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甘肃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从远古、上古到中古时期，扮演着领舞的角色，产生过辉煌的成就和十分重要的影响。近古到现代承传遗绪，走出低谷。当代振兴，得到很快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史前甘肃，不仅是华夏文明和中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也是汉字及书法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和中国青铜文化的鼻祖之地。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孕育了汉字及书法的胚胎，早于西安半坡陶文千余年、继河南舞阳龟甲刻符之后的仰韶文化晚期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彩陶刻划符号，不但是中国原始文化的直接标志，而且是“先文字”和“书法始祖”的有力佐证，显示了甘肃先民的伟大智慧和文化创造力。
殷商时期，是书法产生、形成的滥觞时期。甘肃尽管未发现有如河南殷墟规模的甲骨卜书，但从庆阳出土的《作册吾玉戈》和不少商代青铜器铭等来看，也证明书法在产生、形成阶段于甘肃的踪迹。
两周时期，甘肃书法在整个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灵台西周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铭、天水发现的西周甲骨刻辞到礼县出土的被马衡认为“是印刷术中活字印刷的鼻祖”和学界公认为“两周时期三大籀文代表作”之一的《秦公簋》（其他两大代表作为《虢季子白盘》《石鼓文》），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宣告古隶书体形成并成为新的母体的战国秦《天水日书简》，以及《秦公铜鼎》《梁邑布铭》《战国蚁鼻钱铭》等，都充分说明甘肃的书法地位十分显赫。
秦代虽短，却是文字统一、书法整合的重要阶段。天水、定西和镇原等地出土的《家马鼎》《诏版》《秦权》等，铭文显示的天真烂漫的线条美感和质朴生动的书法特色，说明，它们在秦代书法以至包括先秦的书法中，都可谓最具书法意味的作品。
甘肃书法在两汉的四百年里，以其绝对优势领先于全国。除十多件古纸墨迹堪称“中国之最”（最早的纸上书法）外，数以万计的《甘肃汉简》所反映的小篆、古隶、分书（汉隶）、草、行、楷以及各种在变中的过渡书体，创造了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书体演变和形成的无比辉煌；经过1800多年至今完好保存于成县的《西狭颂》摩崖刻石等，在中国书法史上传唱了一支永恒名歌。甘肃的两汉书法“已成为古代书法的海洋”。同时，产生了李陵、张芝、赵壹、梁鹄、仇绋、仇靖等名垂青史的书法家和书法批评家。
从魏晋一直到宋代，在这长达七百年的中古史期中，甘肃书法进一步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长戏大剧，数以万计的《敦煌遗书》，构成无所不有的重大板块；截止目前发现中国最早的石窟纪年题记——公元420年书题于炳灵寺石窟的《崔琳题记》，以及《大代碑》《南石窟寺之碑》《王司徒墓志》《新路颂摩崖》《哥舒翰纪功碑》《承天观碑》《王母宫颂碑》《吴挺碑》《西夏碑》等存留各地的大量刻石和铜器、漆器、砖铭等遗迹，足以说明甘肃书法在整个书法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且，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到宋间，出现了以“章草宗师”索靖为代表的书法家，李思穆、傅昭、吴郁、胡霈然、令狐大娘、李白、李范、李璆、李清、李枢、王仁裕、吴玠等书法家的接代辈出，为甘肃书法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安氏家族几代人以刻碑而名的史实，也说明宋时的书法，尤其刻石书法十分兴盛。
公元11世纪后的金元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吐蕃、党项、蒙古等民族政权轮番兴居，经济破坏较大，甘肃书法发展亦显迟滞，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态势。虽也产生了像傅慎微、余阙、边武等书法家，但除像《黑河建桥敕》《赵孟頫书赵世延家庙碑》等一些碑刻、摩崖书迹外，未能出现名显于史的书法作品。
明清两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振兴发展，甘肃书法逐渐走出低谷，迎来一季新的春天，以《肃本淳化阁帖》的翻刻为标志，复起了可喜势头。天水的《集王羲之书二妙石刻》《赵孟頫草书诗碑》，岷县《文征明诗碑》，庆阳《黄庭坚云亭宴集诗碑》，临洮《记开煤山稿》；清代留存《吴大澂三关口碑》《大河店修路碑》《宋琬杜诗刻石题后》以及省内各地数以百计寺、观、祠、塔、楼、桥、墓、坊等重修或纪功书刻，都是明清五百多年间产生的书法遗迹。此间出现了李梦阳、米万钟、胡缵宗、释悟瑁、田盛、王了望、张美如、朱克敏、刘翰华、孙海、安维峻等书法家，对甘肃书法的传承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
公元20世纪到来，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革，传统的书法整体上受到冲击。但在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兴旺的同时，甘肃很多学者教授、诗人文豪积养以发，或守案深研，或纵情笔墨，带动书法出现了转捩性的发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产生了以魏振皆为代表和蔡后庵、韩定山可厕列的甘肃书坛百年来三位翘楚；同时涌现出刘尔炘、范振绪、裴建准、水梓、张邦彦、牟月秋、魏绍武、丁希农、冯国瑞、张孝友、魏学文、邓博五、沈年润、康务学等一批较有影响的书法家，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宝贵墨迹。
1979年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科技教育和文化艺术事业的蓬勃兴旺，甘肃书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时期。以尹建鼎为会长的全省第一个社团组织“兰州五泉书画研究会”于1979年5月率先成立，接踵，由杨志印任会长的“兰州飞天书画学会”、陈伯希任会长的“甘肃省书法研究会”和由王创业任组长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甘肃分会筹备组”等相继揭牌，标志着甘肃书法驶入有组织发展的航程。1979年12月，由沈年润组织主持的“职工业余书法学习班”在兰州市第一工人俱乐部宣告开学授业，书法教育亦由此拉开帷幕。书法组织的纷纷建立，引发展览、交流等活动的开展，几年中先后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展、西北五省区书法篆刻展等展览，有些书家的作品在国内外其他多个展览中展出。同时，书法的学习、研究蔚成风气，在全省较大范围掀起了一股汉简热和写经热，赵正的汉简研究成果《汉简书法艺术》和《简牍书法》先后于1982年、1985年出版，徐祖蕃编选的《汉简书法选》和《敦煌遗书书法选》相继面世，不仅进一步刺激了更多书法爱好者对汉简、写经书法的学习兴趣，而且对树立甘肃地域书风起到了夯基作用。此间，一大批中青年书法家相继涌现出来，活跃在书坛，为振兴和繁荣甘肃书法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篆刻，古人视为“雕虫”和书法的附庸，多未所重。甘肃的篆刻，同书法相比较为迟滞，遗存亦少，19世纪中叶以前无一史载其名的篆刻家，仅零星保存一些印迹。
目前能见到的甘肃篆刻，以西汉《无当司马》铜印，汉代《军司马印》《别部司马印》《胡王归护印》《隗贲印》《揉》《左宰》《东门封印》《骑部曲都》《部曲将印》《赵猛》等汉官、私印最为宝贵。魏晋时期存迹不多，现藏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的北魏《振武亭侯》鎏金铜印，出土于西河县境内的《魏归义氐侯》《晋归义氐王》《晋归义羌侯》等少数民族王侯金印和魏晋时期氐、羌下级官吏的一些印章，酒泉境内出土的晋《裨将军印章》等，可弥足其珍。《敦煌遗书》不仅是中古时期甘肃书法的“世界公园”，也可谓唐宋甘肃篆刻的“闺中宝库”，大量的钤盖在经卷文书上的各种印迹，如《瓜沙州大王印》《凉州都督府之印》《归义军节度使之印》《敦煌县之印》等官印，以及藏经印、道真章、私印、朱记、鸟形押印等多种印迹，集中地显示了当时篆刻的兴盛。金元时期到明代五六百年间，甘肃篆刻沉入低谷，至少，除可见少量的金代《都统之印》《杨王孙（双面铅铁印）》和《泾州之印》，以及皋兰出土的西夏文《首领》铜印等外，目前很少看到元明印迹。
清以降，到清中叶，甘肃篆刻发展起来。以承法皖浙二派遗绪、力追明代文彭印风的唐琏为代表，开启了甘肃篆刻的新纪元。同时，吴俊三、张敬行、刘庆笃等印人渐显印坛。以公元20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甘肃篆刻走向新高，丁希农、邹梦禅、李泽夫、刘冰庵、叶雨尘、雷石洲、李更生、陈少亭、骆石华、度北辰以及应中逸、靳鉴、俆祖藩、华民、郑铁林等印人，促进了甘肃篆刻艺术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骆石华为旗手，带动甘肃篆刻事业日益兴盛，同时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印人，活跃在印坛，使甘肃篆刻艺术呈现出一个朝气蓬勃的发展局面。
第二节 书法
一、刻划符号、玉刻甲骨吉金书法
（一）刻划符号
汉字的起源即书法的起源。刻划符号是“先文字”的形态，也是“书法始祖”的形态。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刻划符号是距今约8000年的河南“舞阳龟甲刻划符号”。而于甘肃秦安出土的“大地湾彩陶刻划符号”距今有7300年至7800年；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彩陶刻划符号”距今也有5000多年历史。这就是说，甘肃是汉字及书法的发祥地之一。
彩陶刻划符号 位于陶器口沿或中部。刻、写的直线或曲线相交、或并列、具有一定记事意义的文字性符号，多为↑、∠、)(、)I(、D、》、4 、 、等形状，不仅是汉字的初期形态，也是书法的初期形态。以原始审美观念下的线条美韵为依托，或重或轻，或长或宽，表现出真实的“原始书法”风貌。
（二）玉铭书法
目前发现的玉铭书法很少，早期的书迹更是凤毛麟角。书法自刻划符号演进到商代甲骨文字系统有着一个漫长的时期，遗憾的是，这期间四千余年历史，甘肃尚未发现足以资鉴的器物。就商代言，能拿得出的证据也十分有限。
作册吾玉戈铭 这当是目前所见惟一的一件商代玉铭。系青白色礼仪玉器。长38.9厘米，宽8.5厘米，重346克。1978年出土于庆阳野林村，现藏庆阳博物馆。玉戈援部后端阑前纵刻“作册吾”三字。作册，官名，相当于史官；吾，私名。作册的任务是将宫廷的大事件记录下来，写在典册内。此玉戈当是商王赐予史官的赏物，史官吾刻铭以作纪念。三字铭书体因袭甲骨文而寓篆意，用笔（刀）劲利，笔画纤细，自然匀停，结字工稳谨严，古厚而秀雅，可谓晚商时期书法静态美、遒劲美的典型风格。
西周以来，特别是到中古、近古时期，也有一些玉铭，如秦代的《谷纹玉璜刻铭》等，但由于铜、碑、石、简等书法资料已成主体，玉刻以至玉书文字已退居其次。
（三）甲骨书法
甲骨文字是殷商时期书法的主要形式之一，西周早期也有一些，但已非西周书法的主要形式。甘肃遗存的甲骨书法极少，仅有的一点资证也是西周时期的，商代甲骨文字迄今尚未发现。
象牙刻辞骨牌 出土于天水古墓。共8枚，刻有“周行”、“天下”、“绵交”等铭文。从书体看，已是殷墟甲骨卜辞的嬗变，与陕西周原所出西周甲骨文字亦存大异。这些刻辞，完全是近于西周时期铸铭大篆的书体形态，尽管“周”字篆法独特，不同于其他写法，但书刻古朴婉劲，线条浑厚粗重，形成一种“骨上铸铭”的特有风格。《骨牌刻辞》说明，甘肃书法在西周时期的演变发展步伐较快，已逐渐地挣脱殷商甲骨书体、书风的羁绊，向大篆递进了。
（四）吉金书法
所谓吉金书法，就是所有铸、刻在金属器物上的铭辞。
甘肃的吉金书法资料较多。商周时期是青铜器制作的辉煌时期，因之留下一些珍贵的书法资料。最早的当数泾川出土、庆阳博物馆和省博物馆所藏的《亚母铜鬲》《鸟祖癸铜爵》《父辛铜鬲》《父丁铜角》等商代青铜器铭。西周时期的吉金器铭，主要以1972年于“文王伐密筑灵台”的灵台县白草坡出土的一批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占先，如《徒遽×铜盉》《×伯铜卤》《父作祖癸乙铜盉》《×伯铜卤》《×伯方铜鼎》《×伯铜簋》《×伯铜盉》《×伯铜尊》《吕姜铜簋》等；其次有宁县谢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的《中生父铜鬲》、《师伯铜×》等。春秋战国时期的吉金书法，首先以1919年出土于天水（今礼县大堡子山）的《秦公簋》最具代表性；其他有春秋《秦公铜鼎》，战国《梁邑布币铭》《蚁鼻钱铭》《齐法化刀币铭》《天水家马鼎》等。秦汉时期有《秦权》《秦诏版》《秦半两铜币》《汉兴钱币》《新莽衡杆铭》《新莽量铭》《新莽大泉五十铜钱范》《凉造新泉》及诸多镜铭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有《蜀汉铜镜铭》《弩机铭》《北魏铜造像铭》《北周天和六年铜造像铭》《铜虎符》《唐释迦牟尼佛造像铭》《嘉福寺宝珠铁塔铭》以及《刘备五铢》《西晋合背五铢》《隋五铢》《开元通宝》等历代钱币铭文。宋元明清主要有《明昌铁钟铭》《金代铜镜铭》《佛朗机铳铭》《旋风炮铭》《泰和铁钟铭》《镇远桥将军铁柱铭》《元铜权》《宣德炉铭》《覆体塔铁铃铭》《明水月观音铜像铭》《大明正德铜炉铭》《送子观音银簪铭》《清船形锡盒铭》《提梁锡壶铭》《宣和通宝钱范》及历代镜铭、钱币等。民国时的吉金文字较少，至当代更是凤毛麟角。
商代铜器铭 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一般器铭字数较少。《亚母铜鬲》铸“亚”字形图案，下有一“母”字，在器内沿下颈腹处；《鸟祖癸铜爵》铭为“鸟祖癸”三字，《父辛铜鬲》铭为“□父辛”三字，《父丁铜角》铭为“□父丁”三字，这三器铭全铸、刻于 内腹侧。与常见商代铜器不同的是，这些器铭书体皆属甲骨文类，而不像其他国内所见都为大篆铸铭。由此推测，甘肃这些商器要早于晚商，至少当与《司母戊方鼎》《妇好鼎》等名器同一时代，堪为甘肃吉金书法宝品。
