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璐
宋人(旧题崔白)《秋兔图》纵100.5厘米,横52厘米,其绘画气息、绢质以及幅宽等与所见传世北宋作品相类,当是一件高古作品。此画描绘秋风萧萧,木枯草衰,一只野兔伫足回首张望,口中衔着一团草,整个画面浑然一体,把荒寒气氛中的生意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表现技法层面,其野兔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以纤细劲利的“丝毛”为主,通过墨色的浓淡区分出野兔的背、腹,再以墨色晕染,并隐去轮廓边线,更增加写实感,惟妙惟肖;树干、土坡则以略为粗放的笔意描绘,皴擦相间,顿挫交互,虚实相合,造型严谨,设色淡逸。整体上,工写相兼,明显区别于黄氏花鸟画富贵艳丽的创作风格与技法,注重描写自然状态下的花鸟情态,在写生的基础上尤重描绘野景情趣,流露出强烈的生活气息。
宋人(旧题崔白) 秋兔图
设色绢本 镜片 100.5×52cm
出版:张大千《大风堂名迹》第四集第七图,日本便利堂,1956年。
着录:
1.张大千《大风堂书画录》第一辑,1944年。
2.喜龙仁Osvald Siren: 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 Lund Humphries, London;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 1958.
3.高居翰James Cahill: An Index of Early Chinese Painters and Paintings, Tang Sung and Yu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2003.
说明:南宋内府,贾似道,元赵孟頫,明文征明,近代张大千、张善孖收藏。
此《秋兔图》虽未落款,然而画上钤印甚多,皆大有来头,这全然是历经千年的明证啊。其“政龢”朱印、“宣和”朱印、“内殿秘书之印”乃宋徽宗内府之收藏印;“绍兴”朱印为宋高宗赵构内府收藏印;“似道”朱印、“秌壑图书”朱印乃南宋理宗贵妃弟贾似道之印;“至顺之宝”朱印则是元文宗图帖睦尔鉴藏玺,“赵氏子昂”朱印、“天水郡图书印”乃赵孟頫之印,“文征明印”、“善孖心赏”、“藏之大千”分别为明代书画大家文征明、近代张善孖、张大千两兄弟之印,而其余“大风堂珍玩”、“球图宝骨肉情”、“不负古人告后人”、“别时容易”、“敌国之富”则皆为张大千之鉴藏印,真可谓流传有序、出身名贵。
张大千还将其收录于《大风堂名迹》(1956年(日本纪年昭和31年)由株式会社便利堂在日本印行出版)第四集之中,乃第七图,并将其定名为宋《崔白秋兔图》。不仅令人想起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崔白《双喜图》。从风格上看,两作的确有诸多相似之处。而《双喜图》长期被认为是宋人佚名之作,直到上世纪才有研究者在树干上发现“嘉佑辛丑年(1061年)崔白笔”的题款。《双喜图》才被确定为崔白作品。然而我们查阅宋《宣和画谱》,发现在崔白名下所记载的241件作品并未题名为《双喜图》的作品,却有《秋陂鹘兔图二》之着录十分符合《双喜图》画意,加之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存有一张《双喜图》,正符合这“二”之数量的记载。这就解释了为何有两张《双喜图》的问题。此外,《宣和画谱》上有关崔白画兔的作品还有《秋兔图》、《竹兔图》、《竹梅鸠兔图》、《俊禽逐兔图》、《苍兔图》、《密雪鹘兔图》、《雪兔图》。张大千为该图的取名应该就是依据《宣和画谱》而来的吧。此后,1958年瑞典的中国美术史家喜龙仁在其着作《中国绘画——名家与技巧》中、1980年美国的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翰在其着作《中国古画索引》中都着录了这幅《秋兔图》。
无论是崔白的《双喜图》,还是此幅《秋兔图》,都体现了宋代宫廷花鸟画的品格与画风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从花鸟画的富丽堂皇到清新野趣。从宋初开始,宋代花鸟画的主流风格是一直延续着五代时期黄筌的富贵画风,所绘多为珍禽瑞鸟、奇花异石,绘画风格多绚丽多彩。虽然崔白对黄筌画风亦有继承,但在绘画风格上却显示出独具一格的淡逸、野趣、清新之意境美,并为花鸟画从宋初色彩斑斓的工笔形态到明清时期水墨淋漓的大写意形态作好了前期铺垫。其次是从花鸟画追求工整、形似,甚至是刻板的“无我之境”到重视灵动、情感、胸臆的“有我之境”。宋代的花鸟画一直延续黄氏画风,大部分画家“惟黄是命”,不敢越雷池一步,最终沦落到仅追求形似、毫无生气的地步。崔白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现象,画家开始关注自身的情感,并且通过画面反映出来。对此,《宣和画谱》中云:“祖宗以来,图画院之较艺者,必以黄荃父子笔法为程序,自白及吴元瑜出,其格遂变。”这意味着,从崔白起宋代花鸟画开始崇尚新意,深入写生、写实,这种趋势直到赵佶以至发扬和广大。这样的写生并非只是简单的写形求真而是通过对形的细致刻画来营造出一种特定意境。清新野逸的绘画语言,融情入境的创作理念,以及对自然和谐的追求,都凝聚了艺术家对自然生命的独特审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此《秋兔图》画面中体现到了极致,也体现了欧阳修、苏轼等提出的文人画的时代精神影响着花鸟画的发展。花鸟画追求真与意的结合,注重诗情画意的寓韵,以幽雅醇清的艺术品位,丰富细腻的表现风格使北宋花鸟画的写真精神达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