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近现代字画收藏界，许礼平不仅仅是一位收藏大佬，更是在艺术界一位响当当的文化人士。其实不为人知的是，他的身份是及其多元化的，金融家、投资家、著名编辑以及媒体人等，但是最让人佩服的还是他对于出版事业的坚持，以及他作为收藏家的严谨态度。在许礼平的世界里，他成就了《名家翰墨》，但是更多的是因为《名家翰墨》，让他接触到了真正的近现代字画名家巨作，并且长期坚持把这些名家翰墨通过杂志进行出版普及。
许礼平
“坦诚的讲，和做杂志收藏相比较，我更加喜欢画画，从小就喜欢，但是我清楚作为一个画家很难生存，一个朝代有几百万的画家，大部分都是牺牲品，剩下的就只有几个，哪怕是唐、明朝时期，包括清代的四王等都是极少数的，我自己是没有这个天分的，不敢做画家或者是书法家，所以只能是玩玩而已”，许礼平很坦诚的说出了自己为什么会做杂志，以及字画收藏的原因。
从文字语言编辑到书画收藏的转变
当然最早的时候，许礼平并不是就直接和书画圈有接触的，虽然从小就喜欢字画，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之后兴趣就有点转移了，更加喜欢中国的汉字，尤其是古文字的形体，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许礼平逐渐的建立了自己的圈子，在古汉字的圈子里，许礼平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在学校里负责编《中国语文研究》以及《中国语文缩影》，在当时工作的旁边就是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古代文物和书籍，许礼平的业余时间就是在博物馆中度过的。
“当时研究所的所长是郑德坤教授，他收藏了很多的字画和文物，经常我们就跑到他楼上房间看字画，后来广州的另外一位庚教授也是收藏了很多的书画，我们就到广州去向他请教书画方面的问题，就是这样慢慢的喜欢上了中国书画”，时至今日，许礼平还能清晰的回忆起来当初的几位老先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有汲古斋等中国书画经营的场所，另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等有卖中国书画的书，“当时的中国书画并不贵，普通的工薪阶层都可以买来玩玩的，比如吴昌硕的一张画才一千多块钱，吴作人的六尺整张作品也就几百块钱，甚至还有一些几块钱的字画，包括书法等，都会买来玩玩”。
真正的开始自己收藏一些字画就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许礼平自己的工作已经趋于稳定，经济能力也有了一定的保障，最主要的是那个时候的字画并不贵，那个时候开始，许礼平就筹划着自己买一些东西了。
“小心翼翼的买一两张画，拿给刘久庵先生去看，他说不行就是不行，如果老先生说很好那就是很好，就这样慢慢的在收，但是总体上还是和自己的经济实力保持一致的，没有很多的钱收好的东西，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做，不过还是会有一些收获的，有一回收了一张王石谷的作品，一张黄山寿题签的雪景，当时是卖拍了照片送过来的，看到照片之后就给启功先生发了电报，启先生也很快就回复了电报，说是好作品，要买下来，但是当时人家卖家说是要卖给一个有钱人，这个时候就很沮丧，觉得和这张作品没有缘分，没想到一周之后，那个有钱人又不要了，后来启功先生看到作品的时候，赞扬到这是一张可以媲美郭熙《幽谷图》的作品”，许礼平兴奋的回忆到早期收买字画时的乐趣，但许礼平也坦言，并不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收获，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对的东西进来，当然这也是和自己的判断有关系，毕竟总是看照片也不是那么的准确。
正是有了启功、刘久庵等老先生的保驾护航，让许礼平很快的从中间学习到鉴定的方法，通过观察这些老先生怎么去做鉴定，不断的学习。许礼平清楚并不能每次都依靠老先生，总有不得空的时候，所以许礼平很认真的去主动学习这其中的方法。另外也是通过这样的过程，许礼平认为自己的眼光根本比不上这些老先生，从资金上讲，又比不过那些实力雄厚的人，有时候鉴定意见不同的一件作品都有可能是千万级别的价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许礼平认为这块已经不能再切入进去了，所以就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地方进入，就注重买一些文献类的东西。