西周铜器铭 甘肃所出商周铜器铭不多，也未见像国内其他地方所出的西周铜器铭那样长篇大论的铭文形式。从书法书体演变看，西周初期（即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时代）的金文，已从甲骨书系逐渐脱胎走向金文大篆，像《天亡簋》等。但甘肃所出这些西周器铭，依然地保持着晚商遗绪。《徙遽×铜盉》盖内铭为2行6字“徙遽 作父己”，“徙遽×”当为执掌传递军政信息的长官，“己”为其名。《×泊卤》为盖内与腹底6字对铭“×泊作宝尊彝”；《祖癸乙铜盉》为“父作且（祖）癸乙”5字铭；《□伯卤》盖内及腹底对铭6字“□伯作宝尊彝”；《 □伯方鼎》内壁有“□伯作宝尊彝”6字铭；《□ 伯簋》腹内底亦作上述6字铭；《 □ 伯盉》盖内铭同上6字，×内又有“ □ 伯作”3字；《 □ 伯尊》底内亦为上述6字铭；《吕姜铜簋》为“吕姜作簋”4字铭；等等。灵台白草坡共出24件铜器，铭文内容为详实记录×伯、 □ 伯以及子菱、父辛、御仆徙、吕姜等西周早期的陇东方国名、官职名、地名和人名，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书法意义。
宁县谢家村所出《中生父铜鬲》为甘肃所见铭文最多的周器，口沿内一周铸有“中生父作井孟姬宝鬲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19字。其中“井”为国名，“姬”为姓，“孟”为排行。此鬲为西周贵族中生父为其嫁至井国的长女所作的媵器；《师伯铜×》仅“师伯作中姞×”6字铭，当是某军事长官师伯为其夫人中（仲）姞所作的盛器。
秦公簋 前603年—前577年秦桓公时期的铜器。1919年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包括器铭和盖铭，共105字。系用戳子翻印在模范上的钤打作品，制作方法独特，在先秦器铭中十分罕见，马衡认为“是活字印刷的鼻祖”。字形趋方，紧凑严谨，书体近似《石鼓文》，用笔刚健圆劲，优美生动，是春秋时期吉金书法的杰作。
秦公铜鼎 出自礼县大堡子山，现藏省博物馆。腹壁刻“秦公作铸用鼎”6字。字形匀整，笔势畅劲，是填补甘肃春秋早期青铜器空白的鼎器书作。
梁邑布铭 战国时期韩、赵、魏等国铸行货币。出土不详，现藏兰州市博物馆。平首、平肩、方足、方档，正面铸有“梁邑”二字。字形具齐鲁金文风格，具装饰性，用笔遒劲，线条疏挺，堪为战国钱币书法佳作。
天水家马鼎 1971年出土于礼县蒙张村南山，现藏礼县博物馆。战国末期秦国的作品。腹与盖刻有“天水家马鼎容三升并重十九斤”13字。古隶。国内目前所见战国秦器铭文中，多为篆书，古隶书体作铭者并不多见。此鼎充当了占山为王的角色，在甘肃吉金书法中堪为珍贵。
秦权 权即秤砣，为秦代诏权。1967年出土于秦安上袁家，现藏省博物馆。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与二世元年（前209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铭40字。篆书。书法风格类于《秦诏铭》。
秦诏铭 诏版即秦统一度量衡向全国颁发的诏书（亦称令诏）铜版。在量、权、诏版上直接凿刻的诏书铭，就是秦诏书法。定西和镇原先后出土的《秦诏铭》内容相同，字形长方，大小、正斜、疏密不拘，虽为急就凿刻，但书体风格基本一致，刀笔刚直灵动，率意质朴，展现出天真烂漫的线条美感和自然、劲拙的书法特色。诏铭在秦小篆作品中是富有书法意味的生动佳构。
新莽衡杆铭 衡杆即秤杆。铜质。扁平长方体，长64.74厘米，厚1.6厘米，高3.3厘米。中部刻铭20行，计81字，内容为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初颁天下，万国永遵”的统一量、衡器的诏书。1926年在定西巉口乡发现，共有权量、衡杆8件，7件皆有铭。历易其手，其中3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余5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8件权杆衡器是迄今国内发现仅有的新莽时代之物。《衡杆铭》书体工丽严整，字形扁方而方圆并使，纤细劲挺，可谓王莽时代篆书精品之作。
新莽量 从新莽量、衡器铭书体来看，皆是王莽实行“托古改制，标榜正统”，使西汉晚期已然形成的汉篆风格回变，既不同于汉篆又异于秦小篆的新的篆书风格。《新莽量》字形长纵，结构见方，上密下疏，书写规整，用笔方直，线条劲挺，是与《衡杆》不同的一种“新篆”作品。
蜀汉铜镜铭 天水出土。直径14.7厘米，厚0.3厘米，重450克。现藏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蟠螭纹外区双弦间铸隶书铭24字：“章武元年二月作镜德扬宇宙威震八荒除凶辟兵照民万方。”“章武”为刘备在成都称帝的年号，章武之年即公元221年。从镜铭可知系蜀汉铜镜。书法浑穆端庄，颇有气势，是为佳作。
铜虎符 隋大业三年（607年）后的军用品。1974年出土于庄浪。14枚。正面皆刻小篆“某某府”，背刻“某某卫”（虎符编号）。线条劲利，一展隋代篆书风貌，弥足珍贵。
二、刻石书法
刻石书法即摩崖、石刻、碑碣墓志、塔幢刻经等所有石上题刻书法的总称。甘肃的刻石书法资料十分丰富。
（一）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以东汉《西狭颂》最为著名；其次是明《肃本淳化阁帖石》和清代的《天水二妙石刻》。其他有东汉《耿勋表》；北凉《石塔刻经》；北周时期的武山《拉梢寺摩崖》；唐代的西和《新路颂摩崖》；北宋时的庆阳《天庆观老子道德经幢》，徽县《新修白水路记》，永登《荨麻湾摩崖题记》；明代的礼县《龙鳞桥摩崖》，清水《代沟修路摩崖》，徽县《虞关修路摩崖》《钟公路摩崖》《明诗题壁》《石峡路摩崖刻石》，临夏《泄湖峡河桥摩崖》《记开煤山稿》《土门关河心刻石》，山丹《锁控金川刻记》，合水《碧落霞天刻石》，兰州白衣寺《耸瞻震旦石匾》；清代的文县《火烧关重修道路摩崖》，卓尼《比丘修路记》《开修九巅山粮路记》《王公桥题刻》《重修九巅峡石桥记》《何建威题壁》《利有攸往摩崖》《捐廉重建摩崖》，成县《飞龙峡题壁》，兰州七里河《药王洞题刻》，宕昌《邓邓桥悬崖题壁》；民国时的渭源《兴古为新摩崖题刻》，卓尼《何世英饬炸峡石颂》等等。
西狭颂 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别称《惠安西表》《李翕碑》《李翕颂》《黄龙碑》等。东汉建宁四年六月十三（171年8月2日）摩崖书刻，位于成县西12公里的抛沙镇东营村丰泉峡石崖上。“汉三颂”之一。仇靖书丹，文20行，行字数不等，计385字，颂扬汉武都太守李翕开拓西峡道路事。上端竖刻“惠安西表”篆额，右上刻有黄龙、白鹿、木连理、嘉禾、甘露降（承露人）“五瑞图”，左、右、下三侧刻有宋以来历代题记。结字势方意圆，用笔生辣而劲拙，波挑多变，其古而肆、虚而和的风格极具特色，是迄今1830多年仍保存完好、饮誉中外书坛的书法瑰宝。
新修白水路记 全称《大宋兴州新修白水路记》，俗称《大石碑》，位于徽县白龙江北岸的崖壁上，高2.75米，宽1.82米。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雷简夫撰文并书丹。额篆书；文楷书，计26行，每行37字，共962字。由于碑面凹进石崖有25厘米，避免了风吹雨淋，碑文文字至今保存完好。碑文记述了九百多年前官府避开青泥岭旧路，新修白水路的全过程，是研究我国古代蜀道兴废变迁和交通运输以及邮递发展情况的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资料。书法厚朴劲健。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王昶称：“简夫此文，可与汉之《鄐君开通褒斜道》、魏之《李苞通阁道》题名并垂不朽。”
记开煤山稿 位于临洮黑甸峡西岸。行书14行，记述杨继盛被贬谪临洮期间开采煤矿、便利民生事。书法朴厚自然，意切情真，堪为明代摩崖之佳构。
肃府本淳化阁帖石 宋淳化三年（992年）翰林院学士王著奉太宗之命，仿摹秦、汉、三国、魏晋十六国、隋、唐等各代著名书家真迹，用枣木板刻成《淳化秘阁法帖》，因名《淳化阁帖》，拓本分赐大臣。明初，朱元璋赐其子肃王朱瑛一部宋拓《阁帖》；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肃宪王朱绅尧令人摹书上石，断续相承，在其子朱识鋐主持下于天启元年（1621年）完成，历时七年共刻富平石149块并藏于肃王府（今甘肃省人民政府院内），因称《肃府本淳化阁帖石刻》，简称“肃府本”。后遭兵燹部分被损。至清顺治三年（1646年），关中人费甲铸用“肃府本”翻刻成“关中本”或称“陕西本”，今藏西安碑林；顺治十一年（1654年）后几经补刻仍有损坏，至刘尔炘补刻木版40块复以完璧。现存帖石141块（缺跋）于省博物馆。
全帖分为十卷。《历代帝王法帖》为第一卷，收有汉章帝至唐代19家帝王的书法；《历代名臣法帖》为二至四卷，收有东汉张芝至唐（刘宋）薄绍之等67家书法；《诸家古法帖》为第五卷，收有自仓颉至张旭等17家的书作；《王羲之书》为六至八卷，《王献之书》为九至十卷，收进“二王”法书237帖。篆、隶、草、行、楷诸体咸备，集中展示了自公元2世纪到9世纪我国历代书法艺术风貌（可能因为翰林院学士王著个人喜好的缘故，《淳化阁帖》中未收一件颜真卿的书法作品）。
“肃府本”是我国现存《淳化阁帖》中最早、最完整并最具影响的刻石集群，摹勒俱精，有人誉称“新旧不爽，毫发俱在，与宋本无异”，是一份产生并留存于甘肃的宝贵书法资源。
天水二妙石刻 原石不存，天水市博物馆藏有初拓。拓本高24厘米，长1516厘米。卷首为杜甫半身线刻像，接踵是宋琬的《杜甫像赞》，正文（辑录杜甫秦州杂诗60首）共计3241字，卷尾有党崇雅、东荫商、王一经、郭充、聂介、邓旭等6人的跋和宋琬的总跋《杜甫石刻题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陇右道佥事、清诗人宋琬（山东莱阳人）捐俸整修杜甫祠，聘皋兰钩摹名家张正言、张正心集王羲之书，摹刻杜甫旅居秦州、同谷诗作60首，计34石，并“爰建一亭，列石于其壁”；宋琬作《杜诗石刻题后》以记。刻石初成时称之为《杜诗石刻》，称之为“二妙”是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离任秦州知州的王宽题诗《题二妙轩碑》中的“千秋余二妙”句得来。集字虽杂，但章法呼应，血脉贯通，因取诗妙、字妙意谓之“二妙”。 此石书法具有很高的的艺术价值，是继《肃本淳化阁帖》后的又一精品之作。
何世英饬炸峡石颂 全称《甘肃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何世英饬炸峡石颂》，位于卓尼县九巅峡下游桥道坡栈道以南崖壁上的《重修九巅峡石桥记》左下方。高56厘米，宽84厘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书刻。行书，秀雅圆健，潇疏空灵，可谓石刻书法佳作。
（二）碑碣、墓志
甘肃历代以来的碑碣、墓志数以百千计，存世原石或拓片具有书法价值的也不少，如北魏时的《大代碑》《南石窟寺之碑》《王司徒墓志》；唐代的《青海王慕容忠墓志》《弘化公主墓志》《哥舒翰记功碑》《唐狄梁公之碑》；宋辽金时期的《重修西禅院记》《王仁裕神道碑》《承天观碑》《西山王母宫颂碑》《西夏碑》《忠烈吴公祠记》《黑河建桥敕》《吴挺碑》；元代的《四面道流碑》《赵孟頫书赵世延家庙碑》《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敕大庄严禅院题额》《大元敕赐西宁王碑》；明代的《大明敕赐灵应寺记》《游万象洞诗碑》《彭泽墓志铭》《主山白云洞记》《赵孟頫草书诗碑》《文征明诗碑》《黄庭坚云亭宴集诗碑》《嘉峪关漫记碑》《金城杨氏先墓记》《碧血碑》《温泉诗碑》；清代的《徽州调停驿站碑》《重修关山驿路之碑》《创修石峡道路碑记》《吴大澂三关口碑》《平政桥碑记》《武威军营频年种树记》《重修杀贼桥碑记》《龙津桥碑记》《登嘉峪关并序碑》《重建龙湫神母祠记》《大河店修路碑》《革除关隘弊窦碑》《邓公墓志铭》《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民国时的《冯玉祥训示碑》《新建泾河长庆桥碑》《修建平凉八里河桥志》及于右任书《邓尚贤墓表》《马云亭纪念碑》《李公早勤墓志铭》三碑，1985年的《临洮三岔河大桥竣工纪念碑》等等。
大代碑 全称《大代持节豳州剌史山公寺碑颂》，书刻于北魏正始元年（504年）。出土时仅上半段，保存尚好，现存宁县博物馆院内。碑额为装饰性篆书；主碑文27行，行21字；碑下部文29行，行残存2—3字。北碑楷书，拙朴生动，多处以两点代替重复字的形式在碑刻中十分罕见。
承天观碑 额题《大宋宁州承天观之碑》，存正宁县博物馆。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兵部员外郎李维奉敕撰文，翰林待诏尹熙古奉敕书丹篆额。碑高2.72米，宽0.85米，厚0.22米。碑文行书，计30行。字迹清晰，保存完整，碑文在阐述道教教义的同时，描绘了当时承天观的宏伟壮观以及兴建的缘由，行文流畅，文采飞扬，堪为甘肃碑中珍品。书法出自《圣教序》，深得王羲之书法之精髓，同时又具有深厚的楷书功底，清劲秀爽。
王母宫颂碑 又称《西山王母宫颂碑》《天圣碑》，传碑文由陶谷撰文并书，所以又称《陶谷碑》，前后经历56年时间，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刻成而立。现存泾川王母宫文物管理所（俗称“三碑堂”）内。碑高2.83米，宽0.86米，厚0.18米。梯形碑额上刻有五寸篆书“重修回山王母宫颂”。根据史书中关于陶谷“善隶书”的记载，起初的碑文可能是隶书，遗憾的是，陶谷的隶书只留存了短短27年。现存玉箸篆书，出自当时因篆书而鼎鼎大名的南岳衡山的梦英和尚（与六朝陈僧智永、隋僧智果、唐僧怀素并称“潇湘四僧”，后世亦称“清前四僧”）之手，系陶谷去世25年后，时任镇宁军节度使的柴禹锡于公元998年命人将陶谷原字削去，以玉箸篆（亦称玉筋篆）书体所重刻（宋人朱长文在《续书断》记载梦英“效十八体篆书，尤工玉箸。曾至大梁，太宗召之帘前，赐紫服，去游终南山。当世名士如郭忠恕、陈希夷等皆以诗称述之”。西安碑林藏有《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宋梦英篆书千字文碑》等石刻）。碑文共20行，行46字，共残缺140余字。记述了回山西王母宫悠久的历史。书法极工，可谓国内发现宋代篆书刻石中的精品之作。
赵孟頫草书诗碑 在天水市北部天靖山麓的玉泉观“玉泉仙洞”内。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夏立。共四通，均高180厘米，宽78厘米。内容分别为李白、韦应物、王安石等人的五绝诗句，由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写，因草书内容为五言绝句，因又称之为《赵孟頫草书诗碑》。书法大气磅礴，线条苍劲圆浑，风格质朴豪放，观者无不为之而赞叹。
文征明诗碑 存岷县文化馆。从碑阴左下角的四行小字题跋中得知，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洮岷副使迟凤翔“因岷州字学不传”，以所持文征明83岁所书诗稿，命生员精摩上石，刻立于道署衙门前，俾士人取法。共二通，高180厘米，宽80厘米。碑的阴阳两面各刊刻一首七律诗，共四首，其中两首为春景诗，行书，字11厘米—18厘米见方。末有迟凤翔隶书跋。书法苍劲挺拔，笔力四射，极似黄庭坚典型书风。
