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艺术：刘老师你好，据我所知，你的生活和工作基本可以用“三点一线”来形容、来概括，“三点”主要是指您从湖北到广州，最后又到深圳的这三个地点，“一线”是说您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不懈水墨艺术的实验与探索。那么我想，在这 “三点一线”中，应该会有很多难忘的或有意思的事，能说出来和大家分享吗？
刘：1983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不久，新潮美术就在全国席卷开来，湖北在85新潮美术中是一方重镇，我们都参与进去了，我所属的“ＪＬ群体”在96年湖北青年美术节上很出了些风头，加我一共四个人。我是高考制度恢复后上的大学，专业是中国画，但在学校里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很多东西都是自学的。1985年李世南从西安调来湖北，对我意义重大，他是创新型画家，他的创作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但随之我的创作变得不为学院所容，连参加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雪上加霜的是我当时又生了重病，还差点死在了医院，日子是相当的难过，所以我才把1992年调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喻为是胜利逃亡。在广州只呆了三年，但这三年很重要，一是把实验水墨的旗子打起来了，二是在艺术上形成了自已的风格。1997年又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调到深圳大学。初来乍到时的深圳不是现在这样的，那时还是以经济建设为重中之重，根本不需要我们这样的艺术。好在我的朋友和活动空间本来就在内地，深圳埋汰不了我。我本来又是一个特立独行不爱赶热闹的人，深圳反能让我静下心来搞创作，这是我喜欢上深圳的一个理由。
深港艺术：您们这些前辈艺术家点点滴滴的愉快和不愉快的经历，很生动又有说服力，说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本来就不平坦。说到现当代艺术就不得不说实验水墨，说到实验水墨又不得不说到您。您能谈谈实验水墨和您个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刘：在实验水墨这个群人中我属于资历较老的几个之一。早在85新潮时我就在搞抽象了。中国第一本冠以实验水墨的美术专辑是因我的一组作品引发出来的，时间在1993年。1996年抽象水墨之所会打出实验水墨的旗子，也与我参与策划和组织的当年在华师大招开的现代水墨研讨会直接相关。第一本用实验水墨名字出版的书是我97年调到深圳后做的。在我们这群人里我是第一个用实验水墨的名义做个展的人。深圳后来之所被人们看成是实验水墨的基地，相当原因是后来实验水墨出文本画册的活动经费都是我在深圳筹集的。可以这样说，我不仅参与或策划了实验水墨所有重大的活动，而且我写了大量关于实验水墨的文章，在实验水墨受到攻击时，基本上也是由我出面反击，反击似乎成为我的本能，所以有人说我是实验水墨的发言人。至于批评家认为我是研究实验水墨时的代表性画家或合适研究个案，大慨除了作品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之外，可能和上面的情况有关。2005年，我觉得应该给实验水墨和我自已的历史作一个回顾和总结，于是便写了《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在这本书，我我和实验水墨的关系已交待得清清楚楚。
深港艺术：《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这本书我们已经看到了，它还有一个副标题是“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人史论”，这有什么讲究吗？另外书名好象是出自《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舒可文写您的那篇《一个人的墨之战》，你在前面加了一个“不”字。一个“不”字就把原来的意思完全反了，这的确有意思。
刘：舒可文写那篇文章是在看了我在北京的个展之后，时间是2002年。她认为今天很多的中国人都放弃了水墨，而刘子建还在坚持，特别是看到画展上那么多的大画，感慨地说，刘子建是中国的唐吉珂德，这是一个人的墨之战。她碰巧看到的是第一个实验水墨的个展，她还知道我总是在不同场合为实验水墨辨护，很多时候给外界一种只有刘子建一个人在折腾的印象。你想，实验水墨怎么可能是一个人的事呢？它根本上就是画家、批评家、艺术赞助人共同联手打造起来的一件事。舒可文的文章让我想到了很多的事，我希望通过写书，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实验水墨。
深港艺术：实验水墨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家所认可、或参展或收藏。您认为实验水墨还有发展吗？
刘：实验水墨过去是在边缘的处境中坚持自已的文化选择，以前卫姿态抵抗西方化和传统保守势力的双重压制，争取合法存在的权利，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这个使命已完成。既然当年的语境已不复存在，还要用过去的要求去要求它，就很不明智。实验水墨还会发展，只不过针对的是新问题，过去的十年，实验水墨画家各自以不同的语言方式参与文化搏弈的，这只是其价值或意义的一部分，使自已的艺术语言的走向成熟与完善，或许是更有意义，因为这是艺术价值的最终实现。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实验水墨最终面对的是进入美术史。
深港艺术：我是说实验水墨成为一种艺术流派，会被后继的画家所继承、发扬吗？