从学术的角度介入到收藏中，也是许礼平所坚持的，许礼平说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很难说买一个东西不要了，就是进来就出不去了，所以在那个时期来讲，一般都是只进不出的，大家就是喜爱就去买，而且那个时候圈子里如果一个人买进来又卖出去，那业内就会觉得是一种投机倒把，所以也决定了那个时候的收藏是很小心翼翼的。许礼平在非常清晰的给自己的收藏定位之后，就慢慢的转入到历史方面，尤其是和近代史有关的书画，从原来的明末清初范畴集中到现在的清末民初，一直到现在的近现代中和历史有关系的文献上。
“也是在早期的收藏中，尤其是在一些文物商店中，经常会看到珂罗版的东西，在那个年代，珂罗版的东西是很贵的，一些老先生包括齐白石等都是临摹黑白的《芥子园画谱》，珂罗版的东西定价一般都是大洋五块、甚至二十块钱，在当年相当于一两个月的薪水，买一套名家梅花二十块钱，要三个月的薪水才能买到书，后来就到了上百块的价格了，当时我就在想，能不能把这些画集、杂志画普及一下，这样就会对古籍有很大的帮助，经过出版的这些图册对画坛的影响很大，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成立了最早的问学社，专门做版权代理的公司”，许礼平回忆起自己从收藏书画再次转向出版的缘由。
《名家翰墨》的甘与苦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出版各种杂志图书上流行的艺术家，至今还有比较全面的《雄狮美术》，但是许礼平觉得，从自己所喜欢的中国书画的角度是不够的，香港那时候有一个《美术家》杂志，有很多关于中国艺术的东西，包括雕塑、摄影等，当时还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关于书法的杂志《书谱》，当时许礼平就觉得要创办一个以中国书画为主的杂志，要包含收藏界和艺术家圈子，但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很难做到，许礼平和朋友们就到台湾去寻找赞助，因为当时台湾的经济比较发达，在这样的情况下，“问学社”成立了，在香港代理大陆版权，授权给台湾出版。因为当年照台湾的规定，出版大陆的作品，必须要通过第三方中介的授权。
《名家翰墨》
“做问学社本身很难生存，要生活和发薪水，以及房屋租金等，当时我们就想到应该成立一个学习罗振玉的机构，他的方向是通过买卖书画来养自己的墨缘堂，当时墨缘堂有很多的珂罗版的东西出版，其实是靠书画、古董买卖来维持出版社的经费”，许礼平在谈到最早成立翰墨轩的本意。学习罗振玉的这种方法，成立了翰墨轩来做经营书画的行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黑色星期五，股票崩盘”，当时的媒体一渲染，很多人就一下子领悟到了书画，1987年经过“华尔街”危机之后，书画经营本来觉得是要崩溃的，结果没想到营业额很好，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认为书画是经过历史淘汰下来的，剩下的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经济价值，同时还有很大的增长率，也就是在这样的浪潮中，翰墨轩有了生存空间。
和国家机构的过度剥削不一样，方楚雄等出生于五十年代的艺术家一方面是不受到这些官方机构的重视的，自由交易的市场也并不是特别的重视。当时年轻的画家一张四尺整张作品卖给国家收购是三十块人民币，在香港可以卖到六千块，画家只能拿到三十块钱，画廊却能拿到几乎六千块钱，当时翰墨轩定下来的规矩就是按照市场行情，和画家进行五五分成，所以在当时翰墨轩就争取到了很多画家的支持，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翰墨轩已然能够在市场上站得住脚了，而许礼平也是在这样的经费基础之上才能做出版事业，为《名家翰墨》开路。
“当时我记得是在大陆的时候，198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导致整个局势的变化，北京和上海等俨然敏感起来，我和朋友们急忙从上海返回香港，在回香港的飞机上，我们就商量着这样的乱世怎么去做书画的行当，当时就认为这个时候正适合我们编书画杂志，所以当时在飞机上就开始讨论编什么内容、印刷、成本、发行、宣传等等问题，坐在我们旁边的人就说我们还没有脱离危险就谈生意，真是不要命了，所以其实《名家翰墨》是在危安之中横空出世的”，许礼平回忆到。
《名家翰墨》杂志社是和台湾远流公司一起合作的，虽然出版人是在香港，但是整体上是台湾帮的，就这样在台湾人的帮助下，杂志社小心翼翼的做起来了，当时就是坚持两点，彩色印刷和低价出售，在当时也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台湾经济起飞，但是很多的人因为政治因素出不去，就留在岛内，经济实力雄厚，“好多土包子进画廊一转，就整场包下来”，好多人关注香港的拍卖，以及书画作品的价位，所以在这个时候，《名家翰墨》的定位就变成了“国际性中国书画投资鉴赏刊物”。
如何能够做到国际性权威的刊物，成为许礼平在思考的问题，多年在一线收藏书画的经验告诉他，如何能够让一线的收藏者们信服才是杂志生存的关键。
用收藏书画的严谨性做经营