黄庭坚云亭宴集诗碑 存庆阳县博物馆。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由分守河西道的陕西布政司左参议、南都陈凤摹刻。碑高2.25米，宽0.77米，厚0.21米。碑阳和碑阴前后刻有黄庭坚的一首五言诗，内容为黄庭坚中进士不久，在今江西省东北部的余干县任主簿时所作的一首在白云亭宴饮时的唱和诗，见《黄庭坚诗集》，全名为《次韵廖明略同吴明府白云亭宴集》。大字行书。碑阳首行题“云亭宴集”，诗文竖排，共4行，行14字，碑阴接碑阳诗文竖排，最后一行落款“庭坚”，碑的左边为小字楷书题跋。书法与黄庭坚名帖《松风阁诗卷》同路风格，弥足珍贵。
嘉峪关漫记碑 卧碑。石高59厘米，宽176厘米。藏嘉峪关城楼。书刻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内容为御史徐养量巡边至嘉峪关城楼时所作的一首《嘉峪关漫记》五言长诗。原无人注意，直到方毅副总理视察时称赞不已才被重视并保护起来。草书。用笔灵动纯熟，书法婉劲精妙，堪为明碑珍品。
吴大澂三关口碑 现存宁夏固原博物馆。清光绪元年（1875年），时任陕甘学政的吴大澂撰文并书。隶书。虽非其代表书体，但方正遒古的风格与其篆书同出一辙，堪为佳作。
大河店修路碑 现存徽县文化馆。共四通：前三通为主碑文，陕甘总督杨昌俊于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94年）撰文并书丹，隶书；后一通为功德簿，徽县知县张若金书丹，楷书。书、刻皆精美，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
三、简牍墨迹
简牍墨迹是构成汉代甘肃书法，也是汉代中国书法的重大板块。
自20世纪初到1985年,甘肃境内先后出土了战国至汉晋间的居延、敦煌（含旧称流沙坠简）、甘谷、武威简牍3万余枚。这些简牍墨迹，绝大多数出自河西地区汉设的烽燧亭障和汉墓，主要是记录汉代边塞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文经、诏令、医药、奏章等内容；从书法角度讲，是汉代民间书法的集中反映。
两汉时期，甘肃书法以其绝对优势冠领全国。先民们努力发扬自然表现主义和书法天籁精神，创造出亘古未有的各种书体并完成了这些书体的衍变和形成，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无以替代的先导意义。可以说，中国书法艺术之所以得以形成、发展并走向后来的辉煌，是甘肃先民在两汉时期奠定了基础的。
汉字的书体，在汉以前的一千多年里发展极为缓慢，只有甲骨卜书、大篆、小篆、古隶等。到了汉代，从甘肃简牍墨迹来看，除少量的小篆、古隶外，已以迅速态势由古隶而“隶变”出了分书（即通常所说的汉隶）、章草、今草、行书、楷书以及各种在变中的过渡性书体，不仅大大丰富了书法书体的种类，而且可以看出书体孕育、递变和发展的过程。
甘肃简牍墨迹，从有明确纪年看，最早的是西汉《元狩四年简》（前120年），最晚的是东汉熹平年间的《甘谷汉简》（158年—167年）。这些简牍中，类属明确的书体主要有六种。
（一）小篆类
从甘肃简牍中能见到的小篆类墨迹极少，仅有居延汉简中的《幸教牍》可独领风骚。其特点是构形纵长，下部笔画长拖且扭曲张扬，似有鸟虫篆、蝌斗篆痕迹，决非常见的秦小篆形态，已打破了原来的整饬对称，将小篆写成率意化，足见先民的书法创造意识。
（二）古隶类
古隶起于战国时期，是一种明显带有篆书结构却已省简很多、极少屈曲盘绕线条的介于篆书和分书之间的书体。《天水日书简》以及敦煌汉简中的《武帝诏书》《书人姓名觚》《效谷西乡习字觚》等即此类书体。
《天水日书简》出土于天水市放马滩1号秦墓，计460枚，现藏北道区文化馆。成册于战国将末的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可分为前本、后本及墓主记等三部分。皆为古隶书体，但风格有所不同。
日书简前本 计73枚。内容为《月建》等八章。字形略扁，用笔重起轻提，线条乍见分书的蚕头燕尾，时显短画迅跳，当为较出土于四川的《青川木牍》而早的古隶形态。
日书简后本/墓主记 计379枚。内容除与前本中《月建》等七章相同外，尚有有关禁忌诸文，计20章；《墓主记》8枚，系纪年文书。皆是秦王政八年的抄本。结字宽博疏朗，用笔厚重拙朴，结体上攀大篆、下挽分书，笔画省简，线条干练，二者书体一正一倾，各具特色，皆已显现出相对规整的古隶形态与风格。
敦煌汉简中的《武帝诏书》《书人姓名觚》《效谷西乡习字觚》等，各自的书法风格有所不同，《诏书》雍容清逸，《姓名》浑厚端庄，《习字》则宽厚温穆，其共同特点是构形古拙存有篆意，线条圆润略见变化，除《诏书》微带折笔外，其余多以圆弧左行而书，从这些简可以看出古隶类简牍墨迹的主要特征。
（三）分书类
分书即常说的隶书（汉隶）。汉代是“隶变”完成时期（即由大篆而古隶、而分书），甘肃简牍墨迹最全面、最翔实地反映了隶变的过程。甘肃简牍墨迹中，分书占有很大比例，而且多变的风格体现出民间书家强烈的创造意识和书法审美的多变性与自由性，不少墨迹都是书法精品。如西汉时期的《太始三年》《督侯史广德檄》《贳卖衣财物名籍》《甲渠侯官名籍》《五凤四年》《居延丞相御史律令》《劾四望状》《万世燧长病牒》《武帝临终遗诏》《酥油土木简》；新莽时的《相宝剑刀》《始建国三年》《玉门大煎都折伤簿》《复汉元年》；东汉时期的《侯粟君所责寇恩事》《燧长党病书》《仪礼甲本》《王杖诏令》《王杖十简》《武威医药简》《甘谷汉简》等著名墨迹。
甲渠侯官名籍 这是公元前56年的墨迹。字形趋扁，结体和用笔皆走向成熟，并出现了粗肥笔画，其风格特点十分鲜明。
贳卖衣财物名籍 书于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背署“侯史充国”四字，虽不一定是西汉名将赵充国的笔迹，但字里行间透射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英武气概。字形强调横势，用笔雄强，线条厚重，实为精品。
相宝剑刀册 是《汉书·艺文志》所载佚书《相宝剑刀》的部分抄本，共6简。结构横扁，十分匀整，笔画少变化，意在追求官方分书的严肃风格。
建世二年 此简是赤眉起义军记事简。分书中略掺行书笔意，尤其“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长垂，显示出义军横扫腐恶的英勇气概。
燧长党病书牒 牒，是汉代一种用于人事任免、鞫讯、罪责、伤病、债务、验问、举贤等事项的往来公文。此牒书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章法极为疏朗，空灵大度，节奏感强，是简牍墨迹中的佳作珍品。
仪礼简甲本 《仪礼》简称《礼》，是儒家经典之一。此简1957年出土于武威磨嘴子汉墓。书写工整劲利并求变化，字距较大但上下有应，开了著名碑刻《乙瑛》的先辙，是为精构名简。
王杖诏令册 此简书写风格迥异，字形趋方，结构宽博，用笔方圆并使，线条爽劲，显示了律令的神圣和严谨，以及统治者对待老年人的宽厚、仁爱和孝道伦理思想。
甘谷汉简 此简记载桓帝时的宗正府卿刘柜为县乡官吏对皇族宗室“横加 辱”、侵犯利益事，是上奏皇帝请以诏书形式颁布州郡奉行的文书。为典型的民间墨迹，流畅洒脱，夸张恣肆，表现出一派率朴、天真之态。
（四）草书类
甘肃简牍墨迹中，章草相对成熟，今草（即常说的草书）尚在演变之中。章草简牍主要有西汉时期的《甲渠鄣侯谊》《买卖布牍》《青堆》《角乐 得守左尉过所》《始建国元年》《建世二年二月》，新莽时的《王骏幕府奏书稿档案》；东汉时期的《误死马驹册》《武威药简》《致尉曹吏书》《致张椽执事书》《劾守塞尉党状》《致丘君书》《士吏出入簿》《凤报某人书》《致伯先长公书》等；汉代的今草尚在演变之中，皆带有章草意味，且可见墨迹亦相对较少，著名者如《永元兵器册》《邮书记录》等可窥其概。
甲渠鄣侯谊 书于西汉中期（前140年—前49年）的武、昭、宣时代，是甘肃简牍中所见最早的章草类墨迹。从中可见，分书为基，笔画草写，已具备章草书体的基本特征——草写隶书。
觮得守左尉过所 “过所”，相当于现今的通行证。这是西汉晚期的墨迹。较之《甲渠》风格大异，字形被拉长，写法随意并具有了今草意味，且用笔灵动多变，富有个性魅力。
王骏幕府奏书稿档案 这是汉简中很值得称道的新莽时代的墨迹，书者可能就是“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王骏本人。1979年于敦煌马圈湾汉塞遗址出土。书以章草主阵，兼杂今草笔意，可谓精品之作。
误死马驹册 此简写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是章草书体的典型，自1974年出土以来一直名享中外。书法“风扫长天，烟拂大漠”，以一泻千里的抒情气氛和挥洒如意的笔致韵律，展示出书者的精神风采。
武威药简 东汉早期（公元26年—88年）墨迹，1972年出土于武威东汉墓。构形随意，大小不拘，疏密自由，并由此开书法雄强粗犷之北派书风，十分珍贵。
致尉曹吏书 东汉民间日常书信。其书法是极具特色的戛戛独造之作，最大特点是以秃笔而书，线条淳厚，简洁凝练，含蓄典雅，与“天下第一法帖”晋人陆机的《平复帖》放在一起比读，体势向背，风格极似，令人惊讶，实属精品佳墨。
永元兵器册 是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年—105年）有关兵器数量的流水账般的报表记录。1930年发现于张掖。77枚木简串编成册，十分完整。属初时的今草书体，点画含蓄，意味深远，具极为重要的书法鉴赏价值，堪为精构珍品。
邮书记录 书于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为书信邮递驿站的收发记录。今草书意多于章草，而章草的用笔犹显。笔画厚重饱满，意趣浓烈，可谓今草书体走向成熟期的资鉴之迹。
（五）行书类
行书书体是在俗为书写中形成的无定制的书体，并非楷书产生后的半真半草而为。它产生很早，只是表现形态不同。人们观念中的行书，也是在“隶变”过程中形成的，到东汉晚期成熟。甘肃简牍中的东汉早期行书墨迹，多属含有草书、分书笔意的一些“大象无形”之迹，如武威医药简中的《治伏梁裹脓》《治千金膏药》《治久泄》《治久咳》《治痹手足臃肿》《千金不传》等药方，居延汉简中的《燧卒病情簿》《卅井塞尉檄文》；东汉中期的行书已初步成形，如《玉门官燧次行牍》等。
治伏梁裹脓方 欲将分书随意而成章草，但并未写成章草，反而成为行书化了的过渡书体，这就是反映在甘肃汉简中的行书类墨迹。
治千金膏药 相对说，这个药方的行书要比《治伏梁》成熟多了，不少笔画已摆脱分书的规制，成为行书的要求。
事实上，武威汉简中的很多医简、药方简都是此类行书墨迹，只是风格不同。
燧卒病情簿 居延汉简。无明确纪年，推为东汉早中期墨迹。历经辗转，现藏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很多字分书意味很浓，但简末“伤寒”二字已是十分精彩的行书形态，用笔提按意识很强，书写率意，属平和一路的行书风格。
卅井塞尉檄文 此简二枚，现藏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出于底层官吏之手的民间行书墨迹，书者强调笔的提按，笔画横瘦竖肥，章法参差起伏十分突出。
玉门官燧次行牍 书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敦煌汉简。“次行”是逐燧行递布达之意。行书颇具特点，字形略斜，用笔注重起收并已见楷法，可见行书发展到东汉中期已向成熟迈步了。
（六）楷书类
楷书虽在魏晋才完全成熟，到唐代达到极盛，但在东汉简牍墨迹中已经显示出基本特征，武威药简中的《奏男子七疾方》和敦煌汉简中的《汉亭吏逯进言》等墨迹已作了最好的说明。
奏男子七疾方 武威医药简是东汉早期的墨迹，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和针灸学等，含各种医方30多剂、药物近百味，为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医药学典籍，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奏男子七疾方》是其中医方之一。就书法言，虽然表现出的楷书形体仍“拖泥带水”，但它已经拉开了楷书形成的序幕。
汉亭吏逯进言 敦煌简牍。系特色十分鲜明的东汉晚期楷书墨迹。此牍结构疏朗，行笔骨重而气畅，点画尤为清晰，不少字已是成熟的楷书形态，而且写得十分漂亮，是为甘肃简牍中的墨迹精品。
四、敦煌文献书法
敦煌文献，即于公元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后发现的从西晋一直到宋代七百年间的六万余件经卷、文书等墨迹。内容涉及宗教、哲学、艺术、文学、书法、科技、经济、军事、政治、民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被学界称之为“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学术海洋”和“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藏经洞的开启，引来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日本桔瑞超、沙俄瓦西里耶夫及其门徒鄂登堡等人轮番“考察”，大量珍贵文献以至“最菁华的部分”和“许多孤本”被骗劫而去，加之部分损毁，国内余存仅三分之一稍多，约有一半分藏于英、法、日、俄等国家，部分散落世界各地。甘肃本土11个单位共藏696件，其中敦煌研究院383件（包括日本青山庆示先生1977年捐赠8件），省博物馆138件，敦煌市博物馆81件，省图书馆32件，西北师范大学19件，酒泉市博物馆18件，定西博物馆10件，永登县博物馆8件，高台县博物馆3件，省中医学院3件，张掖市博物馆1件。
敦煌文献亦即敦煌书法，是国际显学“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鲜活的手书墨迹，是继两汉简牍之后甘肃古代书法，也是中国古代书法最丰富、最系统、最珍贵的板块遗存。其明确纪年，最早的是抄写于西晋永兴二年（305年）的《大般涅槃经》，最晚的是前苏联公布所藏文献目录中的第229号遗书，时间为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从中外各地存世文献的时间和数量说，数万件遗书中，多是隋唐和吐蕃、归义军时期的墨迹，其他时代相对较少。
敦煌文献同甘肃简牍一样，开写了中国民间书法演变、发展的绚烂历史。主要特征是：第一，由于大部分为佛教经卷，所以书法风格赋予了特定内涵和意义，这是由这七百年间的文化背景和审美趋向所决定的。东晋南朝以后，文化中心南移，南方掀起玄学等思潮，而这里依然保持着以往的儒学传统，因之敦煌书法风格的演变自然地融进了北碑时尚。第二，由于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战乱频起，7世纪—9世纪历时二百年的吐蕃统治及其他少数民族轮番入占敦煌，加之“隶变”已经完成，书法的书体已然完备，所以在书体演变的程度上放慢了步履，而主要是朝着书体楷化和风格的塑造探索发展。第三，由于书写材质变为以纸代简，书写运动幅度、笔势、墨性等发生了变化，因而书者的情趣、书法审美等产生了不同于简牍的特点。
