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
是真实故事，还是侦探小说？
这只是一时的疑惑，事实上我当时什么也没有想，只是兴致勃勃地读了下去。
话说1967年秋季的一天，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受邀来到太谷县何家。主人何先生雅好书画，家中庋藏甚富，虽年届花甲，于鉴定一事独信这位太原来的年轻人。坐定之后，何先生取出一轴，徐徐展开，年轻人扫了一眼，说声停，摇摇头。定是膺品无疑，主人当即收起。又展开一轴，随着画幅的展开，年轻人的身子也轻轻地抬了起来。乃一长卷，绢本设色，纵八寸许，横二尺五寸，旧花绫裱，明朝老花锦作包首，冷金题签，已有破损，楷书署“马钦山京江送别图”八字。引首有沈石田所题“京江送别”四个大字。图面上，近景一角为山坡江岸，江中停舟一艘，岸边六人作远行送别状，道旁坡上两棵偃卧的虬松为图中主景。树干上落“马远”二字款。卷后接纸有王宠、文嘉跋。远山近景，虚实相间，乍看之下，很有几分清朗之气，似乎马远笔意。细看之下，又不似马远劲健利落而无干硬之嫌的笔触。从画风审之，较南宋院体画活泼有韵，已隐现写意式文人画的气息。
沉吟片刻，年轻人言道：引首上沈石田题字虽有几分相似，但王宠、文嘉两跋绝假，似出一人手笔。这样就有两个疑点产生，一是沈石田引首题字亦假，一二是后跋被人拆换。再看全图，右上角钤“虹月楼”长方印，下钤“休宁朱之赤珍藏图书”等鉴藏印数方，图左被人裁剪的痕迹甚明，遗露出原题字某些字脚的部分。“虹月楼”为明代戴进用印，从画风上看亦似戴进笔法。
何先生急急言道：会不会是将戴画裁去以充马远？
年轻人面有难色，稍一停顿，继续说下去：先生所言极是，明代中晚期确实有将戴进画改为马远画者，这是缘于戴进画脱胎于南宋院画，而南宋院画早于载画数百年，价值自不可同日而语。问题在于这位改造者也忒不经心了。你看图的包首，外签破损处可见旧签，掀起隐约可辨“戴文进金臺送别图”八字。此题甚为眼熟，噢，想起来了，清人《朱卧庵藏书画目》中有著录，前些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画集》刊有此图。待我回去细细研究再作答覆。
数日后，年轻人又来到何家。见面如仪，摊画于桌，年轻人细细审视，发现图左未裁尽处亦留有字脚，能看出是“戴进”二字。袖手言道：明白了。我查过《朱卧庵藏书画目》，与《上海博物馆藏画集》刊出的图细细比勘，苦苦思索，既是造假，为何又特意留下破绽，是粗心大意使然，还是有意为之使然？从“虹月楼”印及朱氏鉴藏诸印完全保留，包首旧签题字不全部刮掉的情形看，绝不是粗心大意所致，而是有意所为。再从画本身观察其画风，确实为晚明之后，且又与苏州地区产物相类，无论如何也探不到明初戴进时期。再审视其纸绢印跋诸端，当可确认为苏州高手仿制无疑。既仿戴进《金臺送别图》，何以又改为马远款，统盘分析可知，裁添马远款实为假象，仿制戴进才是真正的本意。盖当年改戴进画为马远画成为一时风习，后之鉴赏家常以此为根据，此画作假者便想以此引开鉴赏者的眼光，仿马远不成，犹是戴进。留下字脚，便是一种引诱。层层诱人深入，且图目曾见诸清人著述，稍一闪失，仿制的膺品便会成为真迹。
太谷的何先生是怎样舒了一口气，我不知道，我看到这儿，确实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不用说，此年轻人便是当今的书画鉴定大家李元茂先生。
初识元茂先生，是多年前张颔先生的寿宴上，真正认识则得之于薛国喜小兄的推崇。说起李先生的为人行事，学养器识，国喜总是表露出一种钦佩无已的神色。还特意送了李先生的几本著作给我，载有上面那则鉴定事例的《古书画仿制研究》（海南出版社2004年出版）便是其中之一。
同时送给我的还有李先生的两本印学书，一本是《名石治印》，一本是《中国篆刻百家·李元茂卷》。正好我退下来后，无心读书，每天沉溺此道乐不可支，便细细地看了起来。其印风既沉静古穆，又飘逸有致，应当说源自汉印，而参以浙派诸大家的气韵。用我的一位老师的话说，是规规矩矩的路子。难得的是他对印石的精心研究与搜集。
“文革”中，先是在高寿田老先生的指点下，精研清人高兆的《观石录》和清人毛奇龄的《后观石录》，为了获得寿山石的真正知识，又不辞偏远专门去了趟福建寿山。此行让他大为开眼，原先自以为娴熟的印石知识，在原产地不过是常识，石相石品，妇孺皆知，何坑何洞，均有讲究。原本看看就走的，一住就是三个月，直练到一石在手，一眼便知产于某坑某洞，如数家珍，方欣然离去。
