深圳，我在深圳做的第一件事是结识了陈弋女士，在她的帮助下编辑出版了《九十年代中国实验水墨》。这是第一本以实验水墨冠名的文本，我当时的想法是赶快趁1996年研讨会的势头态度鲜明地亮出实验水墨的旗帜，事后证明这件事的时间把握得很好，1998年7月出的书，11月带着它参加西安万城企业集团老总、收藏家刘江赞助在陕西省美术馆举办的“回首长安——中国现代水墨邀请展”，若再加上10月的“上海美术双年展”，半年内三件大事足以让实验水墨赚够人的眼球。

      2000年，八本一套的《黑白史·中国当代实验水墨1992—1999》，是实验水墨献给新世纪的礼物，出版的费用全部由黄真赞助。画家出单行本，破了实验水墨往常只出合集的先例。殷双喜任总策划，皮道坚的主编，画家分别是石果、阎秉会、杨志麟、张进、杨劲松、魏青吉、张羽、刘子建。在殷双喜看来单行本的个案的方式对宣传艺术家更有利，相对充实的内容能更好地呈现画家的方方面面，以满足人们对实验水墨和艺术家了解的好奇。殷双喜寄期望这套书能唤起人们对实验水墨收藏的重视，他撰文说：被称之为“实验水墨”的一批艺术家在近十年的廉隅砥砺、艰难拓展之后，日趋成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品，“研究他们的创作道路，分析‘实验水墨’的文化意义，对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艺术的进程，观察中国画的现代转型，确立当代水墨画的收藏基点，是具有艺术史意义的工作。”那么，作为收藏家的黄真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了这点，客观上已如黄专曾经分析过的那样，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赞助历史。

      黄真显然是实验水墨最重要的赞助人和收藏家，除了《墨白史》他还以“圆照堂艺术收藏画廊”的名义主办过刘子建2002年北京的“墨与光——刘子建实验水墨画展”，先后又赞助出版了刘子建的个人画册和专著《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人史论》、魏青吉的个人画册《今日中国美术——魏青吉》和2004年出版的《中国实验水墨1993—2003》大型画册，这本画册被视为实验水墨十年历史的大总结。黄真对实验水墨的赞助涉及到了群体和个人。

      而陈弋在赞助出版了《九十年代中国实验水墨》五年后的2005年，又作为中方的资助人赞助实验水墨在法国的“上墨·中国实验水墨”画展和同各画册，这个展览受法国里尔市政府的邀请，是作为法中文化年的一个项目，同时又是实验水墨在欧洲的第一个展览，不可谓不重要，陈弋为了使这次活动开展得更加顺利和圆满还专门注册了一个艺术基金会。

      龙运涛2005年以收藏家的身份资助吕澎、皮道坚、严善谆在深圳画院举办“实验水墨回顾1985—2000”展，同时印了一本很高档的画册，展览的规模之大作品之重要，以及收藏作品数量之多且均为代表作，堪称出手不凡，较之1998年刘江赞助“回首长安—中国现代水墨收藏邀请展”，显示收藏家成熟了许多，比如说龙运涛在收藏画家作品时提出必须要有一幅八十年代早期的，更是和策展人吕澎正在写《中国近代美术史》有关，吕澎的书里有实验水墨的章节，如此说来，这回收藏家的行为是在艺术史指导下的收藏。时隔一年，龙运涛又赞助出版了殷双喜主编的《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案研究》。

      黄泷的出现则使民间资本赞助实验水墨的格局发生了改变，2003年黄泷还只是以个人的方式赞助出版实验水墨“质性”画展的同名画册，到了2007年则是以格沣艺术机构的名义，启动把南方打造成实验水墨基地的计划，考虑建立中国第一家当代水墨艺术馆，七月我在“格沣·深圳馆”策划的“异质的水墨——中国当代水墨名家邀请展”算是开始。“格沣艺术机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年轻的实业家们将财力聚合形成的民间艺术机构和经济实体，如果说“格沣”决定要在实验水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就意味着今后民间资本对实验水墨的资助，形式上将从个人的变为财团或专业机构的。

