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艺术之路

        书艺之道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跋涉之路，只有历经几十年风雨走过来的人体会才深刻。近观书坛泛显的浮躁现象，似乎费不了多大劲，花不了几年功夫，瞅准某一帖或某名家鼓捣鼓捣，涂抹涂抹，参展时投评委所好，佐之以流行出风，小小年纪便可获得中国书法的最高奖，一举成名或如探囊取物，跟踪而来的便是众星捧月般的荣耀。此等天才，只有林彪夸他的儿子以后才有过，估计好景长不了许久。吾等愚钝，临帖不下十家，用墨何止三缸，然于书一道仅摸着门径而已。至于在全国书坛想获个真正的奖项也仅是痴人说梦，只等得齿落毛稀之年，或许遇上几个背时的伯乐倘能走运。而今之计还是不停地临帖，不停地创作，就如三十年前曾作俚句所云：“自幼倾心拜墨皇，临摹汉魏师晋唐，除此平生无别好，怡情养性寿而康。”
        我出生在苏北里下河农村，由于祖父和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因此受到乡邻的尊敬。此等家境让我从记事起就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小学时的作文都是用毛笔写的。早先，祖父为乡邻写春联，我只是研墨拖纸打下手，父亲写时偶尔还会擦根洋火为他点支烟。后来写字的人多了，邻居家的鸡窝猪圈和大门以外的祝福语则由我代笔了。记得我十岁的那年春天，祖父找了本发黄的折叠字帖教我学楷书，这一练到今天已整整四十六个年头了。这样的阅历使我在十年文革中讨了不少的便宜。在学校，劳动课时老师安排我出学习专栏；放忙假、暑假，寒假，大队革委会派我出大批判专栏，那时要的是速度快，同时还要社员群众看得懂，这样的活一般的人干不了。正因为此，我这个贫农的儿子，一出校门，便被公社调到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后来通过省考竟成了一名国家干部。为此，上世纪七十年代组织部还调我到县委办公室实习了近二年。想当初，用毛笔为小夫妻填结婚证，给全国各地的军队、厂矿外调人员写介绍信的过程中受到人们的称赞，心里美滋滋的。十年文革我写了十年的毛笔字，那不叫作品，那是在写让人看得懂的字而已。
        让我对中国书法产生敬畏之心的还是到了改革开放，那时被禁的字帖陆续再版，每次到宝应、扬州开会或出差到南京、上海、北京、西安都要倾囊购帖，得以一睹秦汉以来众多书家的碑刻和墨跡，这让我受到震憾，大大开拓了视野和对书法的审美取向。这才知道自己所临颜真卿多宝塔、费新我行书毛主席诗词和集王字样板戏歌词等，仅仅是中国书法艺术海洋中的一朵浪花而已。此后一段时间我几乎是购一本喜爱的帖便临上一通，然后便束之高阁，或赠送友人，所以学了许多帖，未成自家藐。
        直到1994年，进入中国书协培训中心研修班学习，几番进京面授，受到当今中国书坛的诸多名家示范指导，尤其是言恭达先生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我才深切的领悟到，成为一名书家不仅仅是会写几个字的事，除了具备应有的文学水平、历史知识、艺术情操外，对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法理论史，更应该有充分的了解。这就需要在临摹名家名贴的过程中，仔细揣摩反复实践。记得恭达老师刚调到南京的那年，我数次到省城送作业给老师批改，在书房里老师和我一谈便到深夜，有时为了一幅作品，他示范的比我写的还要多，这些批改示范至今还保存着。我虽愚钝，但书风从此由浮华而走向沉稳。当我向老师汇报学习心得，提到临摹汉魏，师法晋唐，宋以后书家皆可从前人处找到师承时，老师很高兴我对书法的理解更进了一步。
        过了天命之年，由于书法实践的积淀和临池功夫的加深，我才有幸加入中国书协。从此我对汉魏晋唐的书法更加钟爱，作为日课的还是唐楷，以前未变以后也不会变。回顾近五十年的学书历程，体会便是“临摹汉魏师晋唐。”一个自称为书家或大师的人，楷书写不好，草书登不了堂入不了室，隶书信笔涂抹，金文小篆不通，古诗作不了几首，楹联撰不成几副，写不出象样的文章。拿手的只是追摹时风，写几件行里夹草、草里有行的平庸之作，有的竟敢在省城或首都办起了个展，且在专业报刊上侈谈书法之道，此勾当实无艺术研究之功，而有哗众取宠之能，书坛之滥竽也。窃以为，一艺之成，冷板凳何止坐十年。正所谓，阅历知书味，艰难识世情，有的人甚至着了魔似的为此追寻了一辈子也未写出个名堂来，却还是痛苦并快乐着，这便是中国书法的魅力所在!

　　　　　　　　　　　　　　　　　　　　　　　　　　
庚寅清明
幽兰居士张泽民于荷香书屋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