刘：继承和发扬看你如何理解。目前那么多以水墨的名义展开的艺术难道不是继承与发扬吗？早年水墨媒材就因为它是本土的而被人判了死刑，说中国当代艺术中有没有水墨无关紧要，而今影像、行为、装置什么的，都以沾点水墨为时髦。实验水墨使水墨媒材合法化，为中国当代艺术拓开了一个空间，这正是实验水墨十年坚持、努力欲求实现的目标。未来在平面或平面之外一切对水墨媒材超常的使用，都是对实验水墨的继承与发扬。
深港艺术：有些理论家提出，就因为你们的作品逐渐被体制接纳，被更多的博物馆、收藏家收藏，这样会消解你们当初的那种激情与先锋性、边缘性。
刘：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讲，凡事都存在这样的悖论，不独实验水墨是这样，王广义，方力钧他们的作品更早被体制接纳，他们现还的出场多有喜剧的色彩，却很少有人以同样的口气质疑，所以那些理论家的话你千万不要信，他傻，你信他的话比他还傻。何为激情与先锋性？他们自已就没搞清楚，实验水墨在今天的语境中坚持架上，提倡经典，坚持精英主义的立场，保持对时尚、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警惕与批判，这就是先锋性，有如此担当的艺术能没有创作的激情吗？那些批评家常常把湊热闹误解成了激情！
深港艺术：曾有一位做理论的朋友和我聊过您的作品，就说您的作品还于追完善，从而缺少了一个艺术该有的不断创新，这么多年风格基本没有变。
刘：这么多年倒底是多少年？现代人过于骄狂，大有毛泽东一万年太太，只争朝夕的气势，天天喊着闹着要变。人们常说这个时代的人太浮燥，就是忘记了自己根本就是这种人。把判断是非的标准狭隘到就是一个变字，这理论也就和狗屁差不多了，画画是画家的事，到没到变的时候，只有画家自已清楚，那能由外人掐着时间算计的。我追求语言的完善，是因为这语言只属于我，我知道里面还有什么没有做到位。艺术就是这种东西，越高级的东西，变化越是在细微处，事实上这么多年我在这上面下了很多功夫。把十年的画放在一起，变化其实很明显，但如果把变化视为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那在我看来根本就是永远制造次。人的生命其实很短，一生能做成一件事，我认为很了不起了。我的信条是：我要的不是自已和自已的不同，要的是自已和别人的不同。
深港艺术：现在很多城市的艺术现象很火，象北京、上海、重庆、昆明、成都、西安等，您虽然在世界各地忙着做一些艺术活动，但大部分生活与工作时间还是深圳，所以对深圳很熟悉，您对深圳的艺术现象怎么看？
刘：我算是来深圳第三批画家，第一批来的的基本上都走了，那时深圳不要艺术。第二批来的有些留了下来，留下来都享受到了舒适的生活。我们来时内地在某些方面地深圳优越，我们更看重内地的学术评价和机会，而深圳对我们这些搞现代艺术的态度一直是不冷不热，所以我们的舞台主要内地，我们在全国的名望也不是深圳给的，是多年参与内地的活动积累的结果。然后就是第四批来深圳的画家和土生土长的年轻画家，也就是你们，现在深圳讲文化立市，对现代艺术扶持的力度前所未见，文化产业勃发，几大美术馆展示频密，营造出深圳艺术一派欣欣向荣，条件一下子好了起来。你们足最幸运的。要建设一个好的艺术创作基地，就要实实在在做些事情，比如创库弄起来之后，做了那么多的展览和活动，不仅为年轻画家在这个城市的生存争得了空间，而把分散的力量聚合到一起，则预示着深圳的艺术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深港艺术：您是第一次艺术超市展览的主持人，想请您再次谈谈那次展览的想法好吗？
刘：我觉得艺术超市展很有趣，也很有意思。我想，这个出自民间、面向普通民众的活动，如果能持续地办下去，有可能就成了一种文化运动，在一个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如果它最终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期待的一件事情，那就做成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差不多所有的艺术活动在命名时，考虑的都是把自己捧上天，哧世惊俗，以期待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曲高和寡。“艺术、诗歌精品超市”，听起来挺形而下的，把自己放在地上。要知道，放在天上的艺术成了少数的艺术，只有放在地上的艺术才有可能走近大众，或者说，是真正为着大众的艺术，是货真价实在面向大众开放的艺术，“超市”的概念拆除了阻隔在艺术与大众之间的栅栏，这种鼓励和吸引艺术家与观众、收藏家参与互动的方式，本身能有效地点燃人们对艺术和诗歌的热情。对普通民众来说，与艺术和诗歌如此亲近的感觉很好，人们会因为这种接触而兴奋与喜悦，“艺术和诗歌的超市展览”就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有望被看成是他们的一个节庆。
深港艺术：去年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殷双喜编的那本《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案研究》，对您或是实验水墨来讲都称得上是很重要的一本理论文集，是这样的吗？
刘：文集是众理论家拿我来做了一个实验水墨的个案研究，说明实验水墨这十年里有批评家认为值得研究或有价值的内容。人就是这样，群聚起势，可能是群贤毕至，也可能是乌合之众，要弄清楚，个案最有说服力，所以深入研究一件事就不可能避开对个案的关注。至于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让人欣慰，它是对我艺术或艺术追求的一种肯定，还有众批评家在文章里的各抒已见，对我未来的艺术会很有帮助。
深港艺术：谢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也感谢您为艺术所做的一切！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