敦煌写经的作者，除少数士族显达之外，多为接受过书法基本训练或严格考核的寺院经生、经生手或僧侣，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卑微，并不大通字学，书写中俗体、错别字时出，但就书法水平而言，决不乏堪与书法名家比肩抗衡的精品佳作。
敦煌文献中的书体，有楷书、草书、行书、篆书以及各种过渡性书体，还有些属于美术字类的墨迹。最为显著的是“敦煌经书”，即狭义上的类楷书的经书体，或称之为写经体、经生体。隶变在汉代完成后，接踵而来的是楷书走向臻熟，而迈出的第一步是“魏楷”兴起。反映在敦煌书法中，从早期尚存分书意味的一些“汉楷”样式，逐渐地形成以“魏楷”为基本特征而自成体系、颇具特色的经书体，突出地反映了敦煌书法特有的本质风貌。
（一）敦煌经书
经书体是两晋以来寺院抄写经籍的主要书体，从演变发展过程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自西晋经十六国、北魏、西魏至北周（公元305年至580年），这270多年为第一阶段；隋唐时期（581年至780年）的200年为第二阶段；吐蕃至宋（781年至1006年），即自中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吐蕃占领敦煌及张、曹归义军时期，经晚唐、五代至西夏统治时期，这220多年为第三阶段。
敦煌文献经书体书法，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道行品法句经》《三国志·步骘传残卷》《康那造幡发愿文》《大般涅槃经》《十诵比丘戒本》《大慈如来告疏》《成实论卷第十四》《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六》《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四圣行品第七之四》《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四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四》《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方等陀罗尼经》《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第三十七迦叶菩萨品第十二之五/之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贤愚经卷第二》《妙法莲花经卷第一序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大智度论卷第三十四》《大比丘尼羯磨》《东都发愿文》《佛说佛名经》《六祖坛经》《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第四》《金光明经卷第廿四天王品第六》《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第十一》《晋春（阳）秋残战》《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第四》《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生经第一》及《欧阳询化度寺塔铭拓本》等；第二阶段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隋《大集经卷第十八》《华严经卷第三十七》《优婆塞戒经卷第十》《胜鬘义记》，唐《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七十五》《妙法莲花经卷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妙法莲花经卷第七妙音菩萨品第廿四/药王菩萨本事品第廿三》《究竟大悲经卷第二》《大般涅槃经卷第卅二迦叶菩萨品第一/第二》《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卷上》《金刚般若经残卷》《说苑反质第二十》《道经残纸》《道士索澄空题记盟文》《大般涅槃经后分卷第四十二》《阅紫录仪》《周易经典释文》《古文尚书卷第五残卷》《思溢梵天所问经卷第一/第二》《合部金光明经卷第三陀罗尼最净地品第六》《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九》等；至第三阶段时，写卷书体多样化起来，因之像前面的典型唐楷书品已较少，仅以《论语郑玄注卷第二残卷》《柳公权金刚经碑拓》等为鉴。
经书体的演变、成熟是与时俱进的，第一阶段的作品，字形明显纵方，且存分书笔意，转而融进北碑书风；第二阶段时已递变、发展成为典型的唐楷风格，法度谨严，民间书法也向士族书风靠拢，形成大同楷体书风；第三阶段时书体走向多样化，楷书退居其次，草书占了上风。
道行品法句经 甘博001号。黄麻纸本，写于前凉升平十二年（368年）。较多地保持汉简之沉雄朴茂的书法风格，用笔明起不收而重按，劲健挺拔，较之汉简楷书仍显“拖泥带水”，但已趋于楷书，是十分珍贵的在变中的楷书形态。
三国志·步骘传残卷 敦研287号。晋人写本，25行，440字。系西晋陈寿撰经传体三国史抄本遗存残卷。字形纵长，结体紧凑，分书意味仍存，用笔劲拙，古朴而典雅，是写经体楷书早期风格的重要代表作品。
大慈如来告疏 敦研0007号。北魏兴安三年（454年）写本。黄麻纸存书17行，行17字左右。字形趋方稍斜而紧凑，布局疏朗空灵，用笔朴拙浑重，是经体楷书风格独特的作品。
成实论卷第十四 S．1427。写于北魏永平四年（511年），前部残。字形趋于横扁，用笔娴熟，生动活泼，与当时碑刻书法风格相同，显然已融进北碑书风，是为经体楷书上品。
贤愚经卷第二 甘博004号。西魏时（540年左右）的黄麻纸写本，藏省博物馆。书法近于《成实论》风格，但更为纯熟，用笔灵动，笔势清晰，气韵贯通，系写经高手之作。
生经第一 P.2965。南朝陈佛经写本。卷末有“陈太建八年（576年）岁次丙申白马寺禅房沙门慧湛敬造……”题记。结字趋方，用笔轻灵，明起不收，随意自然，一派经体楷书的“入态”风格。
优婆塞戒经卷第十 甘博005号。书于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黄麻纸本。卷首缺残。题记6行。卷书已无分书笔意，行笔畅利，为隋代有纪年的楷书写本。
道经残纸 S.6140。唐代道教经籍写本，残存8行计59字。楷书微带分书遗绪而呈隋唐写经体形态，俊秀多变，清雅端庄，近似初唐书家褚遂良58岁时写的《雁塔圣教序》风格，是为佳作。
欧阳询化度寺塔铭拓本 塔铭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贞观五年（631年）立石。拓本残存12页，前2页藏法国国立图书馆（P．4510），后10页藏于伦敦（S．5791）。塔铭原石早佚，此为唐拓旧本，近于原作，欧阳询清逸、劲秀而峻险奇崛的风格清晰可见，是为敦煌文献中保存下来的极品之作，弥珍宝贵。
妙法莲花经卷第六 敦博055号。《妙法莲花经》又名《新法华经》《法华经》，是印度大乘佛教主要经典之一。此卷由经生王思谦写于唐咸亨三年（672年），现藏敦煌市博物馆。典型唐楷。用笔劲利，精到入微，犹存北碑胎息，具浓厚的“内含刚柔”的虞体书风，为宫廷写经范本。
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卷上 敦研336号，卷前所缺部分P．3791藏于法国。书于唐咸亨四年（673年），硬黄檗纸本，有极细乌丝栏。楷书纯熟，用笔精到，可与《灵飞经》相媲美。
金刚般若经残卷 P．3278。“书手程君度”抄于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楷书，用笔精劲，法度严谨，佛心虔诚，一笔不苟，是无懈可击的杰作。
说苑反质第二十 敦研0328号。前缺。卷末有“民国三十六年于右任、王新全同观于南京”题记并于右任印章，上部钤有“敦煌县政府印”。唐代流行楷书，笔法娴熟，字形略扁，为精构妙作之品。
阅紫录仪 P．2457。经生许子×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抄写的道教典籍写本。结体宽博，笔法精熟，书法风格契合玄宗时代崇尚肥腴的审美意态，不失为唐楷经典之作。
合部金光明经卷第三陀罗尼最净地品第六 甘博074号。唐代写卷。结体严谨，法度完备，用笔灵动纯熟具有变化，是为经典作品之一。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二迦叶菩萨品 甘博006号。唐高宗时代黄麻纸写本，施萍婷认为是“宫廷写经副本”。相类于《合部金光明》风格，但显遒厚，用笔沉稳，谨严不苟，实乃国宝级经典作品。
思溢梵天所问经卷第一/第二 甘博106号。唐代写本。同上面《迦叶菩萨》相比，此卷显然出自经生手，从未改错漏多处即可证明。但就书法说是为上品。楷法不像宫廷书吏那样恪守法度，灵动多变，以至偶出行书笔意，可谓珍贵之品。
（二）敦煌草书
敦煌是中国书法草书书体的发源地，东汉的“草圣”张芝、“亚圣”张昶“兄弟二圣”，西晋的“章草宗师”索靖等皆是敦煌人。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草书书法是由甘肃创立奠基的。
盛唐时期，由于书法的社会风气十分浓郁，连清静寺院禅堂也被侵寻渍染，从而打破了程式化、工整化的抄经形式，使草书、行书等体现浪漫主义的书体也成为抄写经籍的形式。事实上，唐代的敦煌已然变成了一座庞大的书法学院，众多僧侣、经生、经生手以至禅师都被深深地笼罩在又一个“鸿都门下”，发展为极具势力和实力的民间书法集群。敦煌草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产生并为后世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书法瑰宝。
敦煌草书，主要是盛唐时期的写经作品，多为章草类墨迹，其特点是字字独立，结构简约，用笔少连带，点画讲求笔法笔势，不像今草书（即通常所谓的草书）整篇连绵激荡，如传为张芝所书《冠军帖》等。章草书体虽是将分书（汉隶）草意化的过渡性草书形式，但也具有风格创造性而各具特色。敦煌草书的代表作品，以盛唐时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最为精彩；其次尚有《恪法师第一》《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妙法莲花经明决要述》《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卷上》《大乘起信论广释卷第三》等。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追捧和倡导，王羲之声名雀起，连莫高窟的众书手也崇尊王法，蔚成风气。所以，敦煌文献中还有幸留下三帧《王羲之十七帖摹本残纸》，以及《蒋善进临智永真草千字文》等墨迹。
因明入正理论后疏 P．2063。盛唐佛典抄本。章草书。结构简约圆劲，用笔纯熟自然，通篇2万余字一气呵成且无改漏之处，显然出自敦煌寺院某位学识渊博、功力精深的书法巨擘之手，书法品质不在索靖《出师颂》之下，堪称章草书法的不朽杰作。
恪法师第一 盛唐草书写本。敦煌经卷文献，曾几经易手，后被王国维购得。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书法极尽王羲之笔意，又与孙过庭《书谱》息息相通，较多地保留章草的笔意神采，堪为高妙之作。
大乘起信论卷上 P．2141。书于唐大历六年（772年）前后的佛学论著。初楷书，转而行，又章草而多，可谓三体皆备。似开康里夔夔草书风气。
妙法莲花经明决要述卷第四 P．2118。唐佛经写本。章草书。书者粗通草法，可能是经生手之作。但注意轻重浓淡变化，结构清朗，与《恪法师第一》风格相近而又见异，不失为佳作。
王羲之十七帖摹本残纸 初唐草书临本。一是《得足帖》，湖蓝色彩笺本。P．4642。收刻于《十七帖》《淳化阁帖》。临本下部两边均残一小块。笔力遒劲，笔画略丰，颇得王羲之笔短趣长神韵，是敦煌文献中难得的书法妙品。二是《瞻近帖》，三是《龙保帖》，此二帖临于同一粉红纸S．3753上。现藏英国图书馆。《瞻近》上部墨迹褪失，《龙保》亦有缺残。当是有人将王羲之墨帖带至敦煌后的临作遗存。书者谙熟王法，又能自运，使转少而折笔略多，结字偏紧，近于孙过庭《书谱》调式，明显具有唐初宗法王书的气派，是追摹王书今草风范的佳作。
蒋善进临智永真草千字文 P．3561。残卷。茶褐色纸本。高25厘米，宽102厘米。真、草相间，各书34行。卷末有“贞观十五年（641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跋文。书法用笔瘦劲，可谓不乏骨力强健、“半得右军之肉”的佳构。
（三）敦煌行书
敦煌文献中的行书墨迹颇多，不仅用以抄写经文，还应用于一些辅助性的经籍注释、疏义、略述及寺院经济文书等诸多方面。
敦煌行书墨迹以行楷为多，行草相对较少。行楷书的代表作品，依大体时序主要有西凉《十诵比丘戒本》，西魏《法华经义记》《东都发愿文》《胜鬘疏》，隋《大集经卷第十八》，唐《春秋经传集解》《骑都尉秦元制受告身》《论语》《景教三威蒙度赞》《高适诗集残卷》《张君义勋告》《众经别录》，以及《归义军衙府酒破历》《温室经疏》《曹元忠状》等。行草书代表作品主要有隋《摄论章》，唐《温泉铭拓本残卷》《兰亭序摹本残卷》，归义军《节度使某官发首燃灯文》《正月十五日窟上供养》等。
十诵比丘戒本 S．797。十六国西凉建初二年（406年）的佛经抄本，僧人比丘德 所书。现藏英国图书馆。抄本较多地保留着分书用笔，但见行书之率意，稚拙有趣，堪为敦煌行书珍品。
东都发愿文 P．2189。现藏巴黎国家博物馆。写于西魏大统三年（537年）内容为梁武帝萧衍再三表白对佛的虔诚。瓜州刺史元荣以斯文来作功德，让令狐 宝抄录。令狐氏系敦煌书法显赫家族，敦煌文献的写经题记中多有令狐家族书家的题记墨迹。《发愿文》行笔流畅，线条飘逸，捺画丰厚，当是敦煌行书的流行时风之作。
大集经卷第十八 S．3935。隋开皇三年（583年）之前的经卷写本，现藏英国图书馆。多存魏楷书意，虽有乌丝栏，但书写不受囿限，气势雄放，质朴无拘，是为成熟的行书作品。
春秋经传集解 P．2540。唐代儒家典籍《春秋》抄本残卷。现藏巴黎国家博物馆。结字紧凑，用笔丰腴厚劲，不乏二王意趣又取法所自，存北碑意且开阖大度，可谓具相当功力的行书精品佳作。
骑都尉秦元制受告身 S．3392。唐天宝十四年（755年）的行书公文墨迹。现藏英国图书馆。字形略耸，高峻挺拔，用笔劲秀圆朴，寓颜真卿笔意，当是少见的妙墨精品。
高适诗集残卷 P．3862。现藏巴黎国家博物馆。残卷存诗30余首（含3首佚诗）。从其《双六头赋送李参军》《遇崔二有别》《奉寄平原颜太守并序》等诗中，可见诗人与颜真卿的友谊。书法近颜真卿之沉雄开阔，又开康有为之浑逸峭拔，为独具一格的行书佳作。
摄论章 S．2048。隋仁寿元年（601年）瓜州崇教寺沙弥善藏书迹。现藏英国图书馆。书法富有节奏韵律及线条变化，改变了北碑基本笔法而仍带分书之意，时见章草用笔，是风格颇为独特的行草书作品。
温泉铭拓本残卷 P．4508。唐太宗李世民书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永徽四年（653年）的拓本残卷剪装本。现藏巴黎国家博物馆。以行草书入石，唐太宗当为第一人。是拓仅距书刻五年，是迄今最早的传世拓本，十分珍贵。铭书用笔圆劲，线条清丽，一派崇王追王之大风，是为遒媚机敏的精品妙作。