和早起编著《中国语文研究》不一样，自己做的杂志《名家翰墨》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如何能够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如何能够和一线的收藏者们达成一致，这就得益于许礼平多年的一线收藏经验。
早期的《名家翰墨》在内容上比较注重的是古画，因为杂志的很多顾问收藏很多明清的重要作品，所以就开始从四王作品入手，老一辈的先生会告诉我们应该注意的方向，但是后来考虑到读者的接受面，毕竟喜欢古画的读者只占一小部分，所以从第四期开始的时候，许礼平就真正从自己的强项近现代字画入手，做了一期关于李可染的专号，通过李可染的家人和朋友去丰富这一期的专号。在许礼平看来，读者只有在买画的过程中，需要书面材料、图版、文章、样品、印章等各种经验行情，才会拿这个书作比较和学习，那个时期的买家很喜欢吴冠中、李可染等人的东西，所以杂志就往这个方向发展，古画就相对少了一些，其中《虚怀斋》做了两期，广东省藏古画做了两期，大部分都是近现代的画家作品专号了。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鉴定的准确性”，许礼平说，因为很多的作品不能看到原作，只能通过照片来看，所以当时只能请一大帮老先生去帮忙鉴定，并且不同专业的专家看不同的作品，这样能够减少错误的鉴定。“其实再小心也还是会有错误的，第九期做中国美术馆藏傅抱石专号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其中的《毛泽东诗意图》，因为是七十年代的时候拍的照片，已经很模糊了，这套作品被认为是荣宝斋木版水印的作品，后来在一次傅抱石的研讨会上，就有专家认为这套作品有点问题，我回来之后就赶紧找了傅抱石的弟子去看，后来他们都认为有问题，我们就立马准备出批判文章，第十一期的时候出更正消息，第十三期的时候才登批判文章，出了一期鉴定专号，里面就详细的画出来哪里是有问题的，就这样用危机处理的办法挽回我们的声誉”。
后来进入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尤其是大陆拍卖行兴起之后，开始出现很多的广告需求，本身广告是可以增加杂志的收入的，但是广告一旦刊登之后，就会影响很多的内容，尤其是拍卖行在做广告的时候，会吹嘘自己的拍品，有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也会让影响杂志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后来许礼平考虑到这其中的危险之处，就把月刊改为丛刊，所有的广告刷掉，虽然少了很多的广告收入，但是优点却是可以在书店长期的贩卖。
和大陆的博物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是许礼平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对于《名家翰墨》增加内容时的策略。而通过这些博物馆的重要图片资料，许礼平获得了很多藏家的支持。改版之后的杂志不单做中国绘画方面的东西，还做印章、书法等艺术门类，其实是延续了原来的《中国近现代名家书画》。许礼平认为有很好的条件可以解除到大陆的博物馆，包括最早的辽宁博物馆、吉林博物馆、湖北博物馆，以及故宫博物院等的支持，通过这几个大型博物馆做基础，很多的藏家就开始认同这本杂志和许礼平，后来经过和大陆文物出版社的合作，不断的占有大陆收藏圈份额。
“现在杂志社主要在做的事情已经不是从前的业务了，因为从前的那些画家已经被炒作的很贵了，已经轮不到我们来做了，也和我们没有关系了，现在我们就是把原来的那些老东西再次进行整理，如现在正在做的台静农先生，以及一些被历史遗忘的大师，大家都忘掉很多重要的人，我们是切入到大家所遗忘的人物中，就是招隐士，举义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像一个画家或者是书法家，他的作品偶然出现一两件，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集中做起来，这就是我现在在坚持做的事情”，许礼平对记者说到。
“世人终日忙无非名利场”，这么多年的收藏和做杂志，对于许礼平来讲都是买卖的费用维持杂志和书的出版，并没有什么大的利，但是许礼平说，编书就是学习，可以很用心的研究所有的问题，慢慢的丰富自己的判断力，所以“干，就是学习”。另外编书需要和很多的藏家、拍卖行接触，也知道很多东西的下落，现在“资讯就是最重要的”，所以许礼平也会做这方面的业务，类似于书画经纪人的角色，通过这样的途径赚取一定的费用，得以维持出版社的运营。并不是每一本书都能赚钱，但是有些很重要的书，一定要做出来，不能仅仅计较，这是许礼平给自己定下的任务，《名家翰墨》就是要向历史、社会、传承者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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