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不是一个人的墨战）

     “一个人的墨战”，《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舒可文女士在2002年第35期上写我的那篇文章，用的就是这个标题。舒可文写下这个标题时，脑子里想到的是“从1985年那种表现主义倾向的实验到现在的理性实验，刘子建在所谓实验水墨已经被很多人放弃的时候，坚持要保守着纯洁的水墨表情。”在她看来，坚持是孤独、寂寞和艰苦的，象堂吉诃德骑士的风车之战，所以她说，这是一个人的墨战。

      舒可文的观察是正确的，但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起码在2002年情况已有所改变，不仅不是实验水墨已经被很多的人放弃了，相反是更多的人新加入了进来，就与我个展同时，一个名为“开放的中国实验水墨”的群体展正在国内巡回，参与的人数之众远甚以往任何一次活动，28位画家中更有7位是从加拿大和法国专程赶回来的。严格地说，实验水墨并不是一个人的墨战，这场持续十年有余、有众多人参与、影响力深远的艺术实践是一部群体坚持的理想主义神话。

      舒可文写道：“中国的水墨画是很奇怪的领地，沿袭传统画法和题材的作品有巨大的需求市场，那些画家基本上不介入当代艺术的各种争论和比拼。另一些人视变化为生活的规范，过去需要的东西，今天不再需要，过去创造的东西，今天不再创造。水墨画成了一块特殊的试验田。”

      实验水墨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背景下，它在传统媒材上的坚持或执意于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使它直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讨论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西方化、民族身份、文化符号等问题时无法回避的话题。实验水墨最终导致了水墨画创作在抛弃笔墨中心主义之后，迎来了一个媒材和语言方式上完全开放的场景。

     “实验水墨”是一个流派的称谓，而不是用来泛指所有前卫色彩的使用了水墨媒材的实验性艺术。它在一个特殊的时间里或一个不再可能重复的语境中提出来，并在时间和历史中活了下来，就足以说明它存在的真实性和概念的定义是由它的特殊性规定的。正因为如此，生搬硬套“实验”在西方艺术辞典中的概念是行不通的，胶柱鼓瑟，钻牛角尖，大玩概念游戏，想用死的概念推翻活的事实，最典型的例子是，当实验水墨在已然成为现实之后，有批评质疑实验水墨冠名的合法性，说约定成俗把它称之为实验水墨是抢夺的结果，试欲从命名上质疑它的存在，弄乱它历史过程的线索。

      世上最虚无的存在是遗忘。如果遗忘是假装的，歪曲是故意的，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让人错愕的是，实验水墨不过是近十年间的事，很多细节还不至于忘得这么快。但最近一些文章却令人不安，打着学术的幌子“清理实验水墨”，结果弄出来的是子虚乌有的历史，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实验水墨之后发生的种种水墨现象，犹是建在虚妄的上面。我决定以时间为序铺开我的回忆，雪泥鸿爪，它既是我个人的旅痕，亦是一部相对连贯的实验水墨发展的历程。

      我的书名套用了舒可文的标题。如果把实验水墨称之为墨战，我希望在这个战场上，还能看见其它一些人的身影。我的本意是，每个实验水墨画家都是一部生动的无法取代的个案，每个人都应该写一写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如同这本书，既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客观上又为实验水墨的历史留下了一份证词。

      有些人总在嘲笑怀有历史感的人，认为渴望书写历史的欲望过于沉重，渴望进入历史的人活得太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选择了实验水墨就是选择了一种命运。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自己的历史，因为无所遁迹的个人记录，才是呈现历史真实性最好的保证。莱辛就说过，“诗人需要历史，并不因为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

      回头看发生过的事情，并用文字把他们追叙出来，象是在向历史致敬，历史曾经是活在它的时间和空间里的，现在却成了过去。欣慰的是，现实中我们的事业还在继续，这就是它们在记忆里还能保持清晰，使翻动它们的手指还能感受到温度与厚重的原因。

      我从1985年开始现代水墨画的创作，至今整整20年，20年里称得上做成了的事，只有这实验水墨。有时跳开来看，直觉得这是一场游戏，把白纸涂成黑纸，撕碎了再重新拼合，装裱好了拿给人看，象是为了给人家一个说三道四的理由。数十年不易初衷沉浸于浑沉的水墨，不过是爱折腾的天性所致，这个天性与其说是要折腾纸，不如说是要折腾人，所以，这件事很难简单地用快乐或痛苦来形容，但它确实被证明，是出自于内心激情的需要。

      我当下的状态是戏已演完了一半，下半场正等着开始。在沉缓垂落的大幕重新打开时，我清楚应该有一个仪式，既为纪念逝去了的，又为迎接将要到来的。在我看来，“书”是最隆重的形式，它既是当下的需要又是留给未来的。最终这个仪式耗去了我整整一百天的时间和大量的心血，但从结果和意义来看，这种付出是完全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