      实验水墨和赞助人、收藏家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几乎都是建立在个人感情或友谊基础上的，这是它一个显著特点，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实验水墨早期的处境尤其艰难，市场、展览、媒体对它一概只是拒绝或剥夺，部分实验水墨画家的生存都成了问题，物质匮乏只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艺术得不到人的理解，个人的艺术和发展前程渺茫，此番处境与心情，唯有和自己走得近的亲朋好友有可能察觉，萌生拔刀相助的想法，正如黄真谈他是如何开始对实验水墨赞助与收藏时说的那样，一是和我的关系太好，二是对实验水墨画家处境的了解，三是因为我的鼓惑和煽动，概括说先是出于友谊后是喜欢。总之，这些赞助人和收藏家和那些以学术方式声援实验水墨画家的批评家一样，是首先给了实验水墨应有的信任、信心和温暖的人。顺理成章的是，这些艺术赞助人也就成了实验水墨最重要的收藏家。

      拿黄真来说，2000年赞助实验水墨出《黑白史》时，每个画家都回赠给他两幅书里的作品，这和陈弋出《九十年代中国实验水墨》时的情况一样，这客观上既保证了收藏家藏品的数量，还保证了收藏的作品一定是好的。其实在黄真喜欢上实验水墨之后，他也在考虑通过这些活动收藏一些好画，面对赞助人的热心帮助，大部画家都很朴实，想的是好好报答收藏家，在我经手的几件事里，画家赠送给收藏家的画都是不错的。今天的人看到这里，便把实验水墨联想成“原始股”了。今天人们对投资艺术品充满热情，不排除里面确有利益的趋动，但这或许这才是正常的，因为只有当一幅作品的艺术史上价值能在市场价上被实现时，才能真正体现这个社会对艺术的尊重。

      的确，曾经的艺术赞助人、收藏家和实验水墨之间的关系令人称羡，它发端于实验水墨最艰难的时期，持续于实验水墨的整个历史过程，他们的收藏对应了某些事件或艺术家的某个创作环节，收藏本身成了实验水墨发展历史中的一部分，结果是画家与收藏家的双赢，在今天成了画坛的一桩佳话。说来难以置信，其实不过是几个人的故事而已，方天龙的、黄真的、陈弋的、刘江的、龙运涛的、黄泷的，但这正是它的动人之处，从不明朗处脱颖而出，除了直觉与慧眼，胆识与远见，应该还有对艺术的敬重和社会良知在起作用，既然大多数人做不了，那少数人制造的历史就必然成为他人的传奇。

      2007年“格沣艺术机构”决定在深圳投资打造“22艺术区”，“格沣”还有自己的“美术馆”、“画廊银行”、“当代艺术网”、“经典艺术杂志”，这就给了人一个有相当规模和专业机构的概念，譬如在香湾刚刚举办的“水墨新貌——现代水墨画联展暨学术研讨会”上，国内外专家就对“格沣”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毫不怀疑“格沣”将会发展成为中国的一个高端文化产业。或许是机缘的安排，“格沣”的老总是我在深圳大学的学生，介于师友间的关系是否影响了“格沣”把对实验水墨的推广作为它自己的一个品牌，我认为多少有一点。我很重视“格沣”的态度，因为它对实验水墨的学术和市场的推广其性质是民间资本的运作，这是我感兴趣的，民间资本赞助艺术的好处是它作眼于艺术风格和流派自主的发展，而不是以不断的即兴命题限制它的自由，另外市场运作是它的强项，实验水墨需要有人为它来拓展这一方天地，所以，与“格沣”达成长期合作的意愿，也就意味着实验水墨未来的发展有了一个稳固的平台。

      实验水墨能在深圳持续获得赞助已引起研究者的兴趣。1996年广州的方天龙赞助完在华南师大召开的那次研讨会后，便结束了对实验水墨的赞助和收藏，当年西安的刘江通过“回首长安”画展收藏了一批实验水墨作品之后，似乎也再没有过大的动作，成都的龙运涛2005年做“实验水墨回顾”、资助殷双喜主编的《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案研究》那本书的出版，是近两年里的事。比较起来黄真、陈弋、黄泷作为深圳的收藏家，对实验水墨的赞助行为则经历过初期的艰难，中期的茁壮和近晚期的辉，是在旷日持久中过来的，有人说实验水墨的前卫性和它的边缘位置与深圳这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与现代都市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关系，一点不错，它们就像命中注定似的牢牢桩在一起的。

2007年8月5日

注：载刘子建文论集《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