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吕山川

        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吕山川经历过中国当代艺术从低糜走向繁荣的过程，这其中的困惑与艰难自然不言而喻，在重新走出这个无形“象牙塔”的时候，作为有知识分子情结的艺术家，吕山川在他的绘画中给了自己与公众一个属于视觉领域的真实“现场”，是一种在情绪上参与的现场，这种“现场”带有一种悲壮的隐喻色彩，那种画面挥洒的情绪性与对“现场”性书写的时间感染效果直接冲击了沉静许久的当代中国架上视觉领域，用一种临近生命的激情演绎着一场场“心情日记”。
纪旺：作为一个成长于闽南的当代艺术家，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蔡国强，黄永砯，乃至今天活跃于实验艺术界的领军人物邱志杰，还有先锋摄影的荣荣，包括王明贤，这些同属于“闽南”文化滋养的过的艺术家在今天的艺术创作中骨子里那些“前线”式的精神思考方式一直存在，就是那种深沉，稳重，那种前沿，无忌，甚至宏观结合细腻的精神视觉，都对他们产生过很深的影响。那么，能不能谈谈这个“前线”的文化土壤或则这个环境下所产生的集体性精神意识对你今天的个人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带有浓重的“悲壮”色彩的场景绘画与你的成长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
山川：我每次跟人聊天是很爱说闽难人就是古人，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文化遗产，闽南人豁达开朗，可能就是留有唐朝人的遗风，每次喝醉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唐朝人。现在的闽南语可能很多人都听不动，但它可是地道的唐音（此时，山川押着啤酒，略为自信的说），现在中国很多学者研究古汉语和唐音，都要在闽南找。有意思的是它又是一种“前线”，在我小时候，因为海峡两岸关系会有很多台湾那边飞来的白气球，夹带着一些糖果包和传单，我和一些儿时的朋友会去追，然后用弹弓打下，就为了那些糖果，现在看来可能那就是“糖衣炮弹”的感觉，还有那些看得不大懂的传单。生活在这个所谓的前线，从小就对这个政治比较敏感，从小关心事态，因为大人们都在谈，很多亲戚又都在台湾，所以很自然会有这种敏感。我的绘画里面经常带有伤感悲壮的情绪是跟这个土壤是分不开的。
纪旺：20世纪90年代中期，你在中央美术学院研修期间有过类似的激情，当时在北京是什么感受？是否在某些方面有那种“前线人”的自信，或则另类的一些精神情绪？
山川：在北京的时候，我的“前线”自信好象少了，因为那时候觉得北京是更前线的中心，像在欧洲那种感觉，地域上跨越了好多个国度，很多风俗人情，包括气候都是不一样的。中央美院让我在绘画技巧上有质的飞跃，也使的我视野开阔很很多。96年也是台海敏感期，从福州机场飞往北京的时候，机场总是停了很多战机，乘务员都不让我们开窗。纪旺：美院回来后，也是福建当代艺术异常活跃的几个年头，据我所知，你也是很重要的参与者，比如97年的“漂移”展，98年的“亚太地区交流展”，99年的“中日当代艺术展”，2001年的“同异性描述”等等展览，这些展览的重要性在长江以南地区是可显的，那么你参与进去的时候，自己对艺术的认识又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冲击，或者鼓舞，或者什么？
山川：福建从另一个层面讲，在政治上是“前线”，在艺术上又是“边缘”，我一直认为福建艺术家有一种“孤军奋战”的精神，福建那几年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一个朋友朱进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群艺馆工作，本来群艺馆是做一些很民间色彩的展览活动，但是他利用他的职权，做了很多当代艺术的展览，那几年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纪旺：前两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火暴时期，你作为一个买家，参与其中，甚至参与了一些艺术活动的包装策划。这些原本属于收藏家领域的一项工作，对你重新回到你的画面时，有什么样的影响？
山川：我不小心参与了一些商业活动，也有分红，我也曾经买过我所喜欢的艺术家的作品。我买他们的画，完全因为喜欢，并没有有意识的去追求商业，我很想有一件蔡国强的作品，我在06年的华辰春拍时，我把蔡的一件作品顶到了58万，但因为财力有限，被人以62万拿走。因为蔡国强对我有特殊的意义，他是我们泉州人的骄傲。当然了，我在欧洲待了前前后后有一年的时间，在西方时候我做了很多功课，也有很多认识，我觉得当代艺术应该是回到公众的艺术，艺术家有义务把这种，把你的想法你的感觉告诉公众。换取当代人的某种觉醒，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纪旺：据我所知，这几年来你多次前往欧洲进行文化交流，这期间你逛遍了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当代艺术机构；同时也参观交流了一些重要艺术家的工作空间，比如，巴塞利滋，伊门多夫等等，还有像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巴塞尔博览会等等艺术盛事，这些游历，对你今天作为中国东南前线最重要的艺术家在如今的艺术创作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里？
山川：在欧洲的时候，我看了形形色色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其中比较多的还是关注当代艺术，绘画作为我的另一种“母语”，让我在西方系统里更加关注到当代西方的绘画大师们的作品，也有幸参观了巴塞利滋，伊门多夫等当代绘画大师的工作室，并在朋友的翻译下，与他们进行了一些交流，这些对当代中国绘画界影响如此大的当代大师，给我印象最丰富的是他们的“绘画性”与“当下性”，这些也是我日后回国创作中的一根主线。当然，我也开始了一些实验性艺术的创作，包括Vidio，装置，行为等等。但是所有的艺术形式和内容都是我关心的那种“当下性”。
纪旺：最近看到你在一幢老洋楼内的一堵虚墙上画了一 幅该楼。能不能谈谈这个行为绘画？
山川：这幢洋楼叫“德园”，在当下福州有特殊的背景，它是清朝末年德国驻福州总领事的领事公馆，在这几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多次被开发商看中地皮，地方政府多次给这楼下“最后通牒”，但是现在这楼的业主是5户全球5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所以在物权法实施之前后，华侨们通过各种渠道，算是暂时保住。后来我的一个德国艺术家朋友THOMAS在交流中国期间在这里用中国的墨水和拓印技术拓下这楼的牌匾和部分墙体，作为资料带回欧洲，引起德国文化基金会的关注。同年，我在德国。第二次我受邀前往德国莱法洲艺术交流，作为中方代表，我把重心放在这件作品的构思上，但一些原因，迟迟才进行。我在不破坏具有文物性质的“德园”内一堵虚墙内，用德国新表现主义技法重新画上“德园”，用了很强烈的黑白视觉效果，我也试图用这样的暗语来表示我个人对该事件的一种情绪。用我的绘画方式记录和见证一些。就算拆了，也是个意义，就算不拆，也是个意义。
纪旺：那你今后还会有这样思路的作品么？
山川：我一直都在延续。最近我在上海受到明年的一个展览邀请，主题是关于港口城市的东西方文化。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也居住在这样的港口城市，我很愿意去关注我们所生存的文化环境。

                                                        采访记录：纪旺
　　　　　　　　　　　　　　　　　　　　　　　　　　　　地点：福州兰庭山川工作室
                                                         2007年10月

注：纪旺，当代艺术批评家，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