硬笔行书墨迹 敦煌文献中约有2万页多种文字的硬笔书迹，其中一些汉字文书不乏可鉴价值，如现藏英国图书馆的中唐（S.4192）、晚唐（S.2041.4）的二纸契据类行书墨迹。虽没有毛笔书法的丰富变化，但线条亦寓唐时行书意趣，弥足古代硬笔书法之珍。
（四）敦煌篆书及其他
比较而言，敦煌书法中的篆书墨迹极少，仅存有几叶残卷，如《千字文残卷》。编号为P．4702、P．3658等，现藏巴黎国家博物馆。《千字文》是南朝梁周兴嗣撰写的集识字、习字为一体的字书教本，历来以王羲之第七世孙、寺僧书家智永以真、草二体所书的本子最为著名，敦煌文献中即有前述的《蒋善进临智永真草千字文》迹证。但篆书《千字文》极为少见，《隋书·经籍志》有著录，而唐以后便湮没无闻。此几叶残卷的发现，填补了仅有史乘载述而无迹鉴的空白。残卷书迹有如见到战国时期楚系文字《岣嵝刻石》般的“奇谲诡异”之感，书写颇为奇特，显然是出自粗知篆书的经生之手的墨迹。其间杂有民间迄今流传的“蚊脚篆”“香炉篆”等俗篆之意，其中“丹青”二字又简直是楷书写法，难怪有人称其为“篆书奇字”，可谓敦煌文献中的稀罕之作。
另外，敦煌遗书中还有不少诸如“飞白书”、双勾空心字、各种装饰性民俗美术字以及少数民族文字书迹，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唐宋间甘肃民间实用性书法现状，具有一定的史料研究价值。
五、纸绢瓶砖等书迹
甘肃先民是智慧的书法高手，创造了十分丰富的民间书法。甘肃保留下来的摩崖石刻、碑碣简牍、敦煌遗书等等，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出自民间书家之手的尤物。由斯说开去，国内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天下第一法帖”《平复帖》，并非上海人氏陆机所书，而应该是出自甘肃的伟大宝贝。因为，它的书法风格与陆机格格不入，已然像“规定”甘肃汉简、敦煌遗书是甘肃的遗存一样，将它“规定”在了甘肃；而甘肃汉简为它的产生提供了不可他为的生命基因和得天独厚的条件，所谓陆机所书当是后世伪托。《平复帖》，只能出自与索靖同时代的甘肃，勿庸置疑。
甘肃书法，除前述诸多表现形式外，还有不少诸如纸绢墨迹、崖壁书题、陶木砖瓦等书迹，从不同角度反映出甘肃先民的书法创造意识与审美思想。
（一）纸绢墨迹
纸绢墨迹，首先是创造了“中国纸上书法之最”的西汉《巨阳大利残纸》《持书来残纸》《元伏地再拜请帛书》和《东汉二镜纸》；其次是汉代《张掖都尉 信》《壶子梁柩铭》《张伯升柩铭》，魏晋《问对策文书》，隋唐“绢子写经”（如P·4506黄绢墨书《金光明经第二》《佛说无量寿经卷下》等）和“墨书记录”类的“经巾”，清代《重修纸坊镇桥房序》，以及历代皇帝圣旨、手札和各种契书等等。
巨阳大利残纸 约为西汉末期的墨迹遗存。于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现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间灰粗纸上集记“巨阳大利上缮皂五匹”9字，分书。字形横扁，用笔率意质朴，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纸上书法之一，至为珍贵。
持书来残纸 约前73年—前8年间的西汉书迹。悬泉置遗址共出土写有文字的汉代残纸9件，此亦其中之一。残存“持书来致啬”5字，章草。用笔轻重变化，极具书法意趣，堪为“中国章草书法第一古纸”。
陵叩头书信残纸 前8年的墨迹。出土于玉门关遗址，现藏敦煌市博物馆。存20余字，形扁工整，捺笔重按而出，是近于居延汉简《甲渠侯官名籍》的分书形态，弥足珍贵。
元伏地再拜请帛书 西汉书信。同出于悬泉置遗址，现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绢分书10行，计320余字，是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私人书信墨迹。作书人名元，受书人名子方。字形横扁，是典型的成熟期分书，用笔峻迈，线条劲逸，与居延汉简中的《贳卖衣财物名籍检》风格相近，可谓汉代帛书书法精品。
居延汉简中还有一些帛书家信等墨迹残片，如西汉中晚期（前86年—公元11年）的《居延帛书家信》（现藏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敦煌汉简中的《致幼卿帛书家信》（共2件，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约西汉中期的2件《僧缘帛书》（现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这些帛书残存墨迹皆为分书类书迹，各具个性特点，作为早期书法资料亦弥足珍贵。
东汉二镜纸 权名为《妇悉履》和《为养视》。出土于兰州市伏龙坪东汉砖墓，现藏兰州市博物馆。皆为圆形粉白纸，直径17.5厘米，系铜镜垫纸。《妇悉履》40余字，分书杂有行书意味；《为养视》60余字，分书夹杂章草。均为精挥妙用的纸上书法佳作，韵味十足，是字数最多的东汉纸上书法作品，十分珍贵。
张掖都尉棨信 绛红色缯帛，高21厘米，宽16厘米，上端有素绂。1973年出土于居延肩水金关遗址，现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篆书“张掖都尉棨信”6字。棨信是一种题表官号的旗帜，为官吏出行时系悬于竿上的仪仗之物。《棨信》虽仅6字，但显示出的率意篆书写法和动态线条之清劲刚逸的特点，反映出西汉晚期敢破敢立汉篆书风的书法精神，颇具个性特色。
壶子梁柩铭 绛红色绢制彩绘铭旌。1972年出土于武威磨嘴子汉墓。武威汉墓出土铭旌多件，此件是保存较好的柩铭墨迹，现藏省博物馆。高202厘米，宽47.3厘米。篆书结体上密下疏，其点画聚散的风格，显示了书者独特的篆书思想和审美追求。
张伯升柩铭 绛色麻织品彩绘铭旌。1959年出土于武威磨嘴子23号汉墓。从铭旌内容可见，死者张伯升原籍陕西平陵，当为迁居河西的移民。书法的动态线条有似于《张掖都尉棨信》，但字形趋方，亦无《棨信》那般纵长夸张的线条张力，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二）崖壁书题
崖壁书题与摩崖题记（刻石）不同，是指题写于山崖、墙壁或砖木等体表的墨迹。这类书题很多，但多为标记类文字遗迹，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作品并不多。由是，甘肃的崖壁书题墨迹，主要有新莽时代《诏书月令壁书》，北魏《崔琳纪年题记》《北石窟寺历代书题墨迹》《唐李叔政题壁墨迹》《莫高窟洞壁题记》，宋代《镇朔楼栋梁题字》，明代《岗岔石壁题记》《大佛寺护法殿壁书》，清代《释迦牟尼铜像题记》以及历代各地山、寺、观、院的壁上题书等等。
诏书月令壁书 在敦煌悬泉置遗址F26号屋内的墙壁上。分书。洋洋数千言，抄录了西汉末至王莽时的诏书、奏书、檄书及“四时月令五十条”。是为宣传新莽“学周公”、颁新令以及新莽政府关于保护生态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同时应付使者和仲的督察，以《使者和仲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的名称，工整书于传舍白墙上。字形横扁，书法娴熟，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壁书佳作。
崔琳纪年题记 位于永靖炳灵寺169窟石壁上。“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墨书。记叙开元中唐蕃议和，崔琳受命西使途经灵岩寺事。尾署正、副使以下72名官员姓名等。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石窟纪年题记，不仅显示了北魏时期题壁书法的真实面貌，而且对研究早期石窟艺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资证意义。
唐李叔政题壁墨迹 位于成县城东南约4公里的凤凰山大云寺大殿东侧天然岩崖上的泥质石灰粉壁之上。李叔政书。墨迹20行，行2-15字不等，可识文字约216字。字径1.5厘米—4厘米。行楷书。取法在二王及禇、颜诸家，又自成面目。李叔政史籍无载，由题壁悉知，他作为御史台成员之一的“侍御史”于元和八年（813年）六月十五出任成州刺史，其官阶至“开府仪同三司”，或称“开府”，品级 “从一品”，为最高级别之阶官⑥，并“使持节成州诸军事”。
岗岔石壁题记 位于夏河岗岔寺东南3公里处的峡谷石壁上。楷书4行，共约40字，字约10厘米见方。系明洪武三年（1370年）征西大将军徐达属部途经斯地时的留墨。风泐两侵，已模糊缺残，但书法功力仍可辨获。
（三）陶木砖瓦书迹
陶木砖瓦书迹主要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瓶题记》，宋代《镇朔楼栋梁题字》《买地券砖铭》，金代《墨书砖文》，元代《敕大庄严禅院题额》及其《牌书考证文》，明代《木版佛经书卷》《北海子塔砖铭》，清代《白塔山凤林香袅牌坊题匾》，以及《汉漆器盘铭》《汉瓦当铭》和省内各地历代以来的牌坊、匾额、门楼等书题墨迹，大多都具有一定的书法意义和人文价值。
陶瓶题记 1985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在敦煌祁家湾两晋南北朝墓葬群和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出土。均为普通陶瓶或陶钵，计70多件。其墨迹、朱迹多为祈颂类题记，皆类行书。共同特征是，急就书写，率意而为，存有明显的隶书笔意，大多出自民间巫觋之手，反映出河西地区150余年间书体由隶而楷并使之行书化的发展过程，可谓壮观。
镇朔楼栋梁题字 范仲淹知庆州时修建庆城北门镇朔楼所用之栋梁，长9.7米，宽0.6米，厚0.5米，墨题“宋熙宁九年岁次丙辰二月壬子高平范纯仁重建”20字。现藏庆阳县博物馆。熙宁九年即1076年，迄今900多年仍完好无损，墨迹清晰，堪为珍贵，被称为“神栋”。明弘治年间因之有题“二范旧治”匾，不存。
买地券砖铭 庄浪韩店乡河岸出土，有“阜昌八年”明确纪年。阜昌为1130年—1138年金伪齐帝刘豫年号，仅存在9年即被完颜 所废。故“阜昌八年”即1137年。四方砖，边长约31厘米，厚5.5厘米。正面磨光，边绘宽约3.5厘米花纹图案，内刻铭11行，计125字。辽金甘肃民间书法可由斯一见。
敕大庄严禅院题额 位于兰州晚报社院内的庄严寺大雄殿明间檐下“大雄殿”横匾之后。元代至元年间（1264年—1294年）书刻。竖额。高1.5米，宽1米。四周镶木雕纹饰，额心镂刻“敕大庄严禅院”6字，2行，行3字。殿旁有兰州金翼乾书写的考证木牌，曰：“考此‘敕大庄严禅院’六字为元代李浦光所书，字体遒劲，直逼鲁公，邑乘称其写绝，洵非虚也。特悬之以供艺术家欣赏云。”
木版佛经书卷 藏张掖市博物馆。抄写佛经356种计3584卷。系明英宗朱祁镇（1436年—1449年在位）敕赐张掖大佛寺的北藏官版佛经，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佛经之一。其中600多卷为泥金书，集书法、绘画于一体，精妙绝伦。
汉瓦当铭 瓦当俗称瓦头、瓦垂或瓦脸，是我国古代建筑檐端筒瓦的挡头，多为圆形，少数为半圆形，表面模铸文字或图案。省内各地多有出土和收藏。其铭多为“千秋万岁”“长乐未央”“无当司马”“大禾美帛”之类的吉语。书体有篆书、分书等，书法风格各异，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汉代甘肃民间书法的生动面貌。
六、书法人物与作品
（一）书法人物
书法人物，包括具有一定造诣和影响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批评家等。甘肃历代以来的书法人物众多，特别是张芝、索靖，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流大家，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
甘肃历代以来的书法家，史乘记载很多，以时代和出生年月为序，主要有东汉张芝、张昶、仇靖、仇绋、梁鹄、皇甫规妻（时称马夫人）；魏晋南北朝索靖、李思穆、傅昭；唐代胡霈然、吴郁、李范、李白、李璆、李清、李枢、李明、索勋、令狐石柱、令狐大娘；宋金元时期王仁裕、吴玠、许奕、傅慎微、余阙、边武、李浦光；明代李梦阳、胡缵宗、邹应龙、米万钟、朱识鋐、黄谏、释悟瑁、田晟、杨恩、朱衣、杨悫、许理、张凯、王道成；清代王了望、张美如、岳钟琪、吴镇、邢澍、潘尊贤、李铭汉、柳迈祖、张澍、叶桂、巩建丰、牛鉴、刘翰华、朱克敏、吴可读、王权、任其昌、张国常、于登瀛、孙海、刘永亨、丁锡奎、安维峻、牛瑗、张一贞、米汉雯、姚士璋、赵永年、音得正、潘钦岳；近代哈锐（回族）、刘尔炘、陈国钧、秦望澜、范振绪、马福祥（回族）、阎士璘、宋梓、赵元贞、张质生、贵薰、慕寿琪、王烜、杨思、苏源泉、胡宝耕、潘龄皋、裴建准、水梓、邓宝珊、魏绍武、魏振皆、何乐夫、韩定山、牟月秋、李树敏、丁希农、金玉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20世纪末的50年间，涌现出一大批新人，主要有冯国瑞、柯与参、顾子惠、张孝友、蔡后庵、邓博五、沈年润、甄载明、张邦彦、狄水池、马竞先、武克雄、刘九畴、牟紫东、郭令仪、魏学文、杜廷楹、马玉浩、何裕、尹建鼎、应中逸、陈伯希、朱德炘、高照、刘朱梁、董晴野、马负书、康务学、靳鉴、郭扶正、王维德、葛纪熙、王创业、郑汝中、马西园、鲁克俊、徐祖蕃、赵正、肖弟、黎凡、黄汉卿、魏万堃、蒙子军、张敬群、万惠民、徐尚义、张敬群、王大钧、林经文、翟万益、杨金鹏、董戈翔（撒拉族）、秋子、安继越、郝国良、秦理斌、张化麒、魏周山、王志宾、汪晓萍、杨瑞云、刘海义、石庆云、赵建玉、邵亚新、张永基、韦国栋、张改琴、程凯、何清荣、焦可敏、戴季昀、史彦明、王正岷、邵亚新、陈永革、陈扶军、刘开汉、荆立新、左和平、王昌林、李世珍、郑国斌、郭盾骅、林涛、马啸、魏翰邦、颜悦东、杨家凤、田世利、王训端、孙开仁、陶劲涛、马国俊、朱军、赵山亭、王林宝、李恒滨、安石、周宇春、田晓勤、王万宏、朱明山、王青彦等中青年书法家相继活跃在全省各地，为繁荣和发展甘肃书法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甘肃历代以来的书法理论人物，首先以东汉赵壹昭显史册，其《非草书》开了中国书法批评的先河，影响极大；其他尚有魏晋南北朝的傅昭及其《书法品目》，索靖及其《草书势》；清代如邢澍及其《寰宇访碑录》（与孙星衍合撰）、《金石札记》《金石文字辨异》《关中艺文志》等，冯尽善及其《书法要诀》，杨鼎琦及其《启后墨谱》，李朝栋及其《也园书谱》《四体豳风诗帖》，刘文炳及其《书谱》，张鋐及其《金石考略》；近代以来一直截至2013年，主要有张维及其《陇右金石录》，王裕和及其《临洮金石文物》，张思温及其《积石录》，庞文山及其《书法知识要领》《执笔法》《永字八法》，王尚仁及其《书法入门》《书法随录》，黄国华及其《千文·圣教·书谱集联》，蔡建邦及其《陇西县志·金石采访录》，沈年润及其《汉张芝书法流传简述》《释东汉三老赵掾碑》等，赵正及其《汉简书法艺术》《简牍书法》，徐祖蕃及其《肃府本淳化阁帖》《汉简书法选》《敦煌遗书书法选》（与秦明智、荣恩奇合编），秋子及其《中国上古书法史》《中国书法史略》《敦煌风漫话》《敦煌风续话》“敦煌风中青年书法家精品库”（10本）《敦煌写卷墨迹精选丛帖1—3》等，马啸、魏翰邦及其《书法门诊室2》等，马国俊及其《书法散论》《书境》等，张永基、刘云鹏及其《甘肃书法史》等，陈永革及其《行书基础理论》等，杨树岳及其《法由心生》等。其他书法理论人物还有很多，也都发表过不少书法理论文章。
