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跃进—“姿势”与国民性批判---关于闵一鸣的雕塑艺术

现在的姿势

邹跃进

        作为一位有探索精神的雕塑家，闵一鸣一直致力于雕塑材料和语言的研究和创造。在《黑、红、黄车》系列作品中，闵一鸣以缠绕的结构、鲜艳的色彩、光滑透亮的机理，童话般的情境，创造了一种与现代都市中流行的视觉气氛平行的视觉感受。为了突破传统雕塑的技法和材料的局限，闵一鸣大胆地实验各种材料，以丰富和扩展雕塑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方法。比如他用红砖材料创作的一批雕塑作品，就体现了闵一鸣在此方面的艺术追求。 
        近段时间以来，闵一鸣创作了一批名为《现在的姿势》的系列雕塑作品。在这批作品中，闵一鸣以独特的艺术方法，塑造了一批或一个既具有类型化倾向，有具有独特人格的人物形象。如果说在此之前，闵一鸣的艺术创作，关注更多的是雕塑材料、语言和技法的话，那么在近作《现在的姿势》中，则突出体现了闵一鸣作为一位雕塑家，对社会和人格的思考、批判和反省。 
        在《现在的姿势》系列雕塑作品上，闵一鸣利用传统的艺术材料（玻璃钢）和现代漆艺的结合，以雕塑的常用手法，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视觉效果，那就是“软”。我们知道，在雕塑史上，也有所谓的软雕塑，不过，那种雕塑就是用软性材料创造出的三度空间的作品，而闵一鸣则是雕塑而成的，材料也是坚实的，就此而论，闵一鸣的雕塑之“软”，关注的不是艺术材料的独特性质，而是雕塑语言的视觉转换与思想的匹配一致性，也就是以坚硬的材料来制造“软”的视觉效果，以达到反思和批判国民性的目的。 
        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在我们常见的众多人物 “姿势”中，闵一鸣只选择了“卑怯”和“傲慢”两种截然不同的姿势。我以为这种选择不是偶然的，至少在闵一鸣看来，这种“姿势”在国民的人格中，最具有代表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更准确地表现“卑怯”和“傲慢”两种姿势所体现出来的人格特征，闵一鸣通过其姿势的对象化指向，让接受者能联想和感觉到雕塑前面另一个实际不存在的人物的存在。当然，这个人物不管是对于“卑怯者”还是“傲慢者”来说，都具有对立的意义。可以想象站在“卑怯者”前面的人，对于“卑怯者”的生存来说，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也许是有关经济利害的甲方，也许是掌握着人们社会地位升迁沉浮权利的官员，也许是手握着生杀大权的法官------而对于“傲慢者”来说，站在他面前的无疑是他可以主宰的人。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在《现在姿势》系列人物中，闵一鸣塑造的“卑怯者””和“傲慢者”，其实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不同社会情境中，通过角色转换，他会把自己或想象为甲方、官员和法官，或是任人摆布的奴隶。当然，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闵一鸣看来，“卑怯者”的奴性与“傲慢者”小人得势的丑恶，不仅同时存在于这一类人的人格之中，而且也作为一种国民性，存在于每一位中国人的人格之中。因为从闵一鸣塑造的人种特征来看，《现在的姿势》中的他或他们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的形象特征。 
        毫无疑问，闵一鸣的《现在的姿势》，承续了二十世纪以来启蒙知识分子关于国民性批判的思想路径。我们知道从梁启超，特别是鲁迅开始，对国民性的批判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直到今天，鲁迅通过文学形象和杂文对国民性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影响最大的。鲁迅说：“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见《鲁迅景宋通信集·十》第30页）。鲁迅还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七-九）”一文中说：“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是是卑怯的国民”（见《鲁迅全集》卷三，第61页）。我不知道闵一鸣对鲁迅的思想和国民性批判是否非常熟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闵一鸣站在当代社会角度，以犀利而独特的艺术语言，对中国人格中的负面价值和形象，给予了呈现和批判。 
        据我所知，在创作这批系列雕塑作品的过程中，闵一鸣曾以非常写实的雕塑语言，对“卑怯者“和傲慢者‘的姿势做过深入的探索；从雕塑艺术自身的角度看，那批作品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我想，闵一鸣最终选择了现在这种表达方式，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传统雕塑语言无法达到他所期待的国民批判的目的。正是在此条件下，闵一鸣采用“软”的视觉效果，以隐喻“软骨头”的人格特征。事实上，也正是闵一鸣在寻找和探索最准确的表达方式的过程中，使《现在的姿势》超越了传统雕塑语言而具有了当代艺术的特征。                  
        2008-1-31于北京望京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