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承纬
杨涪林寄来几本他不同时期的画册，并特地提醒看看他近年来的一些画作。无论作为同道或朋友，我对杨涪林的艺事一直是比较关注的。与其说关注他的绘画作品，不如说更在于其不同时期的创作所显示的审美取向的递嬗和文化意识的深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九十年代初又到中国美术学院研习中国人物画创作，杨涪林像许多院校科班出身的画家一样，严格的绘画专业训练和中国人物画创作的深入研究，为其日后的艺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在他早期一些着力于人物形象刻画，表现手法立足于写实的作品中，还是后来着意自我胸臆的表述，对笔下人物和环境作写意性书写的创作中，我们都能窥见到他人物造型能力的功底。
一直认为，对于有美术院校教育背景的艺术家来说，较强的造型能力是其创作上路和日后长足发展非常重要的保证和优势，尤其是对人物画家来说。因为凭借其所具有的造型能力可以在题材选择和艺术表现上获得更大的空间和自由。但是同时也认为这种能力的经营如果被强调过度或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成为艺术创作向更高层境提升的掣肘，尤其对中国画创作来说是这样。因为中国画的文化核心价值不是依据绘画技巧和造型能力的形式表现，而是基于并超越艺术形式之上的文化精神建构。如是宋元以后文人画诉求所指，笔下作为更多意义在于驰骋思想和抒发情感，以至于发端明吴门派绘事的笔墨之说，即作为绘画语言的笔墨有离开物象成为抒情言志的载体而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古往今来中国画论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很多的。如果可以把学理上的形式表现和精神建构转换为画理上的写实与写意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会看见近百年以来，中国绘画前行过程中的许多理论探讨和创作实验都是围绕着这个命题展开；进而还会发现这个命题所依托的文化背景是在两个纵横交织的维度上展开和推进即，其一，传承与发展；其二，西方与东方。事实上，对于有艺术理想和文化愿景的中国画家来说，无论其思想或实践都绕不开这两个维度交织指向的丰富内涵和深层含义，无论有意或无意，愿意或不愿意。
中国近现代高等美术教育在十九世纪初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中滥觞，二、三十年代成就以西方美术教育理念为其主旨的基本形态，五十年代以后规约到苏联艺术教育体系之中，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半个世纪以来，造型艺术的“科学化”观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成为中国美术教育包括中国画教育在内的基本理论依据和学术立场。从对历史梳理的认知来看杨涪林等出自学院门第的中国人物画家来说，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创作的写实性倾向是理所当然的，这在他早期的一些人物肖像绘画和以四川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然而，其后的事实说明杨涪林比较早就不满足于无论习作或创作对客观现实的如实描绘。在他九十年代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艺术形式语言上的多种探索和实验。如讲究画面构成具有装饰意味的工笔画《收获》（1992年）、《浸凼》（1992年）、《吸泉图》（1993年）；基于工笔画原则吸取民间年画构图方式和表现手法的《五月叙事》（1994年）；以及装饰性很强表现人体美的工笔重彩画《温泉系列》（1992年）等。
我比较早就关注接受西方造型艺术理念的中国画家如何从事他们的创作。尤其想知道美术学院里的中国人物画学子是怎样一方面学习光影、透视等绘画原理，接受人体解剖、形体结构等人物造型基础训练，另一方面又在学习中国绘画的学理和画理。我曾疑惑如果这些学子一门心思地专注于笔下人物形象的准确和真实，是否有一天会发现自己的努力与历史上的中国画家特别是文人画家无论在文化意识或艺术方式上存在着差异。
无容置疑今天美术院校的情况与过去已是大相径庭。基于经验积累和不断探索，一些学术底蕴深厚的美术学院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中国画教学体系。这种体系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画艺术教育从理论到实践与时代同行的必须和必然，另一方面彰显出了中国文化立足于传承与发展，致力于开拓与坚守的信心与智慧。
杨涪林认为，无论中国画艺术教育体系、架构的内容如何，人物造型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中国人物画教学的基础课和必修课。坚实的造型能力永远是他艺术创作出发的依据，也是他从“写实”走向“写意”的信心所在。造型能力不能简单理解为写实能力，但写实能力是造型能力的一种表现。当艺术创造从写实走向写意的时候，造型能力的含义就会在中国画理的层境得到有别于西方绘画的更深刻的阐释和更生动的体现。正是中国画原理中诸多令人神往的东西让杨涪林从“写实”的藩篱中走出。在中国美术学院学习期间，一批致力于中国现代写意人物画的师长的作为和成就更激励他要抛开成见，拓宽眼界，到中华文化传承的长河中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天地间去寻找自己绘事的安身立命。
尽管上个世纪初的新美术运动立足西学，提出“科学化”造型理念曾给在人物造像方面先天不足的近代中国人物画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谢赫六法中的“应物象形”一课似乎在1400年后才得以真正补上。然而几乎同时也有人质疑专注客观真实而忽略主观意志会限制或消减中国画家的情感抒发和思想表述，有悖于画理要旨“气韵生动”。尽管十九世纪后期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诸多学界中影响甚深，然而在绘画领域，如何把握古今，怎样取舍中外，依然是业内几代人心中的纠结。杨涪林也不例外。