这些书法人物，对于繁荣、推动和发展甘肃书法，都起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作用，同时也成为甘肃书法辉煌历史的一个个灿烂亮点。此以1950年以前出生（含）为准，著录一些主要的代表性书家。
张芝（？—约192年） 字伯英，敦煌人。名臣张奂之子。东汉杰出书法家。“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故时称张有道。”与季弟张昶以章草为长，而芝独步无双，驰名天下。丰诞誉其“草圣”（弟张昶为“亚圣”），深得王羲之推崇，与稍后的钟繇并称“钟张”，与索靖并称“张索”。对草书贡献尤大，研究并创出今草（笔法连绵的今草即其所创），历代以来赞誉甚高。代表作品如收入《淳化阁帖》中传为其书的《秋凉平善》《冠军》《今欲归》《二月八日》等帖。又传其著有《笔心论》。
仇靖（生卒不详） 字汉德，今成县人。东汉著名书画家、文学家。灵帝熹平年间（168年—177年）为武都郡属吏，职从史位。书法拙辣疏宕，“浑厚中极其飘逸”，代表作品即名驰古今中外的《西狭颂》《耿勋表》等。著有《惠安西表》《析里桥郙阁颂》《天井山记》《汉武都太守耿勋表》等。《中国书法词典》等多有载记。
仇绋（生卒不详） 字子长，今成县人。东汉著名书法家。任武都郡史。书法工绝，体态古茂，《 阁颂》乃其书丹。历代评价甚高。《中国书法词典》等多有载记。
赵壹（生卒不详） 字元叔，今礼县红河人。东汉词赋家、中国书法批评第一人。曾任汉阳郡上计吏。“回西县，州、郡先后10次请其任职，均辞不就，专心于读书写作，直至去世。”著有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60篇，总为《赵壹集》二卷，宋后已逸。其《剌世疾邪赋》表现了对当时奸邪当道、政治黑暗的不平。《非草书》专文抨击草书，系书法理论史上最早的批评著作，影响甚大。《法书要录》《书苑菁华》等俱有收载。
梁鹄（生卒不详） 字孟皇，今平凉人。东汉著名书法家。《书断》谓：“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知名，举孝廉为郎，灵帝重之，亦在鸿都门下。迁幽州剌史。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订壁，以为胜宜官也。”其“八分”（即分书）名噪朝野，《书品》将其列为“上品下”，历代多有评赞。书作不传，只有《孔羡碑集字》及《傅山临宗圣侯碑》，典籍中有记。王羲之曾赴许昌访习其书。
索靖（239—303） 字幼安，敦煌人，张芝姊之孙。西晋名臣、杰出书法家、学者。官至大将军左司马、散骑常侍、迁后将军。擅草书，被誉为“章草宗师”，与张芝并称“张索”。书法骨势峻迈，笔力惊绝。评者以为“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但墨迹多逸。《淳化阁帖》收有《皋陶》《七月廿六日》，另有《出师颂》《月仪》等法帖，虽后人摹本亦见奇宕之致，“无愧圭璋”。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索子》《晋诗》各20卷和《草书势》（《晋书》作《草书状》）。《草书势》概括而形象地论述了草书演变及艺术特点、风格、用笔、气韵、章法等问题，对后世影响颇大。
李思穆（生卒不详） 字叔仁，北朝今临洮人。自凉州渡江左，仕宋。官至光禄大夫、安北将军。《北史·李延寿叙传》载其卒年61岁。北魏著名书法家，工隶、草，为当时所重。但墨迹无传。《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大辞典》《历代陇中艺林人物》有记。
傅昭（454—528） 字茂远，南朝时今宁县人。官教骑常侍，迁金紫光禄大夫，至秘书监。谥曰贞。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擅长草书，《述书赋》云：“茂远捷锐，足以身给。彦和连环，迅不可及，如过雨之奔雷，飞燎之赫原。”撰有《书法品目》。《南史·本传》《中国书法词典》等均有载记。
胡霈然（生卒不详） 今泾川人。唐代著名书法家。工行书、八分、小篆。《六一题跋》谓：“霈然笔法媚熟可喜……其墨迹尤工……非石刻比也。”苏轼云：“至开元、天宝间……胡霈然最为工妙。”惜墨迹无传。《集古录》《书史会要》《中国书法词典》等均有赞记。
吴郁（生卒不详） 今两当人。官侍御史，以言事被谪后居家不仕，与杜甫交游、习书作记。善行书，笔势绵密，不谢当时。天宝三年（744年）李成裕所撰《唐玉真公主修功德颂》，天宝九年（750年）《开元寺卧禅师净土堂碑铭》为其所书，评者有赞。《续书评》《金石录》《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小辞典》等均有载记。
李白（701—762）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自称陇西布衣等，今秦安人。幼时在西域度过，五岁迁今四川江油。唐代伟大诗人、书法家，有“诗仙”之誉，与杜甫并称“李杜”。书法以行书为著，《裴敬李白墓碑》谓“翰林字思高笔逸”，《书系》云“李白不以书名，乃乘兴一帖，字画飘逸，行笔不让古人”。可见代表书作有《上阳台帖》等。《宣和书谱》《中国书法词典》等多有载记。
余阙（1303—1359） 字廷心，又名天心，武威人，党项族。官至刑部主事、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迁淮南行省左丞。谥忠宣。元代著名史学家、诗人、书法家。“篆隶古雅可传，小字似不经意，而丰处有褚遂良，潦倒处有杨景度、林藻笔意”。宋濂评曰“书亦清劲，与人相类”。墨迹不传。《中国书法词典》《陇右文献集》等均有载。
李梦阳（1472—1529） 初名莘，字献吉，又字天赐，号空同子，庆阳人。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进士，官江西提学副使。明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才思雄鸷，卓然为其时“十才子”之一，发动文坛复古运动为“前七子”领袖。生性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屡遭诬陷，先后五次入狱。书法“尝为《七尺碑》，大有颜真卿笔法”，写了大量墓志铭而不收钱财。可见书迹有榜书《白鹿洞书院》以及楷书《明故李母高氏之圹志》等。一生著述甚丰，仅诗歌2100首余，《空同子集》66卷行世。《国朝名贤遗墨跋》《中国书法词典》等均有记赞。
胡缵宗（1480—1560） 字孝思，一字世甫，号可泉，一号鸟鼠山人，秦安人。明代学者，著名诗人、书法家。正德进士，官至山东、浙江、山西、河南布政司左参政，迁任河南巡抚右副都御史。在苏州任职时曾与唐寅交往甚密，为其墓碑书丹。各地留有大量墨迹，可见有曲阜孔庙《金声玉振》、江苏镇江焦山《海不扬波》、天水伏羲庙《与天地准》等擘窠榜书，以及自作草书《早期持四屏》等等，评者有谓其书“有惊鸣游龙、气吞八荒之势”，“纵横奔放，潇洒遒劲，独辟蹊径”。著述颇丰。《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大辞典》等多有载记。
朱识鋐（？—1643） 明第十一世肃藩王，号太华道人，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兰州，崇祯十六年（1643年）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破兰州时所杀。好诗文，精书画。曾主持《肃本淳化阁帖》勒石，于天启元年（1621年）完成，清·倪苏门《书法论》谓“淳化帖在明朝，惟肃王府翻刻最妙”。善草书。传世书迹有兰州市博物馆藏《千字文卷》，用笔“圆转流畅，意志豪纵”，《碧血碑》“书法狂纵不羁，笔势连绵回绕”，以及《兰州拂云楼诗碑》等。见薛仰敬《明肃王书法赏析》等。
黄谏（生卒不详） 字廷臣，号卓庵，别号兰坡，兰州市人。明正统六年（1441年）中举人，翌年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曾出使安南（今越南），官至侍讲学士，约1460年遭诬陷死于押送至京途中。博学多才，为人谦和，工书善画，诗人。书法尤工古隶、篆书。永登妙因寺《敕赐大通寺记》为“探花黄谏所撰书”。著有《诗经集解》《释羲献六十帖》等。《书史会要》《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大辞典》《历代陇中艺林人物》等均有记载。
释悟瑁（生卒不详） 本姓康，号也失端竹，定西人。明代名僧、书法家。英宗“敕赐大国师”称号。宣德六年（1431年）受请书写《大藏金经》获重赏，宣德十年（1435年）书金字《华严经》以为至宝，正统十二年（1447年）赴京谢恩，“上览书法，嘉赏不已，复赐高丽纸，诏写《华严经》一部，磨金为字，秘之内库，世为国宝”，评者多赞其“书法精妙”。修成南山古刹崇福寺并为首代主持，英宗敕赐匾额，礼部尚书胡荧撰书碑文。《历代陇中艺林人物》有载。
王了望（1605—1686） 原名家柱，字胜用，后改名予望，字荷泽，古稀时又借孔子“获麟绝笔”典故停止著述更名了望，号绣佛头陀，陇西人。明末清初杰出诗人、书法家。顺治贡生。曾涉嫌入狱八个月。官福建泉州府同安知县，后辞归故里。曾将舍弟偷藏《怀素自叙帖》真迹献于清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在京华十余年，与王铎有师生之谊，故书风沾近。评者多赞“其书超过古人”。存世作品有《王维诗轴》《书为姻家册页》《是无等等匾题》等。著有《文雅堂诗文集》。赵正、程凯对其书法等多有研究。
张美如（？—1834） 字尊五，号玉 、第五山樵，武威人。清代陇上著名教育家、书画家、诗人。嘉庆进士，擢翰林院庶吉士，官至户部员外郎、御史。因失察削职而弃官归里从教，曾主讲凉州天梯书院、民勤苏山书院、兰山书院、西安关中书院等。书法主二王，“运笔行云流水，极其自然”，书法沉厚而又飘逸，时得之者视为至宝，有墨迹存世。《中国书画名人大辞典》等有载。
朱克敏（1792—1872） 字时轩，号颐道人、艮道人、遁道人、凤林山樵等，兰州人。清代著名书画家。自治印谓“乾隆年生，嘉庆秀才，道光优贡，咸丰教官”。一生倾心书画，以“朱隶”名扬京陇，传左宗棠客居兰州期间收受礼物只收朱氏书法。与林则徐交往甚密，感情甚笃，相知己而常有书信往来。评者有誉其“楷书以苍劲胜，行草跌宕恣肆，自成一家”。存世墨迹较多见，其“朱隶”作品如《流水幽兰七言联》《论书屏》，行书有《自作诗轴》等。著有《书法摘要》《训蒙简要》等。《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大辞典》等多有载记。
刘翰华（1792—1852） 字实斋，会宁人。嘉庆拔贡，考选一等京官，历工部主事、詹事府少卿。与苏源泉、刘庆笃并称“清代会宁书法三大家”。善楷、行，书法曾获京城评选第二名。存世书迹有《创建山陕会馆碑记》《记白居易文中堂》《鹦鹉中堂》等。
孙海（1840—1901） 字吟帆，一字举卿，号配山，秦安人。咸丰拔贡，历四川阆中、成都、富顺、遂宁等知县。才学瑰奇，尤见书名。在任时逢何绍基，观其书大加赞赏，遂书名大震。传世作品较多。行书《致大哥孙江书信》笔力遒厚，“精妙超群”。著有《陇干轶志》2卷。《陇右文献录》等有记。
安维峻（1854—1925） 字晓峰，一字小陆，号 阿道人，秦安人。清代名臣、诗人、书法家。光绪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转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作为一代谏官，“先后上六十余疏”，而以甲午战败后《清诛李鸿章疏》最为著名，因被革职。有“陇上铁汉”之誉。工书法，尤精小楷，行书亦佳。存迹除奏疏外，有《上舅父书》《致华卿书》等。著有《谏垣存稿》等。《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等有载。
刘尔炘（1864—1931） 字又宽，号晓岚、果斋、五泉山人等，兰州人。清代学者、教育家、书法家、楹联家。光绪进士，点翰林，授编修三年后辞官归里，主讲五泉书院，任甘肃文高堂总教习。先后创办兰州修学社与兴文社、省公立图书馆等十多个文化教育和慈善社团。以工代赈重修兰州五泉山，楹联、书法遍及建筑。著有《果斋前集》等数十部。《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大辞典》等多有载记。
陈国钧（1872—1941） 字子身，号西岩、逸园老人，靖远人。近代知名书画家。清末贡生，民国时曾任合水县知事、东乐县长。书法工隶、篆、行、楷，墨迹遍及靖远、宁夏、兰州五泉山等地。其花甲寿辰，范振绪题“洛下耆英”金匾以贺。于右任赞“此云书法不凡，堪与张裕钊、清道人媲美矣”。张尚瀛著有《爱国书法家陈国钧先生》。
范振绪（1872—1960） 字禹勤，号东雪老人、太和山民，靖远人。近现代著名书画家。九岁失怙，苦学中举并科进士，任工部主事。赴日考察回国后任河南济源、孟县知县。曾与康有为、梁启超清玩于北京荣宝斋深研书画多年。1934年回兰，后当选为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协甘肃省副主席。1941年陪同张大千赴敦煌临摹壁画，被称“尊师”和“禹丈“。书法重二王及唐宋诸家，尤得于坡翁，书风多变而个性鲜明，存世墨迹多。著有《书画题跋》等十多种。
贵薰（1878—1956） 字舜琴，号慕怀野僧、复明老人，定西人。素以书法而名。长于行草，尤善榜书，民国间兰州商号匾额多出其手，书法“浑厚圆劲，内藏骨力”；所书《出师颂》《怀素自叙》等流传甚广。薛仰敬著有《陇上书家贵薰》。
裴建准（1884—1969） 字孟威，号南谷山樵，渭源人。近现代陇上著名书画家。保定陆军军校毕业，授揄威将军。先后任甘肃督军署军务处长；兰州佛协会理事长、省政协委员等职。书善行草，墨迹多传，出版有《裴建准书画集》。
魏绍武（1887—1982） 字鸿发，后以字行，甘谷人。现代知名书法家，能诗赋。保定陆军军官速成学堂毕业。历任甘肃督军公署参谋长、甘肃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省文史研究馆员、省政协常委等职。善行书，入颜法而变成自己风格，作品见《甘肃省书法集》。
魏振皆（1889—1974） 原名继祖，后以字行，皋兰人。20世纪杰出书法家。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赴日考察回归故里，历任酒泉中学、武威师范学校、兰州五中校长等职，后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倾情书法，从于右任“标准草书”和王世镗“增改草诀歌”启悟，得汉简、写经之髓，创变形成“魏隶”“魏行”书体而戛戛独响，饮誉甘肃以至中国书坛，颇有影响。作品曾在国内外展出，1982年出版有《魏振皆书法艺术》。
