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变之变的他者——实验水墨：主动—自我的文化后殖民

童领峰

        20世纪对中国而言，从“千年之大变局”至当下。纵向则有“千年之大变局”至三次中国人精神史上的颠覆性之变；横向则有西潮侵入，从鸦片战争至全球化时代。其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成因决定了中国绘画的历史趋势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绘画一系列的时空错位事件。 
        90年代中期由本土原发的实验水墨，其根源与“千年之大变局”和三次精神颠覆之变有着天然与自动的关系。也许，实验水墨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结构性系统中还并不能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和发展，亦不能认定或说它是复兴之中国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言说方式，但它从中国当代艺术与传统绘画之夹隙中突围而出变成一支非常至关重要的并潜在着巨大可能性的组成部分，却是勿庸置疑的现实。可是又不能否定的是：它可能急迫于代表中国当代艺术或自喻最具中国本土精神又具有试错的先锋与批判意识的艺术，与世界，特别是西方“文化霸权”构成对话关系并以期获得话语权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自我文化后殖民的姿态却又是一个不得不令人反思的文化策略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