杨涪林认为中国人物画与山水画、花鸟画一样有其自身特有的语言——“笔墨”。“笔墨”既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和基础，也是画家抒情言志，体现主观心性和意趣品格的载体。笔墨的审美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在于所塑造的人物主体，另一方面还在于本身具有的可读性和欣赏性。如果不把笔墨能力仅仅视为造型能力，那么当绘画从“写实”走向“写意”时，笔墨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就会愈加凸显出来，充分体现中国绘画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因此，杨涪林非常注重笔墨功力的修炼与笔墨形式的讲究。他曾跟我谈起他对清扬州八怪之首金农书画的欣赏。金农融汉隶和魏楷于一体，独创的一种被后人称之为“漆书”的书法艺术曾引发他诸多想象。他以为这种所谓“渴笔八分”的书法所显示的内敛精到、苍逸稚拙、本朴醇厚，具有一种高妙而独特的美意、美趣。于是，他尝试在自己的绘画中追摸金农的书法用笔，采用一种朴拙、生涩的偏锋来描绘画中人物，力求笔墨的绘画性和书写性表述，对人物造象不仅着力于外在形像摹写，更着意于内在精神表现，由此建造一种沉厚结实，朴素简洁的风格。这种笔法的运用，以及营造出来的风格在他新世纪以来的一些反映现实农村和城市生活的作品中有生动地表现，如《装船》（2004年）、《烟叶上市》（2007年）、《场口肉摊》（2007年）、《腊月》（2007年）等。在以川西藏族牧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中，偏锋宽阔粗犷的笔迹与浓重沉郁的色彩融为一气，烘托出高原藏族文化特有的深沉和悠远。这类作品有《雪域苍穹》（2006年）、《扎西德勒》（2006年）、《高原阿妈》（2006年）、《高原骑手》（2012年）等。
杨涪林也曾给我谈起他的艺术创作对现实生活的依赖，许多创作的初衷和缘由是来自现实生活的感动和激励。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现实生活引起兴趣并触动创作灵感的并非是那些引领时尚，风风火火的人和事；而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与劳作中一些平淡无奇，不为人注意的人和事。画家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认为正是这些真实的，鲜活的，见惯不惊的无数凡人小事构成了中国当代人的生活，成就了一个民族的生生息息，繁衍不衰。在诸如《装船》、《龙门阵》、《山歌又起》一类作品中，人们仿佛能听见笔墨间隐约传出力夫的号子声、嘈杂的摆“龙门阵”声和高亢而悠远的歌声。儿时的回忆、人间的温情、时世的脚步、岁月的沧桑……一幅幅乡音浓重，乡情浓郁的绘画见证了画家对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的在意和眷顾。
杨涪林是一位虔诚的艺术家，平静生活，处事低调，不喜张扬。他用艺术家敏鋭的眼光去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去发现生活中的让他感动的瞬间情景，然后倾情投入，放笔直取。他十分看重并善于抓住创作的第一感觉，作画的周期一般不长，正如他常说：“只要有想法了就趁着新鲜劲动手吧！”一幅大画，往往是第一遍试纸，第二遍定稿。他以为作画以前的笔墨腹稿非常重要，一旦提起笔来就不能再犹豫、彷徨了！所谓“写意”是不能如“写实”那样斟酌、思考再三，因此作画时的兴奋状态、放松心境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写意人物画来说，人物形象塑造与笔墨语言运用是创作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两者相辅相成，统一对立，处理得好会相得益彰，处理不好会顾此失彼。缘于人对自身的欣赏和尊重，由使人物画比较山水画、花鸟画来说，两者的兼顾和统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所以也常常令包括杨涪林在内的人物画家纠结，困惑，兴奋，欢愉。
杨涪林用他最具有表现力的笔墨把让他感到温馨的事、亲近人描绘出来。他无意取悦于谁，讨好于谁。他只是用手中的画笔记下他想说的一些话，表达他心中的一些感受，仅此而已。真诚所致，真情使然，他的绘画由使显得真实纯朴而感人。我想，这也应该是我愿意写作此文的原因之一吧！
杨涪林提醒我留意他近年来的创作，我想其中也一定包括诸如《细数落花》（2010年）、《秋水微澜》（2011年）、《秋声》（2012年）、《独坐翠苑》（2012年），以及条屏画《园林四重奏》（2010年）等一类作品。这些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性女性为题材的人物画，固然远离当今现实社会生活，却显示了画家文化精神的另一个层面。跨越时空的人物生活，恍如隔世的世情写照，无疑是出自一种有别于时尚的理想和向往。以为，与其说杨涪林着眼的是笔下的人物，不如说在意的是画中女子所置身的文化空间和生存状态。画家用一种萧散轻松的笔法和简淡婉约的色墨作画，看似无意却有心。人物形象的概念和景物配置的随意都不重要，画家憧憬的是画中那略带禅意的境界——风规致远，冲和简素，温馨从容。置身于画前，观者的心绪被引向未曾久远的历史，感悟其间那份隐约的文化存续，享受现实生活中已难寻觅的详和、安宁与闲适。让被当今世上的浮躁、喧嚣、欲望、争斗所困扰的心灵得到些许抚慰，创作的起意看来是缘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遥望而生发的对世事和谐顺达、人生平安美满的祈盼吧！
从绘画的写实到写意，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到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杨涪林的艺术视野宽阔而深远。前不久，他在电话中给我谈起他对近年来活跃在中国画坛上的几位中青年人物画家艺术的关注：其中一位是立足于色彩的研究和运用，即以丰富而微妙的色彩转换结合人体结构的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这是基于百年来中国画借鉴西方绘画原理的继续和延伸。另一位则是在坚持中国画笔墨精神之下，着力于新笔墨形式拓展和运用，在人物画创作中有独特建树。他说这两位画家的作为对他当下艺术均有参照和启示意义。
如果没有错的话，涪林兄应该是已过知天命的年纪了，在丹青艺海中求索了几十年，成就斐然，艺事已成，却依然对艺术未来充满信心和祈望，以至不持问事后学，为人为艺均令人尊敬。
2013年12月8日于西南大学
凌承纬 重庆现当代美术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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