张维（1890—1950） 字维之，号鸿汀，临洮人。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金石学家。拔贡，授学部书记官。曾创办《甘肃民报》等报纸并主笔，历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甘肃省署秘书长、省建设厅长、国史馆顾问、兰州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特约教授、国民党中央执委、省参议长等职。书法诸体皆妙，兰州碑刻中多有其书。尤攻金石之学，所著《陇右金石录》13册曾被列为国际学术交换书籍。著有《陇右方志录》等数十种，为国内史学界所重视。《中国名人图鉴》等多有记述。
韩定山（1893—1965） 名瑞麟，以字行，号 民，别署炳烛翁、耕天山农，文县人。现代教育家、诗人、优秀书法家。清末毕业于甘肃存古学堂，1915年列道试榜首。历任文县教育局长、文县参议会长、兰州师范学校和兰州大学教授、省参议员，1953年受聘为省文史馆馆员并兼任秘书。书法崇尚二王，摹帖数十种而成典雅学者书风，清秀劲健，具书卷气，传见不少手札墨迹和条作。
牟月秋（1894—1973） 原名桂馨，临洮人。著名书法家。兰州师范学校讲习科毕业，1925年赴沈阳法政学院进修并执教数十年；新中国成立后任兰州一中副校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省民盟常委等职。书法善篆、隶、章草，尤以钟鼎大篆见长，“用笔流畅，顿挫多姿，气势爽朗”。在沈阳时书法声誉益高，以中、日索求者之润笔访购古今名人书画甚多。作品多次在北京及日本展出。《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大辞典》等有载。
王尚仁（1896—1976） 字宇之，临洮人。知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江苏南通师范学校毕业，历任武威中学、临洮师范学校校长及漳县县长等职。工书法，真、草、隶诸体皆善，“刚劲有力，独成一家”。通书法理论，著有《书法入门》《书法随录》等。
冯国瑞（1901—1963） 字仲翔，号麦积山樵，晚号石莲谷人，天水人。青年时入东南大学研读文史考古，后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得梁启超称赞。历任甘肃省通志局分纂、青海省政府秘书长，东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等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政府文教委员、文物管委会主任、省政协委员、文史馆员等职。著颇丰。书法流传较多，有誉声。
顾子惠（1904—2005） 江办太仓人，40年代初移居兰州。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有“陇上书法泰斗”之誉。早年从事理工土木专业，遍游名山大川。居兰州后与魏振皆等精研书艺，上溯甲骨钟鼎，下启汉魏六朝，自《张黑女》和《石门颂》中得造化独造己风，“古朴隽逸，淳厚敦拙，影响至大”。作品多入国内外展览和被收藏、勒石。《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等多有载述。
张孝友（1905—1961） 字师仲，庆阳人。书法之名盖过官名。毕业于平凉柳湖师范学校。曾在冯玉祥、邓宝珊、于右任部下任职，后任甘谷、西和县长。工书法，诸体皆能，尤精行草，40年代在甘肃书法展览评议中名列前茅。于右任谓“今海内尚吾书者众，惟庆阳张氏独得”。书作散藏秦陇各地，有《张孝友书法选》出版。
蔡后庵（1905—1962） 名履峰，以字行，秦安人。杰出民间学者书法家。历任县党部职员、秦安工学教师等职；曾拒县长之任，涉嫌入狱九个月，政治坎坷。一生致力于书法、诗词、文史研究。书法多楷、行，亦草，化碑于帖。创造性地将北碑楷体行书化，又不宗一格自出机杼，赋予作品丰厚学术内涵。于右任、慕少棠、顾颉刚、黎锦熙等多有赞誉。墨迹多散藏民间。著述颇多，但多遭毁。
邓博五（1908—1997） 镇原人。知名民间书法家，省书协会员。一生书法为业。尤善草书，结体简洁，用笔灵动，作品获1980年甘肃省庆祝建国30周年书法评奖三等奖。墨迹流传甚广，多有评赞。
沈年润（1910—1996） 浙江平湖人，50年代初移居兰州。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知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和教育家。师范毕业，从教多年，又职西北石油管理局运销公司，曾任省文史馆员。后致力书法教育，开门办班，受业学生达千人。尤善行书，作品秀逸质朴，多在国内外展出。著有《汉张芝书法流传简述》《释东汉三老赵掾碑》等，出版有《沈年润书法作品选》。
张邦彦（1913—1988） 字石帆，天水市人。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40年代曾在省政府供职；后任省博物馆副研究员，政协甘肃省委五、六届委员。60年代初偕同陈梦家、何乐夫、冯国瑞等专家从事汉简研习、整理出版工作，曾为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摹简千余作馆藏，被尊为“简牍专家”。书法以北碑、章草和简隶相融会，成温润多变个性风格，作品多在国内外展出，颇有影响。《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大辞典》等有载。
武克雄（1914—2000） 笔名婴叟，甘谷人。知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30年代受业于范振绪，得魏振皆、丁希农、黎雄才指教。善行书。作品入选河南“国际书法展”及日本秋田县举办的中日书法展，获省展作品一等奖。国内各地多有勒石。论文散见于专业报刊。《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等有载。
刘九畴（1919—2003） 笔名范畴，原籍河南温县。知名书法家。曾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书法家协会第一届名誉理事、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同谷书画院名誉院长。书法以行楷见长，多有入展和流传。著有《墨华集》《刘九畴书法选》。
魏学文（1920—1996） 字雨庵并多行，甘谷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省书协第一届名誉理事，陇上著名书法家。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庭训而濡墨，发韧二王颜柳，得益汉魏石金及张裕钊、李瑞清之法而成风格。书多“魏楷”亦隶、行。作品获1980年甘肃省庆祝建国30周年书法评奖三等奖，入选全国第一、二届书展等。
马玉浩（1921—1996） 名原作毓豪，字志超，号金沙，别署苏山老人，民勤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省书协第一届名誉理事，知名书法家。1947年毕业于武威师范学校，曾任武威地区文联副主席、民勤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书体咸备，长于草书。作品入选西北五省区书法展、黄河流域十省市书法展、北国十四省市书法展等。《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等有载。
何裕（1921— ） 字聚川，号竹节馆主，临洮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省书协第一、二届名誉主席，陇上著名书法家。194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任兰州医学院教授、省老年大学书法教授、省政协委员。书体咸备，楷居多。作品多入全国展、国际展和勒石、被收藏。《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大辞典》等均有载记。
尹建鼎（1922—1997） 笔名半坡，原籍陕西渭南。194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长期在兰州园林部门工作。曾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兰州市书协名誉主席，兰州于右任书法艺术研究会顾问。1979年5月率先发起成立省内第一个组织“兰州五泉书画研究会”并任会长。以“于体草书”为长，多入国内外展览，墨迹流传甚广，影响广泛。《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录》等有记。
陈伯希（1922— ） 原籍山东潍坊，1939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40年代随部队迁居兰州。长期从事书画篆刻，甘肃书法研究会会长，中国美协理事。历任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战士文化读物社美术组长、总编辑，省美术工作室主任、《甘肃画报》总编辑，省文联副主席、顾问等职。书法善篆、行，多在国内外展出、入集并被收藏。《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等多有载述。
朱德炘（1922— ） 笔名景炎，原籍河南叶县，后居兰州。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省书协顾问。原任省电视台台长。数十年笔耕不辍从事习书摹帖墨海之旅，作品参加十余个各种展览，并在深圳、昆明、兰州以及法国巴黎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览，传略与作品入编《中国古今书家辞典》等典籍。出版有《朱德炘书法选》。
刘朱梁（1923— ） 号梅笑、梅翁、醒梅轩主人，原籍陕西韩城。老红军书法家，中国书协会员，省书协顾问。书体皆备，善草、篆，尤以自制鸡毫作草书，古朴凝重，飞白奇逸，颇多意趣。央视曾先后两次专题介绍。作品多入国内大展和被收藏。出版有《梅笑双钩法帖二十集》《刘朱梁书法艺术》。
董晴野（1924—2013） 天水人。知名书画家。先后毕业于西北大学、国立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曾从事后勤部队战地服务工作，文化、文物管理及考古等。书法入手二王，得冯国瑞指导，成自家面貌。行草作品入“西北五省区书画展”、“敦煌国际艺术节书画展”等，有勒石和收藏。
康务学（1926—2004） 字白丁，号陇上书痴，武山人。中国书协会员，天水市书协名誉主席，知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倡导者。一生从医。60年代初呼吁中小学生写毛笔字、开书法课，致信董必武、郭沫若等受重视，并由此拉开书法教育帷幕，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书法呐喊者”。行书作品入多个展览，并三次赴日举办个人书法展，有勒石，评者谓“笔法正气凛然”。论文《苕溪诗研习质疑》在“中国襄阳米芾书会”交流。武山县建有“康务学捐赠名人书画陈列馆”。
郭扶正（1930—2005） 笔名宋廓，兰州人。知名诗词学家、书法理论家、书法家。甘肃省特级教师。著有《黄龙碑考略》《肃本淳化阁法帖》《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唐琏及其书画》《日魂月魄 风采龙文——论魏振皆书法艺术》等。书法善行、草，沉着遒劲，多入省内外展览，两次入选日本秋田县书展，有作品勒石或被收藏。《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有载。
王维德（1931—1995） 号岳川，民勤人。中国书协会员，知名书法家。长期从事文化工作，80年代调入兰州。曾任省政协委员、文史馆馆员。书法多体，以行书见长。作品以“苍劲丰润、沉着刚健”为特点，入众多国内外展览，并多次举办个人书法展览。并多次举办个人书法展览，有勒石，流传甚广。出版有《王维德书法集》《行书字帖》等。
葛纪熙（1931— ） 山西吉县人。曾任平凉地区书协首届主席，省书协顾问，知名书法家。华北大学结业后分配到庆阳地区工作，历报社编辑、平凉地区群艺馆副馆长及工会主席等职。书法攻行草，兼诸体，秀雅古朴，沉着凝练，作品曾获省展一等奖，流传甚广，多被收藏。著有《怎样写毛笔字》《葛纪熙书法集》等。《中国现代书法界人名辞典》等有载。
王创业（1932— ） 山西永济人，1949年入伍，后转业兰州。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诗人。曾任中国书协甘肃分会筹备组组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会员、省诗词学会顾问。工书法，尤长于章草、楷书。以功力深厚、用笔精到著称。作品入国内外众多展览、碑林，流传甚广。著有《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部分辞条，论文《汉简的文字学和书法美学意义》曾入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有书法作品选集等。
郑汝中（1932— ） 北京人。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安徽艺术学院毕业后任教，1986年后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书法作品有参展。著有《敦煌写卷书法精选》《敦煌壁画乐曲研究》等。曾主持敦煌壁画乐曲研究课题，制成乐曲35种、60余件。
黎凡（1934—2014） 字文屏，号积石山人，原籍青海循化。中国书协会员。曾为西北民族大学教授，甘肃省政协委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善行、草书。书法雄强逸荡，多入国内外展览；出版有《行书字帖》《黎凡书唐诗廿五首》《简繁体草书字帖》《书法知识》《写字学》等，发表《关于书画家长寿的初步研究》等论文。多种典籍有载。
徐祖蕃（1935—2013） 山西五台人。著名书法家，中国书协会员。甘肃省博物馆原研究馆员。致力于简牍、写经研究，创造性地将此与颜楷用笔相糅合，形成独特的“徐体”风格妙震遐迩。作品曾在日本东京等地展出，为嘉峪关城楼书写《天下第一雄关》巨匾，墨迹多被国外博物馆、美术馆收藏。与他人合作出版有《汉简书法选》《敦煌遗书书法选》《肃本淳化阁帖》等，分获“黄河金牛奖”一、二等奖和省优秀图书奖，颇有影响。