《名石治印》一书，前半部分谈印石的种种名目，后半分部是他自己的治印成果，几十年治印的精品。治印对象，有文朋书友，亦有政要名流，更为绝妙的是，每一方印的材质、字源，构思、刀法，均有简要的文字说明。比如置于首位的《霍泛之印》，其说明文字为：
白文“霍泛之印”，四字方印，印材为寿山旗降石，虽透润度稍逊，却为老坑凝重之石，石面有泐，兽纽。制印构思：小篆霍字从雨，下隹，其本义《说文解字》作飞声解，乃群鸟雨中疾飞之声。周武王弟霍叔处之国，在山西霍县西南，后灭于晋，其后人以国为姓。小篆泛从水乏声，本义《说文》作浮解，乃漂浮水上之意。引申为游、浅等意。小篆之从屮从一，初生草木直出地上之意。本意作出解。故是印小篆为汉篆，以严格、精密凝炼处之，掺以黄牧甫法，以冲切刀并举之。
我看了方知，篆刻之所以不止是技艺，实乃一门学问是什么意思。
元茂先生还是书法家，这在那次张颔先生的寿宴上，我看了他送给张先生寿联上的字，就心知了。我于书道，可说一窍不通，敢说的只有一宗，那就是自己的字是鬼画符，别人的从来不敢也不愿置一辞。你以为整饬刚劲的当是好字，名家评说起来却是怎样的不入法门，你以为稚拙如幼儿，连门也不入者，却偏是屡屡获奖，直可说步青云如台阶，拾紫绶如草芥。时间一长，也就没了脾气，参观书展，从来都像近来海派清口名家周立波先生所摹拟的“打桩模子”那样，抖抖腿，点点头而已。有文章说元茂先生众体皆擅，我不便评说，但他的篆书出于名师，其源有自，我是信实的。有个典故不妨一述，既见当年学子的心意虔诚，也见名师的魏晋风度。
元茂先生上高小时习《说文》，曾请教太原书法名家郭伯英先生，郭先生极赞许张颔先生，说晋省古文字上首推介休张氏。无奈岁月不宁，多年无缘相见。1972年的一天，在山西省美术工作室，就是美术家协会，当时这类机构都是这么个名头，比如省文联就叫省文艺工作室，举办的书法展上，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张颔先生。其时张先生刚从“牛棚”解脱出来，身体羸弱，策杖而行，元茂先生并不认识。只觉得跟随多人，定是名家，也就一直不离左右。走到一幅字前，张先生说写的不错，后来方知，在张先生的话语里，不错已是很高的评价。元茂当即言道：这是我写的。问过名字后，张先生又问：你写的谁的篆字？答：邓石如的篆字。问邓石如何许人？当时心想，怎么这位先生竟不知邓石如呢。人杂不便多言，分手之际，老者说：我叫张颔，在省博物馆住，有空过来吧。元茂这才知道，眼前这位羸弱清癯的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张颔先生。
没过几天，便去拜访。谈话间仍问写的谁的篆字，仍答邓石如的篆字，仍是疑惑，不料张先生接下来说：邓石如不足挂齿。忙问谁的字好，答：王国维，王国维是在做学问，邓石如不过是个写字匠，连字都写不正确，你说何人更高何人值得师法？闻言大悟。从此便拜在张先生的门下，十余年孜孜不倦攻读古文字考据学。
对元茂先生的学养的来龙去脉，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书画鉴定上何以有那样的器识，那样的功力了。张南皮先生《书目答问》里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词章者，艺事也。如果再参以孔子所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道理就更清楚了。
有人说艺术鉴定不过是见的多了，有点眼力而已。记得前年吧，还有个书画鉴定大家在中央台的节目上，说他鉴定书画讲究的是“眼学”。我当时就觉得，这不过是村这学究的说法，怎么能配称是大家。是的，鉴定艺术品的人，一定要看的多，经的多，才能有实际经验。但更多的，还要靠的学养与器识，则是确定无疑的。谓予不信，李元茂先生就是绝好的例子。
李先生前些年一直在海南、北京做事，近来听说回山西发展的想法，是人老了有故园之思，还衣锦者惮于夜行，不管是哪种情况，对山西的文博事业，都不啻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至少至少，对我的好处是现成的，往后读书之余，有了可不时请益的名家。
2009年7月17日于潺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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