赵正（1937—2006） 笔名黎泉，山丹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生物系。曾任中国书协一、二届理事、学术委员，甘肃省书协一届主席、二届名誉主席，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历任省博物馆主任、副馆长，甘肃画院院长，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等职。长期致力于书法研究和创作，著有《汉简书法艺术》《简牍书法》《汉简隶书选》《王了望书法研究》等，论文《西北汉简书艺略论》选入中国第一本《现代书法论文集》，并有论文入选国际书法研讨会和在国内外专业刊物发表。书法诸体皆备，尤以写简驰名，其“赵隶”匾牌、勒石、被收藏甚多，入众多中外大展，并在日本和国内数次举办个人书展。《中国古今书画名人辞典》《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等多有载述。
黄汉卿（1938—2012） 浙江剡溪人。甘肃省书协会员，知名书法家、诗人。曾任民盟省委宣传部长。善行书。作品骨峻雄强，入众多国内外展览并办个人书法展，有收藏。《当代书法篆刻家辞典》等多有载记。
蒙子军（1939— ） 陕西泾阳人。系中国书协一、二届理事，中国美协会员、甘肃省书协一届副主席、省文联委员。1958年入伍，长期从事部队文艺工作，曾任兰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善行书，以鸡毫创就险奇峻峭、别具面貌的风格。作品曾多次入展国内外展览。《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当代美术家名人录》等均有载记。
张敬群（1940— ） 兰州市人。曾为兰州书画院专业书画家，系中国书协会员，兰州市书协副主席，省文史馆研究员。善章草，雄强凝重，朴茂自然。作品多入全国大展，曾获省市一、二等奖、敦煌文艺奖、金城文艺特别奖等。编辑出版有《柳体描红》《柳体描仿》。《中国现代书法界人名辞典》等有载。
万惠民（1943— ） 字润生，天水人。系中国书协会员，省书协副主席，天水市书协主席，世代书法家。任天水书画院院长，省政协委员。主攻《泰山经石峪》，旁涉其他。书法沉凝朴厚，端庄工稳。作品多入国内各项展览，流传甚广。《书法》杂志、《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大成》等有载。
徐尚义（1945—2001） 临夏人。曾为兰州书画院专业书法家，生前系中国书协会员，省书协副主席，兰州市书协常务副主席，二级美术师。书体咸备，尤以行草而名。书法雄强劲逸，流畅自如。作品多入国内外展览，曾获省敦煌文艺奖等；先后三次举办个人书展。著有《徐尚义书法集》。《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等有载记。
王大钧（1949— ） 兰州人。著名书画篆刻家。中国书协会员、民进甘肃省委书画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书协顾问、兰山印社副社长等。篆刻作品入选一、四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等多项展览及《当代印社志》等。
林经文（1950— ） 号红柳堂，兰州市人。著名书法篆刻家。中国书协会员、甘肃省书协顾问、兰山印社副社长。篆刻作品入选首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等众多展览及《当代印社志》等。《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有载。
（二）其他主要书法作品
其他主要书法作品，即省内各地馆藏的历代其他一些主要书家的作品。自北宋以来到近现代各时期书家的作品，全省各地馆藏墨迹达数千件。主要的有宋代苏轼、米芾、岳飞；明代沈周、文征明、董其昌、唐寅、黄辉、肃藩王；清代康熙帝、乾隆帝、雍正帝、何绍基、赵之谦、王铎、刘墉、王杰、翁同和、翁方纲、康有为、左宗棠、铁保、成亲王、史可法、陆润庠、张和、罗锦山、聂吉儒、苟炳甲、王鉴、王翚、蒋廷锡、侯正、林则徐；近现代吴昌硕、张大千、于右任等名家墨迹。此外还藏有很多历代甘肃书家如胡缵宗、王了望、张美如、朱克敏、唐琏、范振绪、孙海、安维峻、吴镇、马福祥、裴建准、水梓、杨思、潘龄皋、刘尔炘、冷文炜、魏振皆等众多作品，弥足珍贵。
第三节 篆刻
甘肃篆刻与书法比较而言相对迟滞嬴弱，遗存亦少，尽管历史上也保留下来一些印物、印迹，但总体上不发达。直到清以降，到清中叶才逐渐发展起来，不仅形成篆刻风气，而且以唐琏为代表的印人辈出，揭开了甘肃篆刻繁荣发展的光灿之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甘肃篆刻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1984年6月，甘肃第一个相关组织“武威青年金石学会”成立，随之以齐白石入室弟子骆石华为旗手，带动甘肃篆刻日益兴盛，队伍不断壮大，展览、交流活动相继开展，出现了一个可喜的局面。
一、篆刻遗存
甘肃篆刻遗存作品，最早的应是舟曲出土的西汉《无当司马》铜印；其次是时代难分前后的汉代（西汉、东汉）印，如天水、兰州均有出土的汉《军司马印》，天水地区出土的《别部司马印》《胡王归护印》《隗贲印》，庄浪出土的《东门封印》《揉》《左宰》，民乐八卦营城址出土的《骑部曲都》《部曲将印》《赵猛》等官、私印。魏晋时期的有藏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的《振武亭侯》鎏金铜印，天水博物馆的《魏率善胡佰长印》，出土于西河的《魏归义氐侯》《晋归义氐王》《晋归义羌侯》，酒泉境内出土的《裨将军印章》等少数民族王侯金印以及魏晋时期氐、羌下级官吏印章和将军印可鉴。值得一提的是，敦煌文献中藏有大量历代尤其是唐、五代十国时的印蜕，这些钤盖在经卷文书上的很多印迹，如《瓜沙州大王印》《凉州都督府之印》《归义军节度使之印》《敦煌县之印》等官印，以及各种藏经印、道真章、私印、朱记、形押印等等，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篆刻的兴盛，从数以百计的印蜕中可以领略唐、五代十国时期篆刻发展的大致情形。宋金元时期到明代五六百年间，甘肃篆刻沉入有史以来最低谷，目前能看到的印物很少，有金代《都统之印》《杨王孙双面铅铁印》《泾州之印》等，宋元时期的印章凤毛麟角，极少迹鉴；省博物馆藏有二枚征集来的明代象牙印，一是《庄严妙相》，一是《灌顶净觉佑善国师西天佛子》，极为珍贵。清中叶起，甘肃篆刻兴起走向发展，印迹亦多起来。
二、篆刻人物
甘肃篆刻人物，依时序主要有唐琏、朱克敏、吴俊三、张敬行、刘庆笃、丁希农、邹梦禅、李泽夫、刘冰庵、叶雨尘、雷石洲、李更生、陈少亭、骆石华、应中逸、度北辰、华民、靳鉴、郑铁林、徐祖蕃、邵灵、周兆颐、钱默君、高照、华民、王大钧、林经文、刘儒志、高照、钱默君、华民、邓烈文、金禄、夏天公、史彦明、翟万益、左和平、李雅成、李枝葱、秋子、童定家、陈华、丁伟、李世嵘、汪志刚、萧喑、郑成功、曹伟东、邵灵、谢国强、马荣胜、韩甦毅、戴永明、冯正中、赵山亭、陶毅、马识途、薛虎俊、马宏伟、张大愚、齐志诚、张创军、陆世泰、孙学勇、李钢等。下面以1950年以前出生（含）为准，著录一些主要的篆刻人物。
唐琏（1956—1836） 字汝器，号介亭，别号栖云山人，兰州人。清代著名书画篆刻家。一生绝意仕进，专心笔墨石耕。曾学画于崔蒿斋，习书于大劳山人王伯崖，从医于复初老人，弄琴于王珊苔。嘉庆间客游武昌，与诸书画篆刻家同游，得益颇多。尤承法皖浙二派遗绪，并力追明代文彭，开启了甘肃篆刻新纪元。著有《松石斋集》《松石斋印谱》等。
吴俊三（生卒不详） 字宾门，清代泾川人。嘉庆官中书舍人。工书，精刻印。时于平凉府印事多有影响。《中国古今书画名人大辞典》等有载。
张敬行（生卒不详） 字礼堂，号笃初，定西人。清末书法篆刻家。书有数帖铅印行世，时誉“陇上书印家”。
刘庆笃（1870—1936） 字吉甫，会宁人。清代学者、诗人、篆刻家、书画家。光绪进士。赐二品衔，任外务部兼行内阁承宣厅佥事等职。在京时与梅兰芳过从甚密，为之修改多本名剧。自用印、官署印、私友印皆有所治。著颇丰，仅《镜仁堂诗抄》达5集。书印造诣较高，逢求必予，深得世人敬重。
丁希农（1891—1978） 山东日照人。30年代始居兰州。著名篆刻家、书法家。曾任省文史馆员、民革委员。40年代在兰州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览倍受好评。著有《丁希农书印汇册》，叶恭绰为序。《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等有载。
邹梦禅（1905—1986） 原名敬 ，字悼堪，号今适、大斋，别署迟翁，浙江瑞安人。著名书法篆刻家。早期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协会员。曾任教上海光明中学，1958年至1978年下放在山丹刻字社当工人，受邀任教于张掖师专，并在兰州大学讲学。《辞海》书名即其1929年书 。篆刻、书法作品在北京、上海、无锡及日本、波兰等地多次展出。著有《梦禅治印》《梦禅治印集》等，影响颇大。
李泽夫（1905—1997） 名福善，以字行，别号遣叟，永登人。书法篆刻家。16岁投师陇上学者、书法篆刻家胡宝耕，10年得传，遂在兰州隍庙自立门面开店治印。60年代其《毛主席长征诗篆刻》入省展，鲁迅诗句印入编《甘肃省书法篆刻集》。代表作品为《文天祥正气歌组印》。
刘冰庵（1910—1973） 名庆祚，字祉绵，号铁父、长白山农，沈阳人。著名篆刻家、书法家，有“齐门高足”之誉。1951年出狱后在兰州治印为生。1954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世界和平博览会上展出巨印《保卫世界持久和平》，人民美术出版社征集社标中其《人民美术》印获选。
陈少亭（1913—1998） 原名鼎，后以字行，号耕石老人，靖远人。知名篆刻家、书法家。中国书协会员，省书协名誉理事，兰山印社顾问。篆刻作品曾入全国展，获评比优秀奖。著有《陈少亭篆刻集》等。
度北辰（1915— ） 陕西汉中人。陇上篆刻家、书法家，省书协会员。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专事篆刻和书法，30年代即发表作品。多次参加省级展览。入编《当代印社志》等。
骆石华（1920—2013） 字橐也，号嚼石老人、了空居士，因入室齐白石学印又得“白石门下”之称，兰州人。著名篆刻家，亦书法。省文史馆馆员，兰山印社社长。一生治印为业，1940年即创办石华印社，1986年担任兰山印社社长至今。作品多入国内外展览。著有《石华篆刻选集》等多部。
应中逸（1922—2004） 字燮，号黎生，别署寒香室，浙江鄞县人。著名篆刻家、书画家、诗人，省书协名誉主席。16岁赴沪学艺，1958年支边来甘。历任省工艺美术公司副经理、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印作多入展事，曾为陈毅等领导人治印。著有《咏梅篆刻》《应中逸百梅诗书画印集》等。
华民（1928— ？） 另署亚龙，山东济南人。善篆刻，省书协理事，二级舞台美术设计师。作品多入各级展览，有被选送国外作交流或馈赠。入编《当代印社志》《全国印社联展作品集》等。
靳鉴（1929—2012） 笔名石痴，号师竹室，武威市人。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兰山印社副社长，中国书协会员，中国美协会员，省书协一届名誉理事。作品多入国内外展览，入编《当代印社志》。《中国现代书画家大辞典》《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等均有记述。
邵灵（1937— ） 字易卜，号铁道人，秦安人。甘肃画院专业画师，亦篆刻。中国美协会员，兰山印社顾问。作品多在国内外展出，有获奖；篆刻作品入编《全国城市印社作品集》。著有《邵灵印集》《邵灵国画作品选》等。
钱默君（1943— ） 原名墨君，号群石，江苏无锡人。著名篆刻家，尤以肖形佛印鸣世。兰山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作品多入全国篆刻展览并有获奖。著有《敦煌印集》《敦煌飞天百印》等。
王大镛（1945— ） 兰州市人，善治印、书法。省书协会员。篆刻作品入选首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甘肃省书法集》等。
刘儒志（1950—2012） 笔名大奇，山东蓬莱人。篆刻家、书法家。中国书协会员、省书协会员。篆刻作品入选首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等多项展及《当代印社志》等。
第四节 书法理论著作出版
甘肃书法、篆刻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但也有一些理论著作相继出版，对甘肃书法的创作、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导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汉简书法艺术》 赵正著，1982年2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简牍书法》 赵正著，1985年4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有关简牍文章6篇，附图32幅。
《中国上古书法史》 秋子著，2000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李正宇序。总印数7000余册。荣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获奖提名、甘肃省委省政府社科成果奖二等奖。
《书法散论》 马国俊著，2001年8月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程金城作序。
《书法门诊室2 》 马啸、魏翰邦著，2001年9月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敦煌风漫话》 秋子著，2003年12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之一，邱振中总序。荣获甘肃省委省政府敦煌文艺奖三等奖。
《中国书法史略》 秋子著，2008年9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985”工程资助项目之一，杜斗成总序。荣获甘肃省委省政府敦煌文艺奖一等奖。
《甘肃书法史》 张永基、刘云鹏著，2011年3月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境》 马国俊著，2010年11月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法由心生》 杨树岳著，2013年7月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2006年10月28日初稿于半翰斋灯下
2013年12月25日修改于